了解《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分析《水浒传》中重要的人物形象：宋江、林冲、鲁智深、武松、杨志；分析《水浒传》中辅助人物的描写；分析《水浒传》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第一节 成书过程
一、关于水浒的历史记载
与《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的历史真实性非常稀薄。有关宋江起义的历史记载，见于《宋史》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和《张叔夜传》，文字不多，语焉不详。各种史料中有关宋江起义的记载时有互相抵牾之处。譬如说招抚宋江的人，有说是张叔夜，有说是蔡居厚，有说是折可存。由史书的简略记载可知，宋徽宗宣和年间，宋江等人活动于淮阳、京东、江北等地，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至于宋江最后是否接受了朝廷的招安，招安以后有没有去打方腊，则说法不一，莫衷一是。《夷坚志乙志·蔡侍郎》中说，蔡居厚“帅郓时，有梁山泊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按照这种说法，宋江等人受招安以后就被杀掉，当然也就没有征方腊的事了。《侯蒙传》中所谓“官军数万，无敢抗者”，恐怕带有夸张的成分，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没有这么大的规模，倒是方腊起义的规模与声势比较大。《水浒传》中梁山一伙的征辽、征田虎、征王庆，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只有方腊起义是事实。两宋的正史和野史中都没有说到宋江和梁山有任何关系，宋江起义根本就没有建立什么根据地，是流寇式的流动作战。在《大宋宣和遗事》中，水浒英雄的聚义地点在太行山梁山泊，但太行山并没有听说有什么梁山泊。梁山泊也没有小说描写的那样壮观，它既没有“东连大海”，也没有“纵横河港一千条”。涉及梁山的战争无疑是被小说家极力地夸大了。历史上的宋江，据说是“勇悍狂侠”，这和《水浒传》里多少有些窝囊的郓城小吏的形象有很大的出入。因为史料的互相抵牾，学术界甚至有人提出，宋江其人其事不是来源于《宋史》，倒是《宋史》中有关宋江的记载来自小说，来自《大宋宣和遗事》，来自宋元的说话艺术。即是说历史上是否确有宋江其人也成了问题。
二、话本中的水浒故事
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公案类里列《石头孙立》，朴刀类里有《青面兽》，杆棒类里列有《花和尚》、《武行者》的名目，可惜这些话本无一流传，现在已看不到正文。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分别是杨志、鲁智深和武松的绰号，石头孙立是否就是《水浒传》中的“病尉迟孙立”，还不好说。罗烨的著录说明水浒英雄的故事已经成为南宋说话艺术的重要题材。有关宋江等人的史料既然是那么稀少，水浒故事必然是更多地依靠说话艺人的想象力，依靠民间传说的滋补。稍后，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录有宋末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完整地记录了宋江等36个首领的名字和绰号。龚开是一个著名的画家，他为水浒英雄的画像撰写题赞早在《水浒传》成书以前。题赞和这些英雄在《水浒传》中的性格并不完全一致，可以看到水浒故事尚在发展之中，还处在自由发挥的阶段。譬如说吴用是“酒色粗人”，说武松是“酒色财气，更要杀人”，说石秀是“石秀拼命，志在金宝”，这些都和《水浒传》给我们的印象有很大出入。很显然，水浒英雄的形象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有意无意地提高。
三、《大宋宣和遗事》
结集于宋元之际的《大宋宣和遗事》是宋元讲史平话。清代著名版本学家黄丕烈因为书中“惇”（南宋光宗的名讳）字缺笔，而认为此书“当出宋刊”（《士礼居丛书》本跋）。但是，书中讲到陈抟预言宋朝“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闽、四广”，这些话只有南宋灭亡以后的人才能说得出来。而且书中直称宋太祖赵匡胤、宋高宗赵构之名，毫无避忌，所以一般认为，该书最初为宋人所编，后来又经元人增订。这本书汇抄各种材料，供说话艺人之用，其中既有民间艺人的口头创作，譬如第五节有关名妓李师师和宋徽宗风流逸事的记载；又有从正规的编年史和野史笔记中抄来的史料，譬如那些来自《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九朝编年备要》、《宾退录》、《南烬记闻》、《窃愤录》、《窃愤续录》的材料。《大宋宣和遗事》的主体是讲宋徽宗的故事，直到北宋灭亡。从文体上看，属于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把《水浒传》归入“元明传来之讲史”，可能即以此为根据。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光凭仅存的那点十分可怜的史料，根本敷衍不出如火如荼的水浒故事。《大宋宣和遗事》的内容可分为十节，第四节所述正是梁山泊聚义本末。它以宋江为中心，把杨志卖刀、晁盖等智取生辰纲、宋江怒杀阎婆惜、九天玄女娘娘授天书、呼延灼攻梁山失败而投降、宋江朝东岳还愿、宋江受招安、平方腊等情节串联在一起。《大宋宣和遗事》有4000字左右涉及水浒的故事，为后来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构筑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四、元代的水浒戏
在元代，水浒故事被大量地搬上舞台。现在知道元杂剧中的水浒戏有20多种，但流传下来的只有五六种。水浒戏中的故事情节比《大宋宣和遗事》中所述要复杂。例如《大宋宣和遗事》中说宋江杀惜以后，在玄女庙得天书，接着就带着朱仝、雷横投奔梁山。而元人高文秀的杂剧《双献功》中却说，宋江杀惜以后，发配江州，途经梁山的时候，为晁盖所救。显然，《双献功》的说法与后来的《水浒传》比较接近。再如《大宋宣和遗事》中说宋江上梁山的时候晁盖已死。而在《双献功》中说宋江上山时，是二把手。后来晁盖在三打祝家庄时身亡，宋江才坐上了第一把交椅。水浒戏中出现“一百八个头领”的说法。聚义地点由《大宋宣和遗事》的“太行山”移到“梁山泊”。三十六人已经发展为“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历史上的宋江，到处流窜作战，到了元代高文秀的杂剧《双献功》里，梁山变得非常雄伟壮观；“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巨野、金乡，北靠青、济、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三十六座宴楼台，聚得百万军马粮草。”元杂剧中的水浒戏，其故事很多不见于《水浒传》，这正是由于水浒故事在当时还没有定型。
五、《水浒传》的写定者
元末明初时，写定者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艰苦的再创造，最终写成《水浒传》一书。有关《水浒传》的写定者，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是施耐庵作，一种说是罗贯中作，也有人说是施、罗合作。现在还没有定论。究竟有没有施耐庵这个人，至今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而题有罗贯中名字的《水浒传》的不同版本，在十种以上。同一个作家也不太可能撰写十多种不同的《水浒传》。《水浒传》是一部世代累积而成的长篇小说，我们如果想理解这部小说，就应时刻不忘这一点。小说的精彩之处，那些吸引人的段落，往往是得到了说话艺术和戏剧艺术的滋补和启发。那些缺乏艺术感染力的段落，恰恰是因为没有得到民间传说和民间艺术的支撑。《水浒传》明显地由多个英雄的故事缀合而成。林冲的故事、武松的故事、宋江的故事、鲁智深的故事、杨志的故事，都有很大的独立性。所谓一百零八将，大都没给人多少印象，原因就是没有得到民间艺术的滋补。而那些生动鲜活的英雄形象，他们在上山以后，也就削弱了个性，变得彼此难以区分。这就是因为原来的说话艺术和戏剧艺术并没有敷衍出他们上山以后的故事。我们只要看聚义以后的征辽、征田虎、征王庆为何写得那样没有灵气，就会明白其中的奥妙。上山以后能够保持个性的人物很少，譬如说李逵。恰恰在元代的杂剧里有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这样的作品，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成书过程对《水浒传》思想艺术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在漫长的成书过程中，各种材料带着不同的爱憎、不同的褒贬倾向拥了进来，最后的写定者也很难一一将它们统一起来。这种世代累积型的小说，有些情节上的漏洞、地理上的不通、人物思想性格的前后矛盾、主题的复杂，往往要由世代累积的成书过程来解释。
六、《水浒传》的版本
《水浒传》的版本有50多种。大致说来，有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至于二者孰先孰后，迄今尚无定论。情况非常复杂，有的文繁事简，有的文繁事也繁，有的文简事繁，有的文简事也简。繁简的程度也千差万别，文字的出入更不用去说。历史上影响很大的，是金圣叹批改的七十一回本。金圣叹（1608-1661），原名采，字若采，后改名人瑞，法名圣叹。吴县（今苏州）人。金圣叹为人狂傲，绝意仕进，一心著述。顺治十八年（1661），苏州发生哭庙案，千百民众在诸生们的带领下集会示威，要求撤换贪污的知县。后来哭庙案被定为逆案，金圣叹因此而罹难。七十一回本的功过是非，难以一概而论。金圣叹伪托古本，实际上是以百二十回本为基础，把梁山泊聚义以后的部分全部删去，在《忠义堂石碣受天文》以后加上《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作为结束。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腰斩水浒”。他又在书前伪造了一篇施耐庵自序，痛骂宋江，删去书名前的“忠义”二字。金圣叹不明白《水浒传》是世代累积而成的集体创作，他以为《水浒传》是一个作家独立完成的作品。金圣叹对原文作了很多删改，并加上了赞语，等于给自己献上了一束束鲜花。金圣叹的思想比较复杂，他一面敌视造反起义，一面承认“乱自上作”，同情人民的苦难。一边大骂宋江，一边大赞李逵。与此同时，金圣叹对《水浒传》的小说艺术则极为赞赏。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客观上保留了原书的精华部分，免除了大段平庸累赘的描写，大大削弱了投降的气氛。但金圣叹在主观上认为，像宋江这样的强盗是不能招安的，只能斩尽杀绝，所以他要把聚义以后的部分全部砍掉。金圣叹是中国小说戏曲评点派的奠基人，后来的小说评点无不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金圣叹第一次将小说的艺术创作手法作为研究的对象，将人物形象和典型性格的创造视为小说艺术的中心。但他的评点往往望文生义，风影比附，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他伪托古本的行为，也不能说是光明正大的。
第二节 思想倾向
一、农民起义的史诗
有关《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意见：或认为《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或认为《水浒传》反映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或认为《水浒传》写的是官和民的矛盾；或认为《水浒传》反映了市民的愿望和要求；或认为《水浒传》是为天下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写心。影响较大的有农民起义说、市民意识说、忠奸斗争说。第一种意见认为，《水浒传》是“农民革命的史诗”，是“农民革命的教科书”。后来又说是宣扬投降主义、歌颂叛徒的。第二种意见认为，《水浒传》反映的是市民的爱憎。第三种意见认为，《水浒传》写的是忠臣和奸臣的矛盾与斗争。我们分析作品的思想倾向不能离开作品的具体描写，不能离开作品给人们的艺术感受。三种意见有所交锋，目前还处于僵持阶段。主张《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人们，认为《水浒传》正面表现了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歌颂了农民起义的英雄，反映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的过程，总结了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传说中水浒英雄的背景是太行山、梁山，而太行山、梁山在宋元时代本来就是农民起义活跃的地方。市民本来就是失去土地、流入城市的农民。市民的斗争从来没有发展到武装割据、攻城掠地的地步，农民起义的领袖不一定本身是农民。毛太公侵吞猎户的老虎，反而污蔑解珍、解宝为盗。渔民阮氏三兄弟向吴用诉苦：“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这些都揭露了农村阶级对立的冷酷现实。
二、江湖好汉
主张写市民的人们认为，《水浒传》的一百零八将里，几乎没有一个纯粹的农民。逼使他们走上梁山的原因，不是土地问题，大多是社会中以强凌弱的现象。史进的父亲，宋江的父亲，孔明、孔亮的父亲，穆弘、穆春的父亲，晁盖本人，都是地主，都是仁义善良之辈。柴进、卢俊义、李应，都是大财主。只有陷害解珍、解宝的毛太公，陷害李逵的曹太公是坏人。看来《水浒传》对一般的地主并无恶感。梁山好汉几次发兵下山，是要去救柴进、救卢俊义，不是去救农民。《水浒传》的伦理标准是所谓“义”，是江湖义气——仗义疏财，替天行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恩报恩，有怨报怨，恩怨分明，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为朋友两肋插刀。李逵的身上，不是表现了农民的性格，而是处处表现出一种江湖的豪气。水浒英雄没有农民那种知足常乐、安土重迁的保守心理，没有知识分子那种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哲学，倒是洋溢着一种闯荡江湖的冒险气概。《水浒传》里充满浓郁的江湖气息。劫法场，吃人心肝，开黑店，卖人肉包子，拦路抢劫，水上的杀人越货，这些都成为小说歌颂或是默许的对象。为了逼朱仝上山，李逵将沧州太守的婴儿给杀了。为了逼卢俊义上山，让他家破人亡。为了报仇雪恨，梁山好汉常常不惜屠杀无辜。劫法场时，李逵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砍的是看客。武松血溅鸳鸯楼时杀了张都监一家。这些行为中流露出来的意识都不像是农民的意识。水浒英雄的理想是一种“快活”的生活，也就是“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喝酒，大块吃肉”。《水浒传》里歌颂的主要是见义勇为、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好汉以及仗义疏财的豪杰。
三、逼上梁山
《水浒传》通过众多好汉上梁山的形形色色的故事，揭示了官逼民反这样一个伟大的主题。无赖高俅只是因为球踢得好，就做到太尉。他挟嫌报复禁军教头王进。他的义子高衙内看上了林冲的妻子，他就设计陷害林冲，致使林冲家破人亡。地头蛇郑屠骗娶卖唱的女子，后来又将这女子抛弃，还要追讨典身钱。恶霸西门庆勾搭卖炊饼的武大的妻子潘金莲，将武大毒死，却贿赂知县，逍遥法外。地主毛太公讹赖猎户打死的老虎，反将解珍、解宝投进监狱。腐败的吏治不但将平民而且把统治集团中的某些成员也逼上了造反的道路。《水浒传》令人信服地描述了身份、教养极不相同的人物如何通过千差万别的道路汇进了同一条造反的洪流。
四、招安
《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一面大写水浒英雄的反抗，写得令人同情；一面大写招安，写他们被招安以后，又去打方腊，打那些不愿投降的强盗。出现这样的矛盾其实并不奇怪。统治者对于民众的反抗，历来就有“剿”和“抚”的两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很多接受过招安。农民和市民在当时不可能产生从根本上否定皇权的思想，他们只是盼望好皇帝。农民起义一旦成功，也只是自己来做皇帝，绝不是推翻整个封建制度。譬如刘邦、朱元璋，他们起义推翻了秦朝和元朝，自己登上皇位，建立了汉朝和明朝。但农民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没有丝毫的变化。小说把招安的结局写得很惨，梁山好汉死的死，伤的伤，七零八落，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招安。给人的感受是，无论忠君的一方如何委曲求全，却依然得不到宽容，依然没有好结果。这无论如何不能被看作是在肯定招安。《水浒传》给人的整体感受是乱自上作、官逼民反。读者可以从书中有关高俅、蔡京等人的描写中体会到对于重用奸臣的皇帝的批评，尽管这种批评不够尖锐，也缺乏力度，但还是可以明显地被感觉到。《水浒传》的社会效果是鼓励造反，是替造反者撑腰壮胆的。《水浒传》之所以在后世被列为禁书之首，被责以“诲盗”的罪名，是毫不奇怪的。
五、抵御外侮
《水浒传》中关于招安的描写和宋元时期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民族危机十分严重，人民目睹朝廷的软弱，希望招抚宋江这样有才干的强盗去抵御外侮。于是，小说中就有了征辽的描写。明人钟惺在他为《水浒传》所写的序中感叹说：“嘻！世无李逵、吴用，令哈赤猖獗辽东！每诵秋风，思猛士，为之狂呼叫绝。安得张、韩、岳、刘五六辈，扫清辽、蜀妖氛，剪灭此而后朝食也。”钟惺由明朝的外患而叹息“世无李逵、吴用”，正说明了《水浒传》的招安具有招抚强盗以抵御外敌的含义。
六、宋江的矛盾形象
《水浒传》思想倾向的内在矛盾，突出而集中地表现在宋江的身上。宋江出身财主，供职衙门。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身为押司，好行方便。仗义疏财，平等待人。“上下爱敬，满县没一个不让他”。他广结豪杰，不甘寂寞，具有很大的政治抱负。他同情民生疾苦，甚至同情和庇护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的行为，居然给晁盖等人通风报信。尽管他与晁盖等人交往不浅，却长期地犹豫观望，不愿落草。他无可奈何地上山以后，也还不愿终生为盗。宁可朝廷负他，他忠心不负朝廷。归根到底，还是一种愚忠、一种奴性。托名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说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是符合他的思想实际的。梁山弟兄的悲剧下场，宋江是有责任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宋江能够适应当时的形势，提出“替天行道”这样一个富有号召力的口号，把四方八域、三教九流的造反者都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招安以前梁山事业的兴旺发达，宋江有很大的功劳。
第三节 人物描写
一、林冲
梁山好汉之中，林冲性格的转变写得最为真实，最为出色。林冲本是八十万禁军的教头。他一身武艺，受人敬重。妻子温柔贤惠，家庭和睦，生活优裕安宁。谁知大祸从天而降。他陪妻子进庙烧香，中途出去看鲁智深练武的时候，高衙内却在庙里调戏他的妻子。作者有意地选择这一时刻来刻画英雄的怯懦。“当时林冲扳将过来，却认得是本官高衙内，先自手软了”。妻子受人调戏这样的奇耻大辱，林冲这样一条好汉却轻轻放过，不了了之，这是什么原因呢？林冲对鲁智深的一番话，解释得清清楚楚：“原本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时间无礼。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这就一下子写到林冲的灵魂深处。他要保住自己现在的社会地位，不愿意就此和统治者决裂。林冲一忍再忍，委曲求全。甚至在吃了冤枉官司、刺配沧州之际，他仍然是忍气吞声，盼望有朝一日“挣扎得回来”。林冲与洪教头交手，开始也是一忍再忍。直到看出柴进是要他露一手，这才拿出真功夫，将洪教头打翻在地。董超、薛霸那么捉弄他、欺负他，把他的脚都烫烂了，他忍气吞声，“哪里敢回话”。高俅一伙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们并没有因为林冲的忍让而变得善良起来，而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步步进逼，最后火烧草料场，非置林冲于死地不可。林冲在庙里听到了陆谦、富安和差拨的一番得意的谈话，明白了他们全部的阴谋诡计，这才彻底抛弃了对统治者的幻想，他那郁积在胸的反抗精神像火山一样地爆发出来。林冲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克服了思想性格上的弱点以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由一个温良恭俭让的禁军教头一变而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义军骨干。林冲的故事直接通向《水浒传》“逼上梁山”的主题。林冲的形象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像林冲这样尊重封建秩序、恪守封建法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这样一个安守本分、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的人，最后也不得不走上了造反的道路，这就更加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会的腐败和黑暗。
二、鲁智深
鲁智深是林冲的好朋友，最后也上了梁山，可鲁智深的道路又不同于林冲。鲁智深是一个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鲁莽而勇敢，见义勇为，忠义水浒传明万历刻本好打不平，疾恶如仇，胸怀磊落。鲁智深对生活中的不平非常敏感。他救林冲，救金氏父女，都不是为了他自己。听说金氏父女受人欺凌的事，他当时就要去和郑屠算账，是史进把他劝住了。回到下处，“晚饭也不吃，气愤愤的睡下”。他找郑屠切肉臊子，就是为了寻借口，没有把地头蛇放在眼里。他三拳就打死了镇关西，为地方除了一害。他把小霸王周通狠狠地教训了一通，保护了刘太公的女儿。他大闹野猪林，为的是冤屈的林冲。若不是林冲的阻拦，那野猪林就是董超、薛霸的葬身之地。鲁智深天不怕，地不怕，敢作敢当，光明磊落。他“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一直护送林冲到了沧州。鲁智深无家无业，无亲无故，没有一点牵挂，很少顾及自己的利害得失。难怪金圣叹在《水浒传》的回评中感叹道：“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鲁智深胸怀磊落，心直口快，他的叛逆意识非常强烈。对于朝廷，他没有一点好感，对于法律，他不存半点幻想。他打死了郑屠，不像武松那样去县里自首，而是扬长而去，一走了事。他遇到林冲的时候，已经沦为一无所有的流浪汉，他对林冲说：“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鸟？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鲁智深也有粗中有细的时候，他安排金氏父女离开以后，为防店小二阻拦，特意坐在那里，等了两个时辰，才去找郑屠。眼看着郑屠就要咽气，鲁智深寻思：“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于是他“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户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鲁智深的上山，不是现实压迫他的结果，而是他积极反抗现实的结果。
三、武松
武松的豪爽勇猛，与鲁智深相似；可武松的精细之处，又非鲁智深可及。作者非常欣赏武松：“说开星月无光彩，道破江河水倒流。”武松的思想气质与军官出身的鲁智深不同。武松是在市民中间长大的，他的身上带有更加浓郁的市井气息。武松自小闯荡江湖，见多识广，眼疾手快，是个孤胆英雄。十字坡的蒙汗药，被他冷眼睃破。快活林的蒋门神，让他打得落花流水。飞云浦上，他把两个公差，外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统统送上西天。人家要算计他，反被他算了。武松有心计，行事仔细，凡是大事，前前后后算计好了，就果断地去做。知县收了西门庆的贿赂，替西门庆说话，武松告状没有告准。可武松没有当场发作，他心里自有主意。武松悄悄地买好纸张笔墨，以及祭奠用的一切用品，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一切就绪以后，他把左邻右舍请来，前后大门由士兵把守，不准自由出入。接着是向大家说明主意，审问潘金莲和王婆。得到了潘金莲谋杀亲夫的证据，就让人记录下来。然后杀了潘金莲，留下王婆做个活证，再去找西门庆算账，将西门庆杀死，回来用仇人的头颅祭奠哥哥的亡灵，最后去县里自首。一切都按照武松的预计有条不紊地实现了。武松的个人意识非常强烈，时时处处觉得自己是个英雄。店小二好心劝他少喝两碗，劝他留宿，避开老虎出没的时间，他却以为人家是别有用心。上冈以后，看到庙门口贴的印信榜文，才知道真的有虎。这时候他想回去，却又怕店家耻笑。于是，他抱着侥幸的心理，硬着头皮上冈。老虎突然来了，他十分吃惊，从青石上一下子翻下来。一根棒使劲地扫过去，竟会打在枯树上，断成两截。可见武松当时也非常慌张。但武松毕竟是位英雄，他终于镇定下来，一顿拳脚，生生地把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老虎给打死了。打虎的这一段英雄业绩，武松是经常挂在嘴边的。施恩怕他喝多了打不过蒋门神，武松却大笑道：“你怕我醉了没本事，我却是没酒没本事。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这气力不知从何而来。若不是酒醉后了胆大，景阳冈上如何打得这只大虫？那时节我须烂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势。”武松把蒋门神打得“脸青嘴肿”，还一边教训他：“休言你这厮鸟蠢汉！景阳冈上那只大虫，也只三拳两脚，我兀自打死了。”
武松最喜欢讲的一句话便是“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汉”。武松当了囚徒，差拨没有得到武松的“人情”孝敬，便来教训武松，谁知武松当面顶撞他：“你倒来发话，指望老爷送人情与你，半文也没。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金银有些，留了自买酒吃，看你怎地奈何我？没地里到把我发回阳谷县去不成！”管营要打他的杀威棒，武松说：“都不要你众人闹动，要打便打，也不要兜拕。我若是躲闪一棒的，不是好汉。从先打过的都不算，重新再打起。我若叫一声，也不是好男子”，“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儿，打我不快活”。全是硬汉子的口气，平生不受一点窝囊气。他杀了张都监一家，杀了在场的张团练、蒋门神。偏要从死尸上割下一片衣襟来，蘸了血，在****壁上写下八个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武松的个人恩怨观念特别重。知县抬举他当了个都头，让他把自己搜括来的金银押去东京送礼，“谋个升转”。武松一口答应：“小人得蒙恩相抬举，安敢推故？”施恩事事照顾武松，免了武松的杀威棒，好酒好菜招待他，他就替施恩去打蒋门神，夺回快活林的买卖。张都监收他为“心腹”，给他赏赐，提拔他，还要把养女玉兰嫁给他，武松感激涕零，完全丧失了警惕。他跪下称谢：“小人是牢城营内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执鞭随蹬，伏侍恩相。”后来发觉是上当，这才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落草当了强盗。武松原来承认封建的法律和秩序，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他就去县里自首。他知道，杀“奸夫****”，会得到法律的宽容和同情。可是，后来他杀了都监、团练，杀了都监一家，杀了公差，他就索性一走了事了。这时候他已经没有退路。武松身上的江湖气十分浓厚。譬如他在十字坡，窥破孙二娘的不怀好意，“特地说些风话”，逗孙二娘下手：“娘子，你家丈夫却怎地不见？”“恁地时，你独自一个须冷落。”醉打蒋门神时，也是这样。蒋门神的妾在快活林店里做老板娘，武松故意去挑衅：“叫你柜上那妇人下来，相伴我吃酒”。手段和说话都是江湖上的一套，但武松不是调戏妇女，他心里并不动心，所以是英雄。那些疯话只是激怒对方的手段。作者浓墨重彩描写了这样一个出身市井的英雄，写得性格饱满、真实可信。武松成为民间十分喜爱和景仰的英雄。
四、杨志
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年轻的时候，“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只为失陷了花石纲，不能回京赴任，便将些金银财物，“买上告下”，图谋差使。谁知高太尉看了文书，雷霆大怒，一笔批倒文书，将杨志赶出殿帅府。杨志一心求取功名，要凭本事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光宗耀祖。王伦劝他落草，他思量：“王伦劝俺，也见得是。只为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来玷污了。”杨志的出身与经历，既不同于林冲，更不同于鲁智深和武松。在杨志的身上，对统治者有着更多的幻想，又有更加强烈的功名欲望。可是，命运是好捉弄人的。杨志卖宝刀偏偏遇上泼皮牛二，他居然一时性起，杀了这个京师著名的无赖。于是，不但官职无望，反而锒铛入狱，饱尝铁窗风味。谁知梁中书看中了他的一身武艺，破格录用，杨志的富贵梦眼看就要实现。又不料黄泥冈上，落入智多星吴用精心设下的圈套，“十五个人头重脚轻，一个个面面厮觑，都软倒了”，眼睁睁看着吴用、晁盖等人将生辰纲装上车子，扬长而去。处事精细、工于心计的杨志毕竟不是吴用的对手，更何况梁中书派来的老都管，名为协助，实为监督，事事掣肘，更是促成了杨志的受骗上当。经过这番遭遇，杨志已经没有退路，终于走上造反的道路。
第四节 艺术特色
一、性格刻画
文学是人学，小说更是直接地通过形形色色的故事来描写人物的艺术。《水浒传》继承了话本小说的优秀传统而有所发展。《水浒传》把传奇性和真实性、情节描写和人物刻画在很高的层次上统一起来。这种统一体现了中国古代小说由英雄传奇向人情小说跃进的大势。《水浒传》的艺术成就，传奇性和真实性的统一，集中地体现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前人称赞《水浒传》中“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又说道：“《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者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
二、辅助人物的描写
《水浒传》不但写出了人物的性格，有时候还能够写出人物性格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环境，从而使人物能体现出丰富的社会意义来。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主要是通过围绕着他的众多的辅助人物，尤其是通过他与辅助人物的关系来体现的。而《水浒传》恰恰在这一点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并不都是英雄。所谓一百零八将，大多没给人深刻的印象，而一些普通市井人物却描写得很成功。例如林冲故事中的店小二、董超、薛霸、差拨、洪教头、王伦，武松故事中的西门庆、潘金莲、王婆、武大、郓哥、何九，杨志故事中的泼皮牛二，“宋江杀惜”中的阎婆与婆惜。譬如气量狭隘、妒贤嫉能的王伦，非常典型，现在还被人作为此类人物的称号。他一听说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就生怕威胁到他寨主的地位。于是就出难题，让林冲三天之内缴纳“投名状”。偏偏林冲又碰上了势均力敌的杨志。王伦又想把杨志拉上山，以便让两虎相争，而自己可以从中操纵。后来晁盖等人上山来投奔，王伦看到这伙人好生了得，大不放心，他又说：“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许多真龙？”想用一点金银把晁盖等人打发走。谁知这一回遇到吴用这样厉害的主儿，竟激怒林冲，送了他的性命。杨志故事里的泼皮牛二，作者只用了寥寥几笔，就把他刻画得栩栩如生：“只见远远地黑凛凛一大汉，吃得半醉，一步一攧撞将来。”再如宋江故事中的阎婆，也写得生动鲜活。女儿和张文远关系暧昧，她自然是一清二楚。可是，生活上还得靠宋江接济，所以她死皮赖脸地要把宋江拖到家里去。她是想让女儿敷衍一下宋江，不要断了这条财路，以为夫妻到一起，没有化不了的冤仇。谁知她的女儿不想好好配合，对宋江爱答不理的。唐牛儿来打岔，宋江想借此脱身，阎婆看在眼里，恨唐牛儿坏了她的衣食，恶狠狠地将唐牛儿打走。宋江杀了婆惜，阎婆开始是大吃一惊，接着就装作表示理解：“这贱人果是不好，押司不错杀了，只是老身无人养赡。”但是，一到县衙那里，阎婆就将宋江一把抓住，大叫起来：“有杀人贼在这里！”这些描写将这个老虔婆的奸刁善变、翻脸不认人的面目刻画得惟妙惟肖。宋江杀惜的一节，写得极见功力。要写李逵杀人不难，要写宋江杀人却非常之难。
宋江这样一个性格怎么会杀人？小说一步步写来，写宋江肚里的不自在如何一分分地增长，最后竟一怒之下杀了婆惜。这中间辅助人物描写的成功是非常关键的。又如武松故事中的郓哥，他是一个穷苦的卖水果的小孩。他同情武大，要将潘金莲和西门庆通奸的事情告诉武大。他不知其中的利害，不知西门庆不好惹，不知打官司不是闹着玩的，不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为他毕竟是个孩子。但是，他又会学大人，先让武大请客，然后由他出谋划策，去王婆家捉奸。结果是牵扯到公堂上作证，苦头吃足。又如那个有城府有心计而同时不乏善良之心的团头何九，也写得跃然纸上。何九老成练达，久经世故。他有正义感，明白是非，却又是两面光。武大是被毒死的，这瞒不过他。但西门庆这种恶棍无赖，有钱有势，却也得罪不得。武大不打紧，但他的弟弟可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汉子！他要回来知道亲哥哥被人毒死，怎能善罢甘休？所以，何九很清楚，武松一回来，非出事不可。果然武松回来，有所觉察，乡邻们都捏着一把汗，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西门庆给的银子，何九一直没有敢动，他在武大火化的时候，偷偷拣了两块骨头，作为日后说明武大中毒身亡的证据。这个夹缝中的小人物，写得很真实很深刻。又如高俅故事中的董将仕这个人物。如果只是对故事有兴趣，可能都不会记得这个人物。高俅发配淮西服刑期满，柳世权曾经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介绍他去投奔东京开生药铺的董将仕。董将仕这个辅助人物就是递信递出来的。董将仕看了柳世权的荐书，又打量了一下来人，自肚里寻思：“这高俅我家中如何安得着他！若是个志诚老实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子们学些好。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没信行的人；亦且当初有过犯来，被断配的人，旧性必不肯改。若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过柳大郎面皮。”“当时只得权且欢天喜地，相留在家歇宿，每日酒菜答待。住了十几日，董将仕寻思出一个路数，将出一套衣服，写了一封书简，对高俅说道：‘小人家萤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后误了足下，我转荐足下与小苏学士处，久后中得个出身，足下意内如何？’高俅大喜，谢了董将仕。”最终稳妥地打发走了这个祸胎。文字不多，写出一个安守本分、小心谨慎、思前顾后、深通世故的生药铺老板。这类人物在故事中并不显眼，但作者写得一丝不苟，使故事的环境显得非常真实，充满生活气息。由此可见，《水浒传》不但把英雄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而且将他们周围的普通人也刻画得生动鲜活、呼之欲出。前人非常欣赏这些辅助人物的描写，明人叶昼就赞叹说：“若管营、若差拨、若薛霸、若富安、若陆谦，情状逼真，笑语欲活。”小说正是通过高俅、陆谦、差拨等人的描写，揭示出当时整个国家机器的那种不可救药的腐败。这种腐败的吏治正是林冲所生活的环境，是他的性格由怯懦忍耐走向激烈反抗的客观依据，也是全书“逼上梁山”主题的客观依据。离开了这些辅助人物的描写，或是这些人物描写得不成功，都会影响林冲形象的塑造，并进一步削弱主题的深度和力度，林冲性格及其转变的社会意义也就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众多的普通人组成了一个广阔的社会，对当时的社会矛盾作了集中的概括，揭露和批判得非常深刻。这种安排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寄托着鲜明的爱憎。
三、语言艺术
《水浒传》的语言历来为人所称道。《水浒传》从话本发展而来，也不像《三国演义》那样，有一部《三国志》可以作参考。它的语言以口语为基础，又经过说话艺人的加工提炼，简洁传神，没有冗长板滞的毛病。《水浒传》的语言达到了个性化的高度。由人物的语言可以看出人物的教养、身份、性格和当时的心理。同是豪爽，鲁智深、武松和李逵三人就不同。鲁智深豪爽中自有军官的身份。李忠说卖了膏药、讨了钱，再同鲁智深去喝酒。鲁智深却不客气地对李忠说：“谁耐烦等你？去便同去。”为了打发金氏父女，鲁智深向李忠要钱，李忠抖抖索索摸出一锭小银子，鲁智深当面表示他的鄙视：“也是不爽利的人”。郑屠让刀手给鲁智深切肉，鲁智深却说：“不要那等肮脏厮们动手，你自与我切”。郑屠问他切肥的干什么，他瞪着眼睛顶撞郑屠：“相公钧旨，分付洒家，谁敢问他？”同是疾恶如仇，身为军官的鲁智深和身为牢子的李逵就显出了身份、教养的区别。武松的豪爽中自有一种闯荡江湖的精明，一种英雄的自负自信。去东京以前，他当着武大的面对潘金莲说：“嫂嫂是个精细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说。我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做主看觑他。常言道：‘表壮不如里壮。’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烦恼做甚么？岂不闻古人言：‘篱牢犬不入。’”这番话字字有刺，句句扎人，事实上是对潘金莲的警告，又不失小叔子的身份。这种话软中带硬，鲁智深讲不了，李逵更讲不了。李逵的豪爽中夹带着鲁莽和憨气，再加上他那惊人的坦率。他第一次见到宋江时，称宋江是“黑汉子”、“黑宋江”。等到宋江自我介绍说：“我正是山东黑宋江”，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爷，你何不早说些个，也教铁牛喜欢。”扑翻身躯就拜。真是快人快语，没有一点伪饰。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是英雄传奇的卓越代表。它的巨大容量、深刻主题、性格的生动描写、语言的富有表现力，都足以使其成为我国小说史上的一座辉煌的里程碑。
花石纲
北宋时，蔡京引朱勔主持苏杭应奉局，凡民间一石一木，能中徽宗意者，可直接运往东京。运送花石的船队叫做“花石纲”。此举后来成为方腊起义的导火线。
思考题
1.叙述《水浒传》的成书过程。
2.分析林冲性格的转变。
3.比较武松和鲁智深的思想性格。
4.分析《水浒传》武松故事中王婆、何九、郓哥、武大的形象。
5.分析《水浒传》的语言特色。
6.分析《水浒传》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