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昌
我一生遇到两位好领导，他们的言传身教在我的革命生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两位领导都是广东人，其中之一便是梁奇达同志。
一、最初印象
我是1960年从军队转业到暨南大学工作的。报到那一天，暨大党委副书记郑克同志告诉我，党委已经决定我任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主管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接着他领我到梁奇达家，引荐我认识这位主持全面工作的党委书记、副校长。梁奇达那时只有四十几岁，对人很热情，讲话很果断，一眼看去即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由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经1959年反右倾运动之后越演越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梁奇达与我的谈话，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围绕这一口号进入正题。他要我尽快选择开门办学基地，把学生带下去，到广阔天地“边劳动、边锻炼、边学习”。他认为中文系风气不太正，师生中存在不健康情绪，要进行整顿。他说：“中文系党组织有没有战斗力就看你的了。”
中文系这时已办起两个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新闻专业。系主任肖殷同志，是一位全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从中央下放到广东，担任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后来又调到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工作，他在暨大中文系是兼职，一年只有几段时间在学校。系的日常工作由学校党委委员兼系总支书记、系副主任杜桐同志主持。中文系还有两位副主任，分工负责新闻专业，一位是周冷同志，曾任过广东电台副台长；一位是杜导正同志，原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这四位正副主任都有着光辉的革命经历，都担任过重要的领导职务。他们对我很爱护，很信任，很放手。我向他们传达了梁奇达的指示，然后一起分析系里的现状，研究贯彻措施，为了证明中文系党组织是有战斗力的，会上决定由我站在前台指挥战斗，杜桐在幕后为我撑腰。在学生中我们选择了李大洲、荆钦民、林广生进行批评教育；在教师中选择了杨嘉，对其学术观点进行帮助。短短一两个月，我在中文系左右开弓，搞得“杀气腾腾”。后来我发现，受批评的那三位同学都是班里的业务尖子，他们并没犯什么错误，只是在作文里流露过不合时宜的情绪。我的做法太过分了，太粗暴了，自己很后悔。我硬着头皮找到梁奇达，说明了实际情况，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提出要给这三位同学平反。梁校长说他对那几位学生的情况也是听来的，自己未作调查研究，如果批错了就要改正过来。在一次全系学生大会上我郑重地给这三位学生平了反，并赔礼道歉。他们原谅了我，日后还与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两人至今仍联系不断。至于对杨嘉的批判，完全是听信了传言。杨嘉教授是老一辈剧作家，在下放海南期间因写出《海瑞回朝》剧本，有人把它与正在批判的《海瑞罢官》挂上钩从而受到株连。杨嘉到暨大后开出《创作方法论》课，自编教材，自己主讲，属于开创性课程，兢兢业业，工作很努力，只是几件小事传入领导耳中，就被指名要进行批判。我想拿几件小事批判人师出无名，便请几位老师拿来杨嘉的自编教材审查，发现有与毛主席文艺思想不甚贴切的观点进行帮助。讲明是学术问题对事不对人，实际上否定了一门课比批判一个人的伤害更重。会后我认真地阅读杨嘉的教材，按我的水平觉得没有问题，对他的批评有些牵强附会。我自感冤枉了杨嘉，又做了一件蠢事，便向梁校长汇报，请他出面补救。梁校长笑了笑答应下来。第二天，他就约杨嘉一起去西樵山，此后杨嘉的头抬起来了，苦脸变成笑容，我的心也轻松一些。
关于开门办学基地一事，我曾与杜桐到新会考察过。新会已经接受我校数学系在那里推广“优选法”，表示再来学生无法安排。再加上中文系开学以来，学生除了炼焦煤、筑铁路、挖明湖之外，还下乡采访岭南春色，搜集民歌编出了《荔枝满山一片红》，已经很少回到课室上课，高教部颁发的教学大纲几乎落空。我想学生还是要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才能培养出优秀人才，所以对开门办学一事不太热心。有一次梁校长在学校工作会议上点名批评中文系“按兵不动，意欲何为”。这是我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受到领导的批评，脸像火烧一样，羞得无地自容。散会后我找到梁校长，说明我们何以按兵不动的客观原因和主观想法，想不到梁校长宽容地接受了我的解释，同意中文系按教学计划组织课堂教学。
从这几件事看梁奇达，他是一位充满阳刚之气的汉子，火样性格，干脆利落。在中国政治路线日益“左”倾时，他也和大家一样头脑发热，他不可能摆脱当时的大环境扮演另种角色。但他绝不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人。他的话，他的指示，你可以不同意，甚至反驳回去，只要你说的有道理、有根据，他会采纳收回成命。记得当时历史系总支书记何志通同志，这位出身于老八路、性格直率、敢作敢为的人，时常与梁奇达意见相左顶起牛来。但梁校长并不介意，俩人私下友谊很深，亲密无间。我革命资历与梁奇达相比属于晚辈，不敢在他面前“放肆”，但我也是敢讲话的人，说对了他点头示意，说错了他给予指正，他总是耐心地听我把话说完。有些问题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也会主动找我们商量，以平等的态度探讨，并不高居人上。几年来在梁奇达带领下，学校领导层比较团结，步伐一致，各展其能。我们这群中层干部都能放手工作，大胆负责。我们都很尊重梁奇达，彼此之间既是上下级关系也是朋友关系，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当然梁奇达也有不冷静的时候，他对工作不负责、办事无所用心的人是不能容忍的，有时会火冒三丈，批评起来不留情面。客观地说梁奇达都是因为工作而发火，火气一过便烟消云散，不存在个人恩怨问题，所以怕他的人在内心深处也含有某些敬意。经过长期接触，我深感梁奇达是一个组织观念很强、非常守纪律的人。我和梁奇达虽然无话不说，但从未听他说过任何人的闲话、怪话、低级趣味的话。他不打听别人的隐私，不背后谈论别人的是非，更不以此整人，置人于死地。君子门前清静地，纵情谈笑无是非。总之，我认为梁奇达是胸怀坦荡、光明正大的君子，具有革命家的高尚品格。
二、两办暨大
以培养华侨学生为己任的暨南大学，创立于南京，发展于上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多遭坎坷，1951年奉命停办，1958年在广州重建，文革期间被迫解散，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再次复办。解放后这两次复办暨大，梁奇达都是参与者、领导者，呕心沥血，奔走呼号，作出重大贡献。有人用杜甫诗句“两朝开济老臣心”来形容他在这两次复办中所起的作用。
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兼任暨大校长。涉及征地建校、筹款办学重大问题，由校长出面容易得到解决。但陶铸权重事繁不可能管得太细，许多具体工作、实际操作要由梁奇达、王越、史丹、朱明以及稍后来的郑克等学校党政领导来完成。尤其是作为校党委代书记、书记、副校长，梁奇达担子更重，发挥的作用更大。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于当年秋季招生开学。在华侨补校原址，在半是山头半是菜田的石牌村旁，竟然奇迹般地办起了拥有5个系11个专业754名新生的高等学府。
1960年我初来暨大时，尽管校园里还是一片菜地，草坪上放牧着几头水牛，但王宽诚先生捐建的教学大楼已近尾声。明湖基本掘成尚未进水，蒙古包式学生食堂新颖别致引人注目。学校有办公的地方，师生有宿舍有课堂有活动场所，小山上还盖起几幢小楼住进学校领导和学者名流。学校已由“以工科为主兼顾文科”的大学调整为文理并重的综合性大学。航海、矿冶、水产三个系调出暨大另组新校。到1960年秋季，学校设有7个系11个专业，共有学生1 798人。学校发展很快，变化很大，人们私下说：“没有陶铸办不成暨大，没有梁奇达不能白手起家办暨大。”此话过于突出个人作用，有违唯物史观，但它并不是当面吹捧，带有群众口碑性质，有一定道理。
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教师是第一要素。暨大重建初期由于得到各兄弟院校的支援，调进一批教师，解决了燃眉之急。到1960年学校已拥有教师325人，其中除11名教授、11名副教授外，大多数是刚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助教。为了迅速建起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梁奇达可谓煞费苦心。他采取几项措施，实践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一是各系要发挥教研室集体的作用，年轻教师开课，先要经教研室集体备课，课后要进行课评。二是发挥老教师的主导作用，年轻助教要拜老教师为师，以老带新，促进新教师快速成长。三是各系选拔优秀年轻助教作为重点培养，送到著名高校、著名学者处脱产进修。梁奇达对此事抓得很紧，王越副校长也多次到中山大学求援。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广东部分高校下马，暨大乘机选其素质高的教师补充进来。同年学校又派出以朱明副书记为首的招聘组，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等处，聘请一批教师充实各系。这样一来，学校各专业学科教师已基本配齐，而这些教师大多成为暨大骨干力量。
暨大重建于大跃进时期，而违背客观规律的大跃进，很快就受到惩罚，连续三年粮食不足油料缺乏，经济生活紧张，师生中已出现营养不良性水肿，并且人数日渐增多。梁奇达心急如焚，深感责任重大。暨大学生中有80%左右的侨生，来自二十多个国家和港澳地区，如他们中发生水肿传出国外，将给国家造成严重影响，他将何以向国家作出交代，向侨生的父母作出交代。当时总务部门黄健同志建议，要以侨生的侨汇票换化肥，再以化肥换油、肉，学校有了油、肉等副食品便在校内一角开办饭店“南洋馆”，侨生可以在这里吃到学生膳堂不能满足的食品。梁奇达接受了这一建议，“南洋馆”很快办起来了，侨生情绪安定下来，水肿得到初步控制，情况有所改善。想不到1962年学校有的干部养猪，将猪肉卖给膳堂，此事反映到广东省委，陶铸看了很恼火，认为这是“有辱斯文”，便派工作组下来查处。工作组不仅查清卖猪肉一事，还查出侨汇票换副食品一事，觉得问题很严重，汇报到省委，省委决定给予梁奇达同志撤职处分，还有两位副书记受到株连调离暨大。这真是祸从天降，梁奇达等人蒙受了不白之冤，本来做了一件好事，不但未被表扬反而受了处分。遭遇冤案又无处诉冤，这在当时政治气候下是屡见不鲜的现象，是极左路线的一个小小插曲，但对个人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沉重打击。但梁奇达没有倒，梁奇达又爬起来了。
1970年春，经受“文化大革命”严重摧残的暨南大学，校园被第一军医大学占去，学校被解散，各系并入到省内四间大学，教职员工被限令在三天之内搬出暨大校舍。一间在海内外有影响的国家高教部直属大学，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复办暨南大学。广东省委任命副省长杨康华同志为复办暨南大学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梁奇达同志为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越、罗戈东、朱明、李天庆、刘希正等五位同志为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杨康华是暨大原校长，这次又受命复办暨大更加呕心沥血亲力亲为。但他是副省长又身兼数职，不能抽出更多时间，所以大量具体的筹备工作落在梁奇达身上。梁奇达没有因为在暨大那一段痛苦经历而畏首畏尾，仍然像当年那样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当时十年浩劫刚结束，党的威望一落千丈，群众的逆反心理非常严重，从上到下派性未消，无时无地不反映出来，要想办成一件事都很难，何况复办暨大牵扯各方面利益，遇到各方面阻力，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梁奇达没有被困难吓倒，他紧密团结临时搭建起来的领导小组成员，顶着困难上，他像战场上的指挥员那样果断地抓住战机，有条不紊地推进。
1978年4月，杨康华电话通知我回暨大参加筹备中文系。我当时已到华师工作，我经手办起的《新教育》已在全国发行。蒸蒸日上的事业，与世无争的心态，使我不想再回到在“文革”中曾有一段痛苦历程的暨大来。杨康华要我先回暨大校园看一看，然后再考虑是否要回来的问题。我奉命而来，首先见到的竟是我的老领导梁奇达。俩人久未见面，旧地重逢，难免眼圈发红。我们一起去看明湖、访蒙古包，勾起许多往事，真是一草一木总关情。梁奇达根本不问我是否愿意回来暨大工作，就直接布置任务：动员原中文系教师准备返回暨大，把中文系原有图书资料清理出来捆扎好，准备运回暨大。我按照梁奇达的吩咐，先动员原暨大中文系教师利用星期日休息时间清理原属暨大的图书资料，并分类捆绑包扎。这些都是义务工无任何报酬，中文系老师都很自觉地来干，大家一致认为要为复办暨大出力。
我第二次去见梁奇达时，他正忙得团团转。他单身一人住在原学校肺结核疗养所的小楼上，也在这里办公。他的办公室外有一二十人排队等候与他谈话。我是他约来的，所以优先接见。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交给我一份《暨南大学发展规划纲要（1978-1985）》草稿要我帮助修改。这份草稿有许多不同笔迹的文字，可见已经征求过不少人的意见。我因为《新教育》主编职务未免，空余时间不多，回来后便找中文系马戎老师商量，提出修改意见，请他动手执笔。这份发展规划纲要基本点是：经过八年努力，把暨大办成一所具有先进水平的文、理、医多科性综合大学，在校本科生4 000人，研究生400人，以后逐步扩大，基本建成一支学科配套、适应要求、水平较高的1 000～1 200人的师资队伍；建成一批包括华侨医院、计算中心、先进仪器分析实验室等现代化的教学科研设施；建设一批研究机构，朝着把学校办成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的方向而努力；完备华侨医院，图书馆，生物、数学、外语大楼，学生教工宿舍等一批教学科研生活用房的基本建设任务和相应的体育设施。这个八年发展规划纲要，于1978年6月9日由廖承志董事长亲自主持召开的复办后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现在回头看，这个发展规划纲要，既有前瞻性又有现实性，是实事求是的，完全没有当时见惯的浮夸内容。后来的实践证明，其各项指标已经完成或超额完成。
经过五个月的紧张筹备，到1978年9月，暨大办起了1个医学院、9个系、12个专业，新生705名，实现当年复办当年招生开学，又一次创造了奇迹。在党中央的关怀下，中组部从全国各省市调来300名高素质教师充实暨大，时逢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暨大抓住机会平反冤假错案，不留尾巴干净彻底，使大批“文革”中被整、历史上蒙冤的教职员工放下了沉重的包袱。经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销毁“文革”中的各种整人和被整的文字材料，教工中加强了团结，进一步消除了派性。尤其是经过学校的大力争取、广东省和国务院侨办的鼎力支持、廖承志亲自出面、罗总参谋长亲自批准，第一军医大学终于交还了校园校舍，教师有处安身，学生有处上课，暨大才真正从此走上了康庄大道。
暨大发展很快，到1986年学校共设有5个学院、18个系、24个本科专业；拥有教师1 310名，其中教授97人，副教授349人，各院系都有著名学者设坛授业主持学政；新图书馆已建成，图书复办时收回56万册，当年新购11万册、捐书17 000册，经过几年添置共藏书127万册；新建成一间学科齐全的华侨医院和由霍英东先生捐建的门诊大楼；新建语言实验室、现代化电教中心、计算机中心；几年来先后建成109个理医科实验室、37个科研所室。学校的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上级的支持，离不开全体教工的努力，当然也离不开当时主持日常工作的梁奇达的无私奉献。回顾这段往事，人们不由地称赞梁奇达“真有大将风度”、“干劲不减当年”。
2002年，87岁的梁奇达离开我们、离开他两次办起的暨大，走了！他留下遗嘱，不给他开追悼会、告别会；吩咐家人把他的骨灰撒在他战斗过的五桂山上和付出大半生心血的暨大校园。他的老战友、他的老部下、他的学生不忍看着他这样悄悄走去，决定不发讣告、不发通知、自动参加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献上一副挽联：
久经考验，赤心向党，南征北战，冲锋陷阵，逐日寇，驱蒋帮，铮铮铁汉；
两办暨大，白手起家，东奔西走，披肝沥胆，选良材，聘巨匠，谆谆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