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治平
2002年7月中旬，听说梁奇达校长住院留医，陈小尘同志约我一起去医院探望。那天在病房见校长精神还好，记忆力亦佳，与我们谈话近一小时。校长关心即将召开的十六大，问我对“三个代表”有没有研究？还写不写文章？没想到，不久听说校长病情恶化，9月28日校长逝世。这次见面，竟成永别。10月9日我参加梁校长部分骨灰安放明湖葬礼，在湖心亭旁一棵苍劲的小柏树下安卧着梁校长的部分骨灰，这是梁校长生前遗愿，是校长热爱暨南、心系暨南的体现；也寄托了人们对校长的怀念和哀思。我在向校长致敬默哀中思绪万千，慢慢集中到一点——明湖静静地见证：梁校长为暨大操劳大半生，真正做到权为暨南所用，心为暨南所系。校长关爱师生，鞠躬尽瘁，刚直不阿，雷厉风行，身体力行的风格深受我辈教职工和许多中层领导干部的尊敬。
我想到40多年前——
1958年暨大第一次复办，我刚大学毕业统一分配来暨大，第一年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也许是我在校刊上发表一篇关于“时间”的小文章引起校长的重视，校长竟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赞扬这篇文章的观点（他可能还不认识我这个新来的青年教师）。在马列室，不时也能见到梁校长（同在办公楼）来传达、指示、商议工作，非常贴近群众。有时还能在“南洋馆”（当时学校为改善侨生、港澳生生活而办的十分简陋的餐馆）、“蒙古包”（食堂）见到校长走来察看师生伙食情况。梁校长平易近人，深入下层，当时也许全校教职工人数不是很多，要找校长请示、汇报什么事情似乎很容易。当时各系都从中大抽调、配备一批骨干教师，多半是青年教师，我是外地应届毕业生，梁校长对我们青年教师寄予厚望，着力培养，放手使用。
1959年学校创办经济系，我调至经济系。1960年学校抽调我、哲学老师吴晖、中文系老师潘翠青三人报考人大研究生，在学校教师紧缺情况下让我们脱产学习三年。而且考人大时，学校人事部门根据梁校长指示曾问过我，是带全薪学习还是领研究生助学金（只有工资的80%）。学校希望我学成归来。我虽然选择了后者，但我仍深深感谢学校尤其是梁校长对我的关怀。
1960—1961年正是国家经济生活最为困难的时期，北方比之南方尤为艰苦。我与不少同学都得了浮肿病。梁校长得知后竟嘱咐学校总务部门给我们在人大学习的三个研究生寄去一箱食品，内装花生油一铁筒、十数条上好的大咸鱼。这些食品即在物资丰富的今天也属上好的营养品，而在那时物资十分匮乏，就是非常难得的食物了。收到这些东西我感到震撼，这不仅在物质上无疑是雪中送炭、久旱之获甘霖；同时在精神上也是十分有益的营养剂，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坚持下去。国人的传统品德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时和以后我都在想，一位主持全校工作的大学校长，百忙中竟没有忘记给在外进修的三位青年学子补给营养食品，可见校长对我们的关心和期望。我时时想回报，只有化为努力学习的动力，回报学校和校长。
待到毕业分配时我面临一次选择：是留北京（当时中央党校需要人）还是回广州？我曾写信向梁校长汇报和请示，校长亲自执笔复我一信，称：“两年中哪个时刻我们是把你作为校外人呢？我是多么殷切地盼你早点学成归来啊！”校长还对我在人大为何免修经济学史甚为关切（因在本科学过，我申请免修获准，另选修高鸿业主讲的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我深切感到，校长不仅是对我个人寄予厚望，而是对在校工作的所有青年教师寄予厚望，期望我们承前启后，挑起重担，提高教学质量，扩大学校在海内外的影响，把暨南大学的优良传统保持并发扬光大。
40多年过去，许多事情已经淡忘，但对梁校长的关爱和领导干部的形象却终生难忘。梁校长，安息吧！
1963年梁校长的亲笔复函
你的毕业分配问题，谈来似有点多余的，两年中哪个时刻我们是把你作为校外人呢？在我脑子里从没有这样想过，五月间在京也谈过，我是多么殷切地盼你早点学成归来啊！如果你忘记了学校和我，那就是另一回事，则不属于填分配志愿问题，你说对吗？
对你学习，还是一个老愿望。另学经典著作资本论或其他，听说蔡主任叫你学习经济史，但你却列为免修，为何？
张恒迁主任不幸逝世，你可知？
就此祝你
愉快
梁奇达
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