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20日，孙康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噩耗传来，我心里万分悲痛。孙康是一位革命老战士、老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深受中山人民、南洋华侨和云南人民的尊敬。1996年，我们一些30年代在中山工作过的老同志筹备为他庆祝从事革命事业70年及90华诞，未等庆祝他就病逝了。这成为我们心里一份深深的遗憾。
1937年我到中山，1938年调到县委。1939年底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而调离中山，前后3年多，我在他领导下工作。解放后，我们只见过几次面，但在感情上，我和他却像是共事多年的老朋友。在和他相处的日子，我对他坚强的性格、高尚的品质无比敬佩。他对我的帮助教育使我终身受益。
他加入革命行列仅一年就遇到大革命失败。他参加中山卖蔗埔起义失败后，一同起义的同志，牺牲的牺牲，被捕的被捕，他和党失去了联系，又处在通缉中，但他毫不退缩，断然选择了只身远渡南洋、继续革命的道路。到马来西亚后，他遇到两大难题：一是找不到党，二是无职业栖身。但这也难不倒无畏的孙康。他找到亲戚暂时住下来，然后通过写文章来与党联络，后来终于找到了党。有了党的领导，他如鱼得水，办报办学，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后来遭到马来西亚当局通缉，他转到新加坡，不幸在一次秘密支部会议上被捕，判监半年。坐了3个月牢，逢大赦，被押解出境，又和党失去了联系。1933年他回到中山，1936年和党接上关系。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方向地开展工作。从1936年起，中山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先后成立了支部、县工委，他均担任书记。在此期间，香港党组织派徐云到九区，邝任生从上海回到八区，我从广州调到五区，黄峰等一批同志从陕北抗大回到中山。中山党的骨干队伍扩大，党员人数增多，四、五、八、九区先后成立了工委。1937年8月，中山县委成立，孙康任县委书记。县委成立后，大力发展抗日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全盛时达4 000多人。另一方面县委积极稳妥地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的队伍，到1940年止，全县党员达500多人。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县委成立时，广东省委明确指示要抓武装。孙康非常重视这一工作。他取得国民党中山县长张惠长的同意，领了县守备队一个中队指导员的头衔，又在四区成立“别动队”，作为民兵的常备队，分批训练各乡民兵，培养骨干，在全县范围内，区、乡党组织一起抓武装。乡成立乡警队。九区书记梁伯雄组织了抗日大队，八区陈中坚、二区黄石生、杨子江也分别组织抗日中队。这些队伍，对外都取得国民党军的番号，在内部则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后来中山的武装成为珠江纵队的三大基础之一（即吴勤部队、林锵云部队和中山部队），五桂山成为珠江纵队较稳定的根据地。这说明孙康在抓武装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1939年底，国民党中山县当局掀起反共高潮，“抗先”、“妇协”，连同孙康的“别动队”相继被取缔，孙康本人被通缉。根据省委指示，孙康调离中山到香港另行分配工作。这一变化，使中山党的工作受到不小影响。后来在中山党的领导关系从东南特委转到中区特委时，孙康受到指责。某些领导认为孙康做县委书记时，中山县委在政治上、组织上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统一战线过分相信和依靠张惠长，不抓武装工作，组织严重不纯，发展党员执行小资产阶级路线（指发展小学教师派），领导方式家长制等等。还说县委宣传部长徐云是托派，组织部副部长郑仲光是叛徒，把他们立即调离中山，中山县委被调得只剩一个代理书记。孙康到香港后，负责人员不接见，不分配工作，又不给生活费。若不是亲朋援助，几乎无以度日。后来在廖承志和梁广（东南特委书记）的干预下，才被安排到南洋工作。此事引起中山一批同志的不满，由于战争紧张，无暇上诉，直到解放后，一批老同志退下来，才联名上诉。1985年广东省委明确批复，推翻了原强加于中山县委和孙康的错误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孙康本人一直保持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仍以高昂的革命精神忘我地工作。
孙康是大革命时的党员，中山卖蔗埔起义的指挥员之一，先后被国民党反动势力、马来西亚、越南当局通缉达5次之多，但他百折不挠，毫不畏惧，两次失去党的关系，毫不气馁。他平等待人、谦虚自律，从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县委；对上级非常尊重，对下级关怀备至，从不在我们面前摆老资格，逞英雄。他毕生淡泊名利，生活朴素，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孙康在一生的革命活动中，走的是曲折的道路，在革命风暴中，他像一只勇于和风暴搏击的雄鹰，不屈不挠，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
孙康，我们永远怀念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