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云同志永远离开我们了！
徐云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坎坷不平的一生。
他很早就投身革命运动。还在广西左、右江暴动后，他由于参与印刷革命宣传品而被反动当局追捕，被迫离开广西，辗转从广东到香港，从事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1月在香港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7年，他被党组织派到中山县开辟农村工作，并追踪托派分子何××。同年，我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追捕，奉命离开广州来到中山。1938年，中山县工委改为县委，我们都调到县委工作，他任宣传部长。我们就这样相识了。虽然彼此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原姓钮，他也不晓得我的真名），但从此在共同的战斗中建立了深挚的革命情谊。尔后，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组织决定我们连真假姓名都不要，改用代号，他称老三，我叫老二，我们这样相称，直至他离开人世。
我们在中山共事两年多，当中山陷入日寇铁蹄下，中山县党组织的领导关系从一个特区党委转到另一特区党委时，意外的事情突然袭来——徐云同志被宣布为托派嫌疑分子，属政治问题，立即调离中山。我们愕然，两年多来，大家目睹徐云同志是那样坚决地与托派分子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行为作斗争，执笔写了大量反托文章，在中山九区时还击败了托派分子何××，维护了党的革命路线，维护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恢复和发展了党组织。这样一个好同志怎么一夜之间竟成了托派嫌疑分子呢？！真令人百思不解。当时，徐云同志执行了组织的决定，告别同志，也告别怀孕不久的妻子梁绮卿同志。我们没有话别，我只有带着沉重的心情默默地送别他。那时，他没有任何党内职务，只安排在一个群众团体中当秘书。对此，他虽意识到内中必有蹊跷，但却毫不介意，仍怀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善于做群众工作的特长，积极投身新的战斗，并取得令人敬佩的成绩。
不久，厄运再次突然降临。个别领导人不知从哪里得来新材料，加深了对他的怀疑，竟连安排他在敌后工作也不放心，借口大后方工作需要，把他调到后方粤中地区去。“只要能为党工作，去哪里都一样！”徐云同志又毫无怨言地听从调遣，出发到新的地方。可是，他在那里等了又等，也等不到有人来和他联系。听不到党的声音，他徬徨，像失去母亲的孤儿一般。接着他失业了，饥饿接踵而来。他流浪街头，被难民收容所收留，在渴望和等待的痛苦中煎熬。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离开党、离开革命工作呢？他实在忍受不住了，毅然走出难民营，去找党。他身穿破烂的衣裳，面容憔悴地出现在街头，不是乞丐活似乞丐。他写了一封长信给粤中特委书记刘田夫同志，详细申述自己的历史和要求恢复组织生活的请求。1941年，在刘田夫同志的关怀下才恢复了党组织生活。他庆幸自己得救了，但却不知就在此时，他的妻子到了番禺工作，欲与丈夫见面未成，不久便在一次激烈的对日作战中壮烈牺牲。他的儿子找不到父亲，无人照料，只得由战友帮助寄养在别人家里。徐云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这一切他当然不知道。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党，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他奉献出青春、爱情和家庭！
1943年，徐云同志调回中山抗日根据地——五桂山，担任部队的宣传工作。我们又见面了。久别重逢的战友当然要倾吐离情，何况徐云又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可是，说千道万，痛苦的往事他只字不提。是啊，为革命，为党茹苦含辛，理所当然，生命也可以献出，这些又何足挂齿！
相逢又别离，3年后，我们相聚在华东党校。当时，由班党支部主持为他的历史悬案做结论。各方面的材料证明：把徐云同志定为托派嫌疑分子、限制使用是没有根据。支部建议撤销。我想，这一次，他大概会把那不堪回首的痛苦往事诉说一下了吧，岂料他只为自己清白的历史作了申辩，其余苦难一句也不说。解放后，我们常见面，也未听到他吐露半点。后来，我从一些对他了解更深的同志那里得知，徐云同志对党一贯忠诚，平日虽爱说爱笑，但从不背后议论领导同志的是非，包括对自己作过错误处理的人，他讲团结，顾全大局。他曾反复嘱咐家人说，无论我活着还是死后，都不要谈论我的成绩和受的委屈，只要人们知道徐云是个共产党员就够了。徐云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不计较个人恩怨、胸怀宽广、党性极强的好党员！
解放后，他从天津回到广东，先后在华南分局政策研究室工作，到新会县土改，任新会党委书记，任过华南分局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1957年广东省省长古大存同志受到党内不公正的处分，徐云同志因受株连而调离省府到水产厅当副厅长，不久又调到海南屯昌当县委书记，1958年又调至海南铁矿任党委书记。工作调动频繁，但他从不说二话，党叫去哪里，就去哪里，并总是在那里竭尽全力做好工作。到海南铁矿不久，他就根据企业的特点，制定出整套以经济手段管理企业的制度，并很快见到实效，缩短了基建时间，提前投产，受到中央冶金工业部的赞扬。省委几次想调他回省工作，冶金部都不肯放。1961年，我随高教参观团到石碌，亲眼看见矿区一片生气勃勃的令人鼓舞的景象。后来，徐云同志还把全家都搬到那峰峦层叠的山沟里去。那里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但他却怡然自得，满怀豪情，要为我国冶金事业的发展做个老黄牛。
可是，好景不长。1963年冬，“四清”运动来了。工作组给他扣上“四不清干部”的帽子，罗织的莫须有的罪名达40条之多。他被撤掉党内外所有的职务，下放到一个起重搬运班当苦力，时间整整一年多，腰扭伤了，人瘦了。苦难还未尽头，十年浩劫接踵而至。“四清”时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在“文革”中全部成了批斗徐云的依据。在那灾难的日子里，他遭日夜轮斗，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此时，他想的不是个人的灾难，而是念念不忘党的利益和威信，他通过各种方式保护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免遭残害。最后他本人却被定为假党员、叛徒、托派、军统特务、走资派等多重反革命分子，并宣布处以死刑。1968年7月23日傍晚，他夫妇俩被押到私设的靶场去。熟悉的同事、工人和家属望着这情景无不暗暗落泪。死神即将降临！靶手举起枪，对准他俩的后脑，食指扣动扳机，就在这子弹飞出枪膛的时刻，其中一个头头突然改变主意——留下他们诈取口供！只见此人两手将枪托起，子弹从徐云夫妇头顶飞过，他们侥幸地活了下来。接着他们被抛进矿区私设的牢狱，经受了两年的折磨后又送到干校去改造。一年复一年，别人相继解放了，分配工作了，徐云夫妇的问题却渺无音信。在那乌云笼罩的日子里，似乎谁也没有胆量去解决这本来很简单而又很棘手的问题。直至1974年他们才分配到冶金工业部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徐云同志在该院的钢铁研究室作副科级干部使用。对这一切徐云同志也没理会，他脑海里想的是，他已整整10年被剥夺了为党工作的权利，人生有几个10年啊，现在该赶紧追回已失去的时光了。所以一到工作岗位，他就一头扎进工作里。虽已是满头白发，但却离开家人兴致勃勃地跑到韶关钢铁厂蹲点，一蹲就是3年，贪婪地钻研冶金技术，拼命地为攻克一科研项目而日夜奋战在冶炼炉旁，终于通过技术鉴定，取得可喜成果。他这种为科研献身的精神，深深感动了科研小组的青年同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中央拨乱反正的精神，省委决定撤销“四清”运动时给徐云同志的处分，恢复原来的级别。他又一次得救了。沉冤13年，加在他头上的精神枷锁终于掷除了，他当然很高兴。但使他更加高兴的是，凭他的观察力，他预见到中国必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当接到调任省政府秘书长的通知时，这个备受折磨的徐云，尽管已是须眉皆白了，但他内心却燃烧起新的革命热情，急切地盼望在垂暮之年，为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作点贡献。不料报到时，好心的人却劝他去休养，他再三恳请也被婉言拒绝，他只得到从化疗养院去了。由于心情不好，血压升高，一次栽倒在浴室昏迷不醒，经医生诊断是脑血栓。以后病情进一步恶化，在病床上熬过了6个春秋，最后离开了人间。
革命者在革命征途上遇到种种困难挫折本不足怪，但徐云同志为党为革命奋战半个世纪，灾难从始到终，一个接一个，像幽灵一样缠住他不放，这却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他是依靠什么在逆境中拼搏的呢？他常对我说：“革命事业第一！”“党的利益至上！”就是这革命的信条，共产党员的信条，赋予他高尚的情操、刚毅的意志、坚强和博大的胸怀，使他身处逆境、蒙冤、受屈，仍一心向党。“凌风知劲节，负雪见贞心”是徐云一生最好的写照！他不愧是一个特殊材料造成的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