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汉
第一章 少年立志图报国出生入死为革命
珠江，雄伟壮美的珠江，逶迤宛然流向海洋，滋润着岭南沃土，培育着勤劳勇敢，思想开拓，敢于革命的广东人民。珠江两岸河网纵横，田园阡陌，物产丰饶。珠江三角洲孕育了无数仁人志士和革命先驱，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广东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无数革命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强盛、民族的解放、社会的繁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美丽富饶的珠江三角洲西部有一个闻名海内外的华侨之乡和文化之乡——开平县。开平县受海洋文化的影响哺育了一代代革命家、教育家、艺术家和侨领等名人。他们给岭南文化增添了光彩。本文的主人公梁奇达就是这块沃土孕育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传播中华文化的华侨教育家。
1916年7月15日，梁奇达出生于开平县博建乡会龙里一个华侨家庭。他自幼在家乡私塾读书。1931年在博建小学毕业后，考入广州大中中学。广东是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广州是我国近现代革命运动的中心。正值青春年少的梁奇达从三埠乘船来到广州，刚刚踏进大中校园，便被学生请愿抗日的标语口号所吸引。深受青年学生爱国抗日救亡热情的鼓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萌发着爱国主义的思想。
1931年1月28日，日本侵略我国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驻守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在广东名将蔡廷锴军长的率领下，抗命举旗抵御日军进攻，血战吴淞口，保卫大上海。广州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热血沸腾，不断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向国民政府请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初秋的一天，梁奇达参加了广州中等学校联合举行的万人请愿抗日示威大游行，他在游行队伍里，激情满怀，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广大青年学生抗日的情绪，革命的气氛，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已在他胸中扎根。年仅15岁的梁奇达，痛下决心要努力学习，将来为国家和民族效命。除了刻苦学习功课之外，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报，关心国家大事。1932年他与一群思想进步的同学秘密组织读书会。当时主要的成员有他同乡兄弟梁湘和潘先濂等人。主要阅读进步的文艺书籍和主张抗日的刊物，如高尔基的《母亲》和鲁迅的杂文等。
1933年夏天，梁奇达又结识了广州大学和勷勤大学的林振华、麦蒲费两人，从他们那里间接与上海负责发行工作的王均予取得了联系。王均予是中共上海中央出版部发行科的科长，他主要的任务是在青年学生中秘密推销中共中央出版的马、恩、列、斯等马列著作，以及中共在上海出版的《红旗》杂志和《红军捷报》，在学校内找到代销人，再由代销人向进步学生经销。当时在上海的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大厦大学等九所学校都有代销人。后来经过在上海的进步学生介绍，再向全国各地发展卖书关系，如北京、天津、武汉、广州、澳门、厦门以及南洋等地学校。广州的麦蒲费是勷勤大学的学生，他与王均予秘密联系，所有马列著作和进步书籍刊物通过这条渠道流传到广州青年学生中。王均予为了加强与读者取得联系，帮助推销工作，1933年4月间，他自编了一张小报，叫《时代文化》，秘密印刷，向全国各地秘密发行。主要内容是报道上海出版消息，介绍马列主义书籍，登载上海和全国各地群众抗日救亡活动，答复读者来信；学习时事政治，也报道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的消息，是一个为发行科服务，联系各地读者、组织读者的工具。通过这张报纸的发行路线，在上海以外的城市依靠代销人，把当地经常购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的读者团结起来，组成《时代文化》读书会，形成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广州《时代文化》读书会的负责人是麦蒲费，主要读者是勷勤大学、广州大学、中山大学、中大附中、大中中学等校学生。这些日子，梁奇达从上海王均予发行的书刊报纸杂志中学习了许多马列知识，了解了很多抗日救亡的消息，如《读书生活》、《世界知识》、《中国妇女》等刊物。还从那里得到一些秘密刊物和文章，如中国苏维埃简介，红军反围剿胜利的消息。梁奇达与读书会的成员集资购买油印工具和纸张，秘密印刷，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散发出去，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共产主义思想。一次他看到《为争取发展五十万红军而奋斗》的文章，深受鼓舞，情绪激动，非常向往到苏维埃红军大学学习。1934年他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奔赴苏区。他筹足了路费，规划好路线，秋天即将前往。时隔不久，忽然接到消息，苏区红军已出发，离开端金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无奈终止此行，只好留在广州继续读书。
1934年秋天，梁奇达考入省立第一师范高师部，在那里继续读书。他一边学习，一边秘密组织读书会，发动40多名学生参加读书会，并以学生会为阵地创办壁报，进行抗日宣传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此时，因某种原因，《时代文化》报纸停刊。上海发行科党小组考虑，报纸停刊，各地读者必然停止活动，为了不让各地读书会的组织因报纸停刊而解散，商量提出用一个组织名称，同发行书刊的工作结合起来，以保持组织关系。于是，他们想出了用“中国青年同盟”这个组织名称来代替读书会名称，可继续保持发行马列主义书籍和党的报刊关系。王均予在上海向各地组织发信联系，说明改名称的原因，“中青”组织便成了党领导下的外围群众组织。1934年底，广州已有20多名“中青”成员，主要分布在勷勤大学和中山大学两所学校，总负责人是麦蒲费。勷勤大学有林振华，中山大学有钱兴、曾生、粟稔、梁湘、梁奇达、李锦波、黄书光、周明等人。主要任务是反蒋抗日，揭露国民党卖国政策，宣传红军长征胜利和党的“八一宣言”。
1935年7月，王均予在上海遭到国民党的迫害，因机关受到破坏，无法立足，只好转移到广州来开展革命活动，原来发行科的党小组成员王平和易志光仍留在上海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因为广州“中青”原来就是在上海发行科领导下与王均予有近三年的工作关系，党组织决定让王均予到广州，帮助开展广州“中青”活动，继续维持发行科的工作，跟上海党小组王平和易志光仍然保持联系，向他们汇报工作情况，接受他们的意见和寄来马列主义书籍。当王均予来到广州后，又把“中国青年同盟”改为“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经过整顿和发展，为重建广州市委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夏天，麦蒲费、林振华、梁湘、梁嘉、梁奇达等人把王均予接到广州来，直接领导“中青”的工作。由梁湘以学生身份在越华路一条小街租了一间房子，安排梁湘和王均予住在一起，以此作为掩护。王均予的生活费、房租费和工作活动费全部由梁湘、麦蒲费、林振华、潘先濂、梁嘉和梁奇达等人，从读书费用中节省下来解决的。王均予住所绝对保密，除了麦蒲费和梁奇达因工作需要能去外，任何人不能到那里去，以确保他的安全。王均予到广州后，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为恢复和发展广东党组织做准备，为此成立“广州青年抗日同盟”这个秘密组织。首先吸收进步群众参加“抗日同盟会”，并给予考验和锻炼。梁奇达是较早加入“广东青年抗日同盟会”的，由王均予介绍他入盟，随后王均予派他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中青”组织的负责人，发展了100多人。省一师位于风景优美的北江河畔的江村。梁奇达考进该校后，按照王均予的意图，秘密串联，发展一批“中青”积极分子，如王树潘、王国强、李畔驰、陈进礼、郭植秋等人。同时，他还在校外江村建立“中青”的秘密据点，为了避免暴露，他经常在夜晚约王国强、王树潘等骨干分子到江村秘密据点开会。有时，听梁奇达作报告，数十人挤在一间屋的大厅里，点着小的火水灯，彼此的脸孔都不能全部看清楚，只听到他的激情演说。散会后，三五成群在漆黑的夜幕中返回学校。
1935年12月9日，北京爆发了学生爱国示威游行，当晚梁奇达把“中青”骨干分子召集在江村秘密据点开会，为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安排“中青”骨干分子连夜张贴抗日救亡标语。深夜一二点钟时分，“中青”骨干分子把全校学生的面盆都贴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标语。10日清晨，全校师生起来洗脸时，都看到了抗日救亡的标语，大家非常震惊。学校当局派人侦察调查，也没有查出结果。后来“中青”骨干分子王树潘在墙报上写了论战的文章，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自12月9日北京爆发学生爱国运动后，梁奇达更加积极主动宣传抗日，发展“中青”组织。他根据王均予的指示，放宽条件组织近百人的半公开的“中青”读书会，有文艺、哲学、时事的研讨会，引导学生读进步书刊，如鲁迅、茅盾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以达到团结抗日的目的。学生依靠这个进步组织，在全校争取学生会的领导权，出版墙报，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每两个星期到王均予住处汇报工作情况，听取王的指示；有时，按工作需要，王均予隔周派人与他联系，传达讯息。梁湘则协助梁奇达誊写、印刷各种宣传品，然后由梁奇达直接把宣传品带到学校散发。其中有中央文件，还有红军长征新闻等等。由于他的活动次数较多，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到高中二年级时，被学校当局以“操行不好”为由开除学籍。于是，梁奇达把该做的工作安排好后，便离开了省一师。但他没有屈服，在王均予的指导下，以“中青”盟员的身份转学到肇庆师范就读。他到肇庆时，以“中青”盟员的资格发展肇庆中学和肇庆师范一批抗日同盟成员数十人。
王均予到广州后，经过半年的工作，克服了关门的思想倾向，整顿了群众组织，吸收一切拥护抗日的群众到各种抗日社团来，推动群众抗日运动走向高潮。从1936年起，王均予决定抓紧时机到天津向北方局汇报工作，请示重建广东党组织的意见。当时，王均予没有回天津的路费，怎么办呢？梁湘、梁奇达、梁嘉、麦蒲费等人变卖各自的金饰资助王均予北上天津。王均予找到北方局领导，详细汇报了广东的工作，得到北方局领导的充分肯定，批准广东重建党组织问题的决定。于是王均予迅速返回广东，按照北方局领导人的意见，配合南方委员会（设在香港）薛尚实同志，立即开展建党工作，首先在“中青”盟员中发展一批党员。
1936年10月，由王均予介绍梁奇达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10日在广州惠福路一间古色古香的茶楼举行了入党仪式。从此，梁奇达就成了大革命失败后肇庆地区第一个共产党员、高要中共党组织的重建者，肇庆这块圣土成为梁奇达人生重大政治生涯的先端。此时，年仅20岁的梁奇达，一心向往苏维埃，如今梦想成真。1936年10月10日成了梁奇达第二次生命的喜庆日，又是他永远难忘的里程碑！
高要是西江重镇，在大革命时期，苏维埃运动在这里蓬勃发展，素有“小海陆丰”之称。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使这里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此时，梁奇达接受任务，冒着生命危险在肇庆开展革命活动，重建党组织，碰到许多困难。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回到肇庆之后，马不停蹄开展工作，加速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以党的外围组织“中青”为基础，注重培养考验那些工作热情高涨，经得起复杂政治形势考验的盟员。为了团结更多的青年学生，在肇庆中学内创办了一个激进的刊物《肇庆校刊》和一个名为“解放剧社”的演出团体，开展抗日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以培养锻炼其中的突出分子，并将其作为发展对象，进行发展党员和党的组织建设工作。那时正在肇庆中学读书的王晋禧是“中青”盟员骨干，又是负责宣传工作的学生会领导成员。遵照王均予的指示，他与王晋禧接触，发现王晋禧讲的是“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权”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道理。他思想进步，工作积极热情，立场坚定，态度坚决。于是，梁奇达作为介绍人首先吸收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王晋禧作为介绍人吸收了肇庆中学学生陈炽崇入党。根据党章规定，三名以上党员可以成立支部。鉴于高要从大革命失败以来，一直未能恢复党的组织，经中共广州工委和后来的广州市外县工委负责人王均予批准，于1936年10月中共高要支部成立，成员只有梁奇达、王晋禧、陈炽崇三个，书记梁奇达，隶属广州外县工委。
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对革命群众和广大进步青年严格控制，对他们的活动严密监视。中共高要支部虽然秘密成立了，但也无法公开活动，只能趁民间兴起的抗日救亡形势，大力宣传反蒋抗日。梁奇达为了坚持革命活动和扩大宣传范围，便挑选了肇庆中学和天主教会创办的海星中学作为中共高要支部和“中青”活动的场所，组织一个半公开的秘密读书会。先后吸收了教师黎淑娴和一批进步学生黄次娴、叶翠卿、何瑞兰、郑礼芳、关秉琪、冯绍诚等人加入读书会。并租赁了肇庆中学对面的中山纪念党侧边的一间小屋作为读书会的活动地址。还不定期出版宣传抗日救亡、拥共反蒋的爱国主义思想刊物《小主人》。与此同时，还仿效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小先生”制的平民教育举措，让青年走向社会，对一些成年人进行识字教育。
1936年11月间，梁奇达从肇庆各中学和师范学校师生中，发展了数十名“中青”盟员，使肇庆、高要乃至西江各县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团体，特别是抗日自卫团，在西江已有十余万民众组织起来了。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高要当局在肇庆城区举行了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集会，梁奇达组织中共高要支部和“中青”盟员利用这个机会，动员青年学生到街道、广场等地宣传演讲，剖析事件真相，揭露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实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专事反共、不事抗日的投降政策，及其在西安事变中被扣押时的种种丑态，宣传中共的团结抗日、反对分裂、反对内战的主张，使民众受到一次谐趣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1937年1月，国民党高要党部设在肇庆师范学校的区分部侦察“中青”在该校活动，对学校学生参加抗日宣传活动的言行严加监视。同时，获悉梁奇达是其中骨干分子和领导人，以操行“丙”等为由将其开除出校。为革命奔走的梁奇达因宣传抗日，组织学生运动，又一次被当局赶出校门，开除学籍。1月下旬，广州市外县工委负责人王均予及时通知梁奇达撤离肇庆转回广州，中共高要支部负责人和“中青”工作由王晋禧接任。
1937年初，梁奇达回到广州向王均予汇报后，王均予把他安排在广州郊区岑村小学当教师。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山大学，跟同乡兄弟梁嘉和金昌华（朝鲜籍）编为一个支部，梁嘉任支部书记，他任支委。他一边在岑村小学任教，一边配合中山大学社教组织开展中大周围乡村的工作，包括东圃、罗岗等乡。他以组织“小先生”名义，推广陶行知的教育实践，把那里的教师组织起来，大力发展“小先生”制，扩大扫盲工作和抗日救亡宣传。在这里的活动不到半年，工作开展也很顺利，不料被国民党察觉，秘密通缉他。王均予得到这个情报，立即通知他马上离开岑村小学，又介绍他到中山县去。当时，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了。梁奇达带着王均予给他的联络暗号到中山县找到中山县委书记孙康。为了避免国民党的追捕，他改名为梁浪舟，在五区大布乡小学以教务主任兼教师身份为掩护做党的工作。他到五区后，成立区工委，并由他担任区工委书记，叶向荣任组织委员，孙一之任宣传委员。大布乡小学的校长就是孙一之，在他的支持下，大布乡小学有一批爱国的进步教师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梁奇达到该校后，先后吸收教师郑少康及校友黄炳南入党，组成大布乡党支部，他兼任支部书记。大布乡党支部在他的主持下，又以该乡小学为基地，首先着力于团结全校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及校友，以组织读书会、上政治时事课、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话剧等适合青年特点的活动方式，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与实践。他大力推荐阅读当时上海出版的《生活周报》、《永生》、《中国农村》、《妇女生活》等进步期刊及《哲学讲话》、《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政治学常识》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和革命的文艺作品，对青年的思想和政治启蒙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把工作进一步由学校推向农村，党支部还组织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当“小先生”，在农村举办农民、妇女识字班，利用晚上和课余时间进行青年农民和妇女的教育工作。在此期间，梁奇达的工作很忙，经常亲力亲为去检查和帮助“小先生”的工作，有时还亲自授课。他甚至搬到农民家里去住，经常探望学生家长和父老乡亲，与青年聊天，广交朋友。他生活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待人诚恳热情。办事负责，很快在群众中建立了极高的威信，不少群众有问题都来找他商量解决。党支部在他的主持下，大布乡又成了全县群众工作比较出色和巩固的据点。
梁奇达任五区工委书记期间，与叶向荣、孙一之团结合作，努力发展组织，积极推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五区区委的工作重心放在发展群众，尤其是发挥青年知识分子在抗日斗争中的宣传作用。他们组织了谷镇文化界抗日工作团，全部党员加入工作团，梁奇达任党组书记，三乡商会主席郑兆田为团长，桥头小学校长邹文汉和孙一之为副团长。抗日工作团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每逢节假日到附近乡村宣传救亡，演街头剧《我们的故乡》、《青纱帐里》、《血洒卢沟桥》和《放下你的鞭子》等等。他们组织了壮丁队、救护队、妇女大刀队等群众组织。他们很快把全区的抗日群众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影响全县。为了发动海外华侨捐款回来支援抗日，办起了《大布乡报》、《桥头乡报》等各种乡情报，寄给海外乡亲。在海外华侨的支持下，中山抗日游击队的武装有相当部分是华侨捐助的。与此同时，梁奇达很注意在抗日救亡运动涌现出来的爱国青年中物色发展对象，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不久在五区的平岚、乌石、大布、桥头、鸦岗、雍陌、马溪、平湖、沙岗、茅湾等十多个村发展党员近200名，成为中山县发展党员数量最多的地区，并建立了多个村党支部，当时的五区被称为中山的“小延安”。
1938年5月，经省委批准成立中山县委，孙康任县委书记，孙晖如任县委副书记，徐云任宣传部长，8月梁奇达调县委任组织部长。在任期间，他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着力抓好党的组织建设，为中山县发展、巩固和壮大党的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到1939年10月，中山县已有中共党员500多名，为全省之冠。在全县九个区中，除七区因沦陷较早未建立党组织外，其余八个区都建立了党组织，而五区的党员人数最多。当时的县委机关设在石岐民生路太原第，他与县委副书记孙晖如、宣传部长徐云三人共住在一间租来的侨房里。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三人以兄弟称呼，孙晖如为老大，梁奇达为老二，徐云为老三，从此，大家亲切地称他为“二哥”。
1938年冬至1939年秋，梁奇达在任县委组织部长期间，不仅注意加速发展组织，同时重视培养和提高党员的素质。一年时间举办了三期党员骨干培训班：第一期游击干部；第二期青年“抗先”；第三期青年妇女积极分子培训班，为珠江三角洲日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作好干部的准备。后来珠江、粤中地区的抗日游击队骨干大多数是他培养出来的。每次办班，从筹备到讲课，他都亲力亲为。参加过学习班的党员有郑少康、曾谷、方群英、黄乐天、杨子江、程志坚、吴孑仁、卢德耀、黄友涯、黄旭、陈特、高平、简洁、郑秀等八九十人。这批党员骨干经过培训，回去后都成为珠江敌后抗日斗争的顶梁柱。
梁奇达非常重视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他在五区任区工委书记时就很重视武装工作。当时国民党政府要求各乡组建抗日自卫团，他以区工委的名义决定各乡党支部要尽量动员党员、学校教师和青年农民参加军事训练，并吁请各乡的乡绅父老购置枪支弹药，为武装抗日保家作准备。自他调县委任组织部长后，继续抓好抗日武装队伍的建设，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党组织，领导抗日人民武装力量。后来中山县成立第一支抗日游击队——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就是中山县委亲自组建的，骨干人员和枪支武器都是梁奇达发动群众一手筹划操办的。
当时正处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阶段，梁奇达十分重视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早在五区任区工委书记时，他就很重视统战工作，代表县委要求各乡党支部对各乡学校的校长、校董、乡长、自卫队长以及父老乡绅、归国华侨都要尽力做好“团结和争取”的工作。当时各乡群众抗日运动的蓬勃发展，是跟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分不开的。对国民党五区分部的书记长郑星池、区长孙子静及驻军独立九旅驻在三乡的营长等都保持联系，每逢召开群众大会都请他们坐在主席台并讲话，形成了一片团结抗日的良好气氛。他调任县委组织部长后，积极协助县委书记孙康做好“团结争取”统一战线的抗日组织工作。1938年12月9日，成立了中共组织的以国民党出面组成的广东省抗日青年先锋队中山县队，县总队长由中山县长张惠长担任，副队长由中共中山县委书记孙康担任。梁奇达负责具体的组织领导工作，各区相应成立区分队。接着又成立了中山县战时妇女协会，由张惠长的妻子薛锦迴担任会长，中共党员刘紫云任副会长，各区成立战时妇女协会分会。1939年秋天，日军先后两次进犯中山横门，中山县委以“抗先”、“妇协”名义组织别动队、民兵救护队、运输队等数千人的队伍开赴前线，激战七天七夜，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抵御日军。在全县军民的齐心协力下，两次横门战斗胜利告捷。
正在这个骨节眼上，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这股破坏抗战的反动逆流冲击到中山县来，给团结抗战的大好局面笼罩上一片乌云。县委书记孙康被国民党通缉，“抗先”、“妇协”等抗日群众团体被勒令解散，停止活动，中山县委面临着重重困难，县委转移到贝头里村，住在农民家里，仍然坚持领导全县人民的抗日斗争。正好在这个时候，梁奇达的大女儿出世，他无暇顾及回家安排生活。尽管自己身处险境，但他不顾个人安危，抢先安排一批已暴露身份的党员转移他乡工作，安插了一批地下党员到五桂山村镇当教师，有效地保存了党的骨干力量。
1939年秋，由于受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中山县委受到不公正的处分，县委主要领导人调走，梁奇达因工作需要仍留任中山县委。10月间，广东省委将中山县委的隶属关系划归粤中特委，粤中特委调陈翔南任中山县委书记。原中山县委领导班子成员孙康、孙晖如、叶向荣、徐云、梁绮卿等人相继调走，只剩下梁奇达一人留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冒着危难坚守阵地，积极配合县委书记陈翔南做好党的工作，组织全县党员在困难中坚持抗日斗争。
第二章 五桂山上举红旗驰骋珠洲战恶狼
1939年10月4日，日军首次攻陷石岐，奸淫烧杀连续几天，顿时，石岐变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中山县委党组织没有被吓倒，上级任命梁奇达为代理县委书记。年仅28岁的梁奇达，勇敢地挑起了重担，顶着逆流知难而上。他率领一区张溪、员峰近百名民兵上山打游击，直抵五区马溪，与五区区委书记郑少康率领的民兵万余人会合；随后，又与四区谭桂明、肖志刚率领的崖口民兵数十人会合；并把一、二、五、六区的民兵组织起来，奔赴五桂山，上山打游击，开辟抗日根据地。
五桂山绵亘于中山县东南部，纵横跨越三四十千米，面积100多平方千米，是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坑谷深邃的山野地带。这里居住的山民大多数是客家人，他们的先辈是从中原河洛地区南迁而来的。客家人能吃苦耐劳，团结拼搏，具有强烈的反抗外族侵略的爱国家爱民族的革命精神，在反英抗法的斗争中非常顽强，辛亥革命时，追随孙中山推翻满清统治不屈不挠。梁奇达和郑少康等人率领部队打日本鬼子，深受客家山民的拥戴，为日后建立五桂山抗日根据地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
自中山县沦陷后，人心惶惶，成千上万的人被迫离乡背井，流落四方。中山县是侨乡，侨汇也中断，侨眷生活艰难。中山人民在中共县委的领导下，积极组织武装，打击日寇，保卫中山。1940年4月中旬，中山县委经过策划，以五区委和六区委领导的武装“青抗先”，同时向雍陌和唐家湾日军驻地进行袭击，打响了中山县沦陷后的第一枪。日军受袭后，惊恐万分，盲目还枪，彻夜不得安宁。与此同时，潜伏下来的民族败类，一时群魔乱舞，粉墨登场，当上伪县长、区长、乡长，成立伪组织。中共中山县委针对这种情况，及时部署了第二次行动，分别由崖口和长洲党支部领导的武装锄杀两乡作恶多端的伪乡长。这两次行动大大鼓舞了抗日的中山人民。在香港出版的《今日中山》以特号快讯刊出，传到海外，侨胞闻讯，同声欢庆，纷纷来电表示祝贺，随后还寄钱寄物支持子弟兵抗日保家乡。
上级对中山县委的两次行动给予高度的赞扬，并指示县委将崖口、长洲两乡民兵开赴九区，与梁伯雄领导的武装会合，成立在党领导下的中山县第一支主力游击队。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决定选派精明能干的欧初担任大队长。临行前梁奇达找到欧初，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同志，这个担子不轻啊！但是，党信任你，希望你尽快建立起这支武装，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好！二哥，请组织放心！我决不辜负县委的信任和全县父老乡亲的期望。”说完，欧初紧紧地握着梁奇达的手，投射出炯炯有神的目光，而梁奇达被他强有力的双手紧握着，被他充满信心的目光燃烧着。
欧初经过一番奔走，从“青抗先”的骨干中挑选了几十名队员，准备成立党领导的中山人民抗日武装。1940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中山县委在九区小学召开会议，商量建立中共中山县委直接掌握的一支抗日人民武装队伍的有关事宜。梁奇达和九区区委书记黄君来以及欧初等人来到九区小学，连夜开会，落实县委的决定：在梁伯雄的部队内建立中山党组织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他们研究了全套计划，包括枪支和队伍成立起来后的活动计划。天已蒙蒙亮了，会议即将结束，梁奇达满脸笑容地对欧初说：“那好吧，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两人握别。欧初站在小学的门口，目送消失在熹微晨光中的二哥……
不久，欧初领导的第一支“中山人民抗日大队”在珠江三角洲胜利诞生，随之而来的各区党委领导的民兵也相继成立抗日游击队：如八区以陈中坚的名义成立抗日中队；一区以黄石生的名义成立国民兵团常备中队；二区以杨子江的名义成立联防办事处特务中队，以周培源的名义成立国民兵团常备中队；爱国人士刘震球成立民兵集结队；九区除梁伯雄抗日中队外，还有由老农会会员陈军凯组织的中队，冯连枝组织的中队等抗日武装。
1940年随着中山县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发展，取得一定的成绩，引起中心县委的极大重视。上级党委决定把梁奇达调到广州郊区番禺任禺南工委副书记、政治特派员，从事地方党的领导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配合部队开展对敌斗争。
6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省委书记张文彬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敌后地区武装斗争的指示，决定建立南番中顺中心县委，以便加强统一领导该地区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力量。在省委的直接领导和关心下，南番中顺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发展很快。应广东省省委书记张文彬的请求，党中央从延安选派红军长征干部、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的大队政委谢立全和大队长谢斌等一批干部来广东加强南方敌后抗日游击斗争的领导。从此，珠江三角洲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
9月。中心县委决定从中山、番禺抽调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60余人，组成独立第一中队。10月。中心县委直接领导下的独立第一中队成立不久，日伪顽军企图扑灭这支敌后人民抗日队伍，纠集近千人的部队，依仗大炮和机枪的密集火力，兵分两路围攻番禺沙湾的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司令部，形势非常危急。谢立全和谢斌直接指挥这场反击战。当时，担任中心县委禺南工委副书记、政治特派员的梁奇达，也带队配合二谢指挥作战，从早到晚击退敌人的围攻。沙湾战斗，首战告捷，这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名声大振，由小到大，越战越强，像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成了敌人的眼中钉。
1941年8月13日。拂晓，大雾弥漫，驻扎在番禺新造的日军300多人分两路进犯里仁洞。谢立全带领一支36人的小分队，跟100多名日军在婆岗相遇，进行激烈的战斗。战斗打响了，我们的队伍勇敢地冲上前，抢占了制高点，火力压倒敌人。此刻，梁奇达正在新造做群众工作，听到猛烈的炮火声，立即带了一队民兵，登上离里仁洞最近的一个山冈，指挥民兵配合谢立全的部队，共同打击日寇。敌人发现我们的增援部队，见势不妙，立即撤退。这次战斗结束后，梁奇达又接受了新任务，迎接新的战斗……
1941年8月下旬，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召开紧急会议，根据珠江三角洲的对敌斗争形势，作出了“发展中山，经营番禺”的决策，派谢立全为全权代表，梁奇达为政治特派员协助谢立全工作。谢立全和梁奇达两人进入五桂山，为建立根据地进行详细的调查和具体部署。梁奇达曾经担任过中山县委书记，对中山县的情况非常熟悉，尤其对五桂山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中山县委从1937年孙康任县委书记之时，已有把五桂山创建为抗日根据地的打算；梁奇达接任县委书记时，也有创建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意图，后因种种原因，暂时搁置。谢立全非常赏识梁奇达的工作能力、战斗作风以及他的刚强性格。于是他们结伴深入五桂山作全面深入的调查后，获得共识，一致认为，五桂山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同时，三四十平方千米的山区有回旋的余地，周围平原地区也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党的力量较强。经过谢、梁两人的深入调查，中山县确认，五桂山一定可以建设成坚不可摧的敌后人民抗日根据地。从此，五桂山便成了珠江三角洲人民抗日敌后武装斗争的根据地。南番中顺中心县委指挥部也迁移至五桂山。
1942年春天，五桂山满山遍野盛开的红杜鹃格外鲜艳多姿，迎接着抗日健儿的到来，罗章有和黄智带领18人组成的先遣队来到五桂山合水口、石门村一带，进一步摸清民情、敌情和地形，为建立五桂山敌后根据地打前站。随后欧初带领第二主力中队，卫国尧带领第一主力中队先后进入五桂山与罗章有的先遣队会合。他们成了五桂山根据地的先头部队、开荒牛，当地老百姓把他们称作“山坑部队”。
南番中顺中心县委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中山县武装力量的领导，将五桂山的两支主力中队进行整编，内部宣布成立“中山县抗日游击大队”，隶属中心县委领导，谢立全代表中心县委直接领导游击大队。从这时起，中山县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地方党组织派中共党员杨子江、黄石生、曾培源等人回沙溪一带参加国民党地方部队，掌握了三个中队的兵力。驻斗门的陈中坚部队，驻南头、阜沙一带的梁伯雄部队也逐步站稳了脚跟，中山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力量特别活跃。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大侵略步伐，企图从海上进攻珠江三角洲。1942年3月，日军从佛山、番禺、江门等地，调兵2 000多人进驻中山进行“梳篦”式的扫荡，企图一举消灭中山人民抗日的武装力量。由于部分中间力量开始动摇，抗日形势一度出现低潮。
1943年春，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军政委员会为加强珠江三角洲地区武装斗争的统一领导，成立了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总指挥林锵云，政治委员罗范群，副指挥谢立全，副指挥兼参谋长谢斌，政治部主任刘向东（后刘田夫）。同年7月，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从番禺南榄核转移到中山县五桂山。珠江三角洲抗日游击队伍凭借着五桂山这个天然屏障，到平原地区活动，连续出击了驻三乡、前山、翠微、唐家、正栅等地的日伪顽军，捷报频传。
1943年底，全国各地抗日斗争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南番中顺游击指挥部为迎接新形势的到来，决定成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并发表了成立宣言。大队长欧初，政委谭桂明，副大队长罗章有，政训室主任杨子江。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成立后，开进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南番中顺中心指挥部要求义勇大队抓住战机，尽快打几个大胜仗，进一步壮大队伍，巩固五桂山抗日根据地。正在这个时候，活动在凤凰山区的白马队派人来报告，中山五、八区护沙总队长卢荣汉派了四个中队驻进了岐关东路南段的翠微村，企图建立据点，控制中山南部的平原地带，在军事上配合日军卡制五桂山的游击队，经济上则掠夺当地的粮食和其他资源。指挥部决定，趁这批伪军立足未稳，给他个下马威，把他们全部消灭掉，以壮抗日义勇大队的声威。
1944年1月中旬，梁奇达跟中心指挥部的领导人林锵云、罗范群、刘田夫、谢立全、谢斌、欧初等率领四个主力中队从五桂山出发，到达离翠微只有七八华里的东坑村。17日黄昏，部队集结完毕，队伍分成三路，向翠微进发。18日晚上，仅用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就结束战斗，共俘虏敌人120多个，缴获机枪3挺，长短枪135支，子弹7 000余发，军用物资无数。四个主力中队无一损失。这是中山抗日义勇大队进驻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仗，旗开得胜，不仅获得胜利，而且打得干脆利索，缴获大批胜利品，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日的士气与斗志。
1944年10月，中区纵队于五桂山槟榔岭村古氏宗祠成立，欧初任大队长，梁奇达任政委。不久，珠江三角洲首届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中山县督导处在五桂山石莹桥村成立。随着形势的需要，五桂山抗日根据地不断壮大和发展，1945年1月15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正式成立，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改称珠江纵队第一支队，另辖活动在顺德的第二支队和活动在南海、三水的独立大队。梁奇达任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政委，他的老战友欧初任大队长。珠纵第一支队下属有：民族、民生、民权等九个中队和交通、宣传、医疗、情报、税收、粮站等机关队伍。其主要任务是保卫民主政权机构，包括中山县督导处及其下属的五桂山区政务委员会、海滨区政务委员会，谷镇区、凤凰山区以及一区民主政权筹备处等。此外，在九区梁伯雄大队内部，将郭定华中队扩大为九区独立大队，下设三个中队。
自珠江纵队部分主力挺进粤中后，留下的力量相对减少，敌人乘机追迫，在金斗湾、三乡、神湾、唐家等地驻扎重兵，向五桂山根据地施压，形势比较困难。珠江纵队司令部根据这一情况，指示一支队分兵两路，由纵队司令员林锵云和一支队政委梁奇达留在五桂山根据地主持全面工作。罗章有和杨子江率一部在岐关公路东线的一、四、六区活动；周伯明和欧初大队长率另一部在岐关公路西线的一、五区活动。
珠江纵队成立以后，打了一连串漂亮的胜仗，大大鼓舞了中山县和珠江三角洲人民抗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威震敌胆，声名远播海内外，侨居海外的华侨纷纷捐钱捐物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曾经在辛亥革命时期支援孙中山先生的侨胞纷纷疏财抗战，为保卫家乡、保卫祖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5年3月18日，日军占领前山，伪军也在前山附近驻扎了一个联防中队。伪军依仗附近有日军驻守，放松了警惕，周伯明参谋长和欧初大队长命令驻守在东线的民族中队在中队长杨杜和指导员林伟干率领下趁夜打前山。刚过半夜结束战斗，中队带着胜利品凯旋。
东线出击的胜利，激起了敌人的恼怒，敌人发动围攻我军驻地白石村。周伯明参谋长和欧初大队长指挥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打一场防御战。上午八时左右，日军100多人，伪军200多人，还有一个炮兵队，开始向白石村进犯，敌人发动几次攻击，均被珠一支击退。战斗进行到下午四点，梁奇达受林锵云司令员的指令，带着队伍增援，配合一支队发起反攻，各碉楼火力同时向敌人射击。日伪顽军发现梁奇达率领的援军火力很猛，只好狼狈逃窜，日军死伤十多人，伪军死伤更多。战斗结束后，梁奇达的队伍与周伯明、欧初的队伍会师，指战员和战士们互相握手、拥抱、欢呼，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周伯明、欧初与梁奇达老战友胜利重逢，有说不出的高兴，非常激动。欧初紧握着梁奇达的手，热泪盈眶地说：“二哥，感谢您的支援，要不然，不知道还要打到几点才能结束战斗！”
“不用感谢我，要感谢的话首先感谢林叔，他怕你们顶不住，派我带队伍来支援你们！”梁奇达谦让地说。
“老伙计，你转告司令员，我们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你回到五桂山根据地时，向他汇报战况，并代我们向他问好，谢谢他的神机妙算！”周伯明兴奋而又激动地说。
“好，参谋长，请你们放心！我回五桂山一定向首长详细汇报，要表扬你们会打防御战了！”梁奇达紧握着周伯明的手说。
珠江纵队第一支队的指战员在战场上见到老政委亲自带部队来增援，大家都非常激动，争着与政委握手问好。梁奇达平时与战士们亲密无间，虽然有时候为了工作着急起来会发点脾气，但事情过后就算了。他平易近人，关心战士，胸襟坦荡，深受战士的爱戴。他跟随林锵云司令员留在五桂山根据地指挥珠江纵队的全面战斗，一支队指战员还免不了想念他，这次火线相逢，更觉他和蔼可亲。战斗结束后，他要带着队伍回五桂山根据地，一支队的指战员列队相送。周伯明和欧初目送他带着队伍远去，才回到宿营地休息。
梁奇达担任珠江纵队第一支队的政委以来，跟大队长欧初配合默契，他不仅善于做党员、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还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教育。如给交通员训练班上课，他就有侧重地进行爱国主义和气节教育；给部队战士上政治课，则着重于形势任务、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抗战、团结、爱国”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教育。
他爱兵如子，关心和爱护战士。对敌斗争生活艰苦，干部战士经常吃不饱穿不暖，风餐露宿，给养困难，不少指战员患上夜盲症和疟疾，大大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指挥部把给战士治疗夜盲症的任务交给他负责。他在五区大布村设立了伤病员总站及各地分站，把伤病员和夜盲症的患者都收容起来治疗，共有数百名病号和伤兵在医疗站得到治疗。由于他视山区群众如父老乡亲，而山区的大爷大娘待他也如自己的儿子，所以，他很快就在五区大布、平湖、乌石、平岚、鸦岗、雍陌、白石等村动员了一批群众，空出房间来接收伤病员，找到民间医生为指战员诊疗。部队也想方设法改善给养，以提高夜盲症的治疗效果，使部队战斗力明显增强。
第三章 转战东江斗顽敌罗浮山下打游击
1945年夏天，随着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的艰苦抗战，胜利的曙光即将来临。可是濒临灭顶之灾的日军，还要垂死挣扎。日本侵略者企图阻止美军在华南登陆和中国军队的反攻，调整了兵力部署，在中山的日军增至3 500人，从5月9日起，向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进攻，疯狂围剿珠江纵队。梁奇达与周伯明、欧初、罗章有、杨子江等人带领珠纵一支队，在根据地群众的支持下，勇敢地坚持战斗，采用小部队打麻雀战杀伤敌人。周伯明跟欧初、梁奇达商量，拟带领部队转移东江以避敌锋芒。这项提议被广东省委和南委批准。
1945年5月21日，周伯明、欧初和梁奇达率领珠江纵队司令部机关工作人员及一支队民族中队，从五桂山出发，到崖口乘七艘木帆船东渡波涛汹涌的伶仃洋，向东江进发。此时，梁奇达望着辽阔的海面，情不自禁地想起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脍炙人口的《过零丁洋》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对欧初大队长说：“老欧，文天祥过伶仃洋写了一首著名的诗，你过伶仃洋也写一首诗吧。”渡过伶仃洋后，欧初大队长把写好的一首诗交给了梁奇达政委，说：“二哥，任务完成，请过目。”梁奇达接过欧初的诗，放声朗诵起来：
伶仃不复叹零丁，号角三声妖孽惊。
纵目东江潮未落，射鲸何必数归程。
他重念了一遍，激动地说：“好诗！佳句：‘号角三声妖孽惊’，气魄雄伟；‘射鲸何必数归程’，格调高昂，不亚于文天祥的意境。一定要赶走日本强盗，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两个人高兴地笑了，笑得那么甜蜜、惬意。他把诗歌交给欧初大队长说：“你保管好，不要丢失了，待抗战胜利、革命成功后，把你这首诗放到博物馆去，教育后一代人！”说完，他们带着队伍朝着东江纵队游击区的方向，沿着崎岖的山路继续前进！经过紧急的行军，队伍到了宝安县东纵游击区待命。次日凌晨接到东江纵队司令部的命令，火速赶赴松岗茨田蒲，拔掉日军的据点。他们刚从珠江三角洲五桂山根据地转移到东江纵队抗日前线，即与垂死挣扎的日军作战，是一场恶战，是黎明前的战斗，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
梁奇达接到东纵的命令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与周伯明，欧初等人研究，并部署作战方案，兵分两路，围攻日军。他指挥一队人马，朝着敌人的据点进发，到达目的地，他侦察了地形和敌情，指挥队伍抢占山头投入战斗。战斗打，他指挥机枪手发起攻击，战士们听到机枪声，立即兵分两路包围敌人，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在山头阵地上就消灭了八个日本鬼子。除一小股日军往西逃窜外，其余的鬼子眼看我们的战士冲上山头，占领阵地，全部缴械投降。他又命令部队乘胜追击，把一小股西逃的日军消灭掉。这是珠一支转战东江地区后的第一仗，胜利告捷。
松岗茨田蒲战斗刚结束，部队还来不及休整，又接到东纵命令，乘胜追击残余的日伪顽军。梁奇达马不停蹄地带着部队参加攻打沙井的战斗。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战斗，解放了沙井。沙井战斗结束后又继续追击西逃的日军。他又带着部队向西乡挺进，解放了西乡。接着直捣日军驻地南头镇，这是日军在宝安地区的最后一个据点，也是日军司令部所在地。梁奇达带着部队重重包围了南头镇，首先发动了政治宣传攻势，叫翻译官用高音喇叭向日军喊话：“只有缴械投降才是你们的活路。”日军司令官看到大势已去，走投无路，已成瓮中之鳖，只好举起白旗准备投降。此刻梁奇达用望远镜看见日军司令部屋顶摇晃着白旗，兴奋地捏起拳头，一拍大腿，从腰间“嗖”的一声拔出手枪，命令翻译官和警卫员陈文英说：“快，把子弹上好膛，跟我来！”于是他带着翻译官和警卫员向日军驻地南头镇司令部疾步前进。日军南头镇驻军司令部守卫森严，经过三个岗哨才到达一间三层楼房。他命令警卫员陈文英：“你做好警戒，我们进去谈判。”梁奇达和翻译官跟日军谈判，日军司令官在投降书上签了名，集合队伍在司令部门前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日军投降接收仪式完毕后，梁奇达带着队伍押着投降的日军和缴获的枪支弹药等各种胜利品，赶到阮屋村布防，准备截击从西乡往深圳逃窜的残余日军。时隔不久，日军进入伏击圈内，梁奇达站在前沿阵地观察敌人的动静，亲自指挥战斗。这场狙击战从上午11点直打到下午2点，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激战，日军全部当了俘虏。
阮屋村的狙击战胜利结束，在宝安的日军投降了。梁奇达接到上级命令，要迅速赶到盐田，执行接收澳门海上伪军投降的任务。海上伪军黄公杰是一个大汉奸、大特务，是日军驻澳门地区特务机关的首脑。他手下纠集当地五六万名歹徒，还有几艘装船，在伶仃洋海面与澳门一带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澳葡当局对他无可奈何，恨之入骨。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他无处可逃，便向东江纵队投降。澳门当局要求引渡黄公杰，并口头答应引渡后，允许澳门居民三个条件：澳门居民有集合结社自由；香港进步报纸可运到澳门公开发售；不再随意拘押我们部游击队人员。正好这时候，梁奇达带着部队赶到盐田，接收了黄公杰的投降。欧初大队长也由珠江带了部分队伍转到盐田。两人重逢，非常高兴。梁奇达请欧初审问黄公杰；审问完毕，交阮洪川将其引渡澳门。
黄公杰引渡给澳门政府，其部下几万人则通过办班集训，教育遣散。在集训大会上，梁奇达深入细致地做政治思想工作，教育改造这帮土匪强盗。他深情地说：“弟兄们，中国人民饱尝了战争之苦，经历了八年的艰苦抗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你们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份子，难道就不希望和平吗？难道就不想让你们的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吗？难道还要让刚从铁蹄下解放出来的苦难兄弟、骨肉同胞再打内战吗？！不！我相信你们都是有血性的中国同胞。希望和全国人民一道过和平幸福的日子！但是蒋介石要下山来抢夺胜利果实，不择手段，挑起内战，不让老百姓过和平的日子。希望你们要擦亮眼睛，分清是非，认清形势，不要跟国民党蒋介石踏进内战泥坑，跟全国人民一道为建设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建功立业……”梁奇达的激情演说，打动了伪军官兵的心，他们不约而同地高喊：“反对内战，实现和平！”这个伪军团经过教育改造，一部分遣散回乡，一部分要求参加东江纵队，迎接新的战斗。
东江纵队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直接指挥下的一支广东人民抗日主力军，在八年艰苦抗战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支抗日队伍有港澳华侨青年直接参加，经济上也得到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的支持。自1938年日军侵略者在大亚湾登陆后，党中央派廖承志、连贯、尹林平、方方等人在香港直接领导指挥广东人民的抗日斗争，东江纵队在党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大大地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气焰，牵制日军北上的作战计划。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抢夺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艰苦抗日取得的胜利果实，实行独裁统治，企图消灭东纵，否认广东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广东省委决订，东江纵队大部队向粤北转移，珠江纵队大部分转移到东江、北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分批转移东江及划归东江纵队建制。东江纵队与珠江纵队合并整编。东江纵队以东江为界分设江南、江北两个指挥部。江北指挥员周伯明，政委陈达明，政治部主任饶璜湘，副主任梁奇达，参谋部主任罗章有。梁奇达与欧初率领的原珠纵第一支队转移到东纵的江北指挥部后，主要在博罗、龙门、增城、从化等地活动。东江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辛亥革命许多有识之士追随孙中山的两次东征，抗日战争时，东江纵队司令部就设在罗浮山。罗浮山是扼守广州通往汕头、梅州等地的水陆咽喉要道，进可攻，退可守，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梁奇达来到东江纵队后，对灾难深重的东江人民无限同情，对东江两岸秀丽的风光和巍峨矗立的罗浮山无限热爱，他爱罗浮山的壮美，更爱东江两岸的人民。刚刚赶走了日本侵略军，渴望过和平日子的东江人民，这时又被内战的阴云笼罩着。梁奇达肩负重任，带着部队驻扎在罗浮山下，生活艰苦，还经常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住山头，吃野菜，风餐露宿，有时甚至饥寒交迫。
1945年10月，东江北岸寒意正浓，部队给养困难，战士们衣着不够，粮食欠缺，全靠番薯、野菜度日。部队广泛发动群众，每到一地，战士们就上街贴标语，写“坚持团结、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实行民主”等口号。每次群众集合，梁奇达总是宣讲：“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独裁，实现民主”的道理。他讲得头头是道，群众听得津津有味。只要他在演讲，会场就坐满了人，鸦雀无声。他讲话生动，很有说服力，群众就喜欢听他演说。有一次，他带着部队的宣传队来到了罗浮山下离长宁墟镇不远的石下墩，开展宣传工作。这里是老区，群众基础较好。他首先调查了当年曾经在这里驻扎着一支“南洋惠属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事迹，就以服务团的事迹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动员群众认清形势，反对内战，实现统一，为争取和平而斗争。
1945年8月15日日军无条件投降后，我党为了制止内战，争取和平，在8月下旬，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我党在不损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同意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浙江、皖南、皖中、河南、苏南等解放区让出来，撤到陇海铁路以北。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粤北支队，韩江支队等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北撤山东。
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背信弃义，《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便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进攻，企图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国民党当局公然否认广东有中共领导的部队，胡说只有“土匪”和零散的伪军。与此同时又从云南调动全部美式装备的新一军、新六军、新七军和广东五十四军、六十二军、六十三军、六十五军以及广西四十六军入粤，以东江、粤北、海南解放区为重点目标，进行“清剿”，疯狂扫荡解放区和游击根据地。国民党六十三军的两个师进攻增城、从化、龙门和博罗等地，东江两岸解放区和游击区遭到敌人反复扫荡，损失惨重。
1946年3月9日，党中央电召尹林平同志飞赴重庆。11日尹林平同志在曾家岩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中共领导下华南抗日武装的建立、战绩和发展情况，揭露国民党当局的“不承认”广东有中共领导下华南抗日武装部队存在的阴谋。18日，在周恩来同志召开的记者会上，尹林平同志再次详细介绍了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情况，并散发了在抗战中被我东江纵队营救过的盟军飞行员所写的感谢信。后来，尹林平回到广州又与方方、曾生等一起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谈判。国民党一面谈判，一面加紧进攻我军，我方提出严重的抗议。新华社、《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其他报纸，包括香港的大小报纸都公开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可耻行径。3月27日，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军调三人小组会上，逼使国民党承认，中共领导的部队在广东存在，并签订了北撤协定。
东纵北撤协定虽已签定，但是，国民党总想在北撤之前把东纵消灭，故百般刁难，多方阻挠，限在一个月内把遍布全省各地的东纵集中在宝安沙鱼涌。在集结途中各部队经常遭到国民党的袭击。
沙鱼涌地处葵涌南面，背山面海，是大鹏湾通往香港和海外的一个重要港口。从沙鱼涌往西走不远便是盐田沙头角。1946年6月30日，东江纵队从沙鱼涌出发，北撤山东烟台。部队在准备北撤的期间，驻扎在葵涌，受到当地群众的盛情接待和热烈欢迎。
梁奇达跟江北指挥部的战友周伯明、陈达明等指战员，连日来在集结途中，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百般刁难，终于赶到葵涌，与各路战友相聚，准备北撤。梁奇达从珠江三角洲转移到东江北岸，在罗浮山下一年多的战斗生活中跟山区人民同甘共苦，住山寨、吃野菜，饱尝了内战的苦难，与东江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此时要离开东江两岸的父老乡亲，真是难舍难分。但是为了广东的和平与全国人民的和平，梁奇达与北撤官兵一样，怀着眷恋故乡和憎恨敌人的心情告别了东江。
大鹏湾的清晨，薄雾笼罩着整个港湾，东方一轮金黄色的太阳跳出海面，映红了整个海面。太阳越升越高，它发出的光和热渐渐地驱散了笼罩着大地的云雾，辽阔的海面碧蓝碧蓝，在阳光的照射下，金光闪烁，炫惑人目。海水有节奏的冲击着沙鱼涌的海滩，整个葵涌村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慰劳军队的群众，送别亲人的家属，有父母送子，妻子送郎，战友相送，这感人的场面激动人心。群众还带着鸡蛋、米糕、水果、花生慰劳北撤的子弟兵。
路旁、沙滩悬挂着欢送亲人的标语口号：“祝同志们一帆风顺”、“祝大家一路平安”、“为了和平民主我们才北撤”、“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实行民主反对独裁”、“东江父老兄弟，胜利后我们再相见！”
乡亲们激情朗诵着《送别我们的子弟兵！》
同志们呀慢慢地走，
且让我们再紧紧地拉把手。
要说的话儿说不尽，
请喝完我们这杯送别酒。
八年的时光不算短呀，
你们打击敌人没曾松过手。
保卫自己的人民和土地，
你们的鲜血没白流。
广播里南方局负责人方方同志的慰问信刚播完，曾生司令员便向北撤战友发表铿锵有力的讲话：“同志们，今天我们集中就是要乘船北上了。我们这次北撤是为了和平民主。我们部队集中期间感谢米勒上校（调停第八组美方代表）及第八组人员的帮忙，今天特送米勒上校一面锦旗表示感谢……”曾生司令员把一面绣着“和平使者”的锦旗送给米勒上校。米勒接过锦旗高高举起，大声欢呼：“祝中国的和平早日实现！”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响彻天空，飘荡在大鹏湾的海面，传向远方。此刻站在米勒少校身旁的方方同志举手高呼：“和平万岁！”“民主万岁！”欢送的人群中响起一阵阵的呼喊声：“和平万岁！”“民主万岁！”这声音如雷鸣似的震撼着海滩……
黄昏时分，美国四艘军舰从海上出现，一条驱逐舰率领585号、1026号、589号的登陆舰，由远而近逐渐靠近海滩。北撤的队伍按秩序点名上舰。装船完毕，战士们站在军舰甲板上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
起航的汽笛响了，北撤的军舰渐渐离开了沙滩，离开了葵涌，战士们都在默念着：“再见了东江！再见了亲人！”四条军舰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上。
梁奇达编入北撤的干部大队担任政委，乘1号军舰与曾生、尹林平、林锵云、王作尧等东纵领导人一起。此时此刻，他的思绪像大海的波涛汹涌澎湃，想了很多很多……
第四章 北上烟台解放区南征北战为人民
当舰艇驶向台湾海峡时，风浪越来越大。北撤的指战员们大多数不适应海上生活，许多战士晕船、呕吐，甚至有些连胃液都吐出来，不省人事。海员出身的林锵云政委，亲自到锅炉房烧开水给战士们喝。梁奇达虽然晕船呕吐，但仍坚持关照其他战士，给晕船的战士送水送饭，问寒问暖。开始的时候，美国大兵对北撤战士极不友好，每天只给每人一口盅水。后来看见战士们守纪律，又团结，官兵一致，很受感动，便保证每天供给开水，晚上在甲板上放电影给大家看，有的还邀请战士比赛唱歌，气氛比较活跃起来。一位美国军官说：“好！你们战士守纪律，跟国民党兵不一样！”一位战士回答：“因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代表着亿万劳苦民众的利益，有铁的严明纪律！”
护送北撤的四艘美国军舰，从祖国的南海穿过台湾海峡，到东海进入目的地山东烟台，停泊在码头。曾生司令员率领部队登岸后，受到烟台胶东地区、军区和烟台市党政军领导及群众的热烈欢迎。有的群众把大红枣、鸡蛋、花生送给战士们。顿时，军乐吹响，锣鼓声、鞭炮声、掌声、口号声响彻天空。梁奇达非常激动，他真切感受到解放区的人民真诚热情，解放区的天空特别晴朗，解放区跟国统区有着天壤之别。
烟台人民政府在码头附近，举行了欢迎大会。胶东行署主任曹漫之，胶东军区副司令员王康，烟台驻军师长刘勇，师政委仲曦东以及烟台市副市长徐中夫等各部门领导人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曾生司令员代表东江纵队北撤官兵对烟台党政军民热情慰问表示感谢。
北撤部队在烟台停留期间受到热情接待，天天都有慰问或联欢，这些日子就像过节一般。北撤官兵在烟台休整一个月，干部进行整编，有的分配到华东党校，有的分配到华东军政大学。梁奇达被分配到华东党校学习。到华东党校学习的还有林锵云、刘田夫、罗范群、李进阶等老领导、老战友。梁奇达和李进阶担任党小组长和支委。华东党校是刘少奇同志创办的，他兼任校长，办校经验丰富，曾为新四军和华东地区培训过许多中高级干部。这座学校在新四军和华东地区很有名气，校风很好。这一期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论群众路线》和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修养》两个内容。学习时间为一年。梁奇达意识到这是一次很难得而又很宝贵的学习机会，自参加革命以来，不是忙打仗，就是组织和发动群众抗日，根本没有时间来学习提高自己的整体素质。这次北撤来到老解放区山东烟台，前方还在打仗，战斗频繁，而他们却在党校学习，可见这是组织对他们的重视和信任。他下决心，要系统地、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的《论群众路线》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以迎接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他是党支部委员，又是小组长，必须身先士卒、刻苦学习，认真听首长报告，仔细做笔记，积极参加讨论，还经常跟老战友李进阶互相探讨和交流。党校的学习是理论联系实际，除了读书、听报告、讨论外，还要从实践中提高。理论学习还没有结束，学校便把学员派到革命老区渤海地区参加土改，在实践中贯彻群众路线。他们到农村去，跟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贫雇农队伍。从小在南方长大的梁奇达，长期在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带生活、工作、打仗，现在来到北方农村，与当地群众的生活、语言、风俗不同，存在诸多困难。梁奇达操着满口的广州话，与山东口音截然不同，他就强迫自己讲北方话。山东老百姓吃玉米、高粱等粗杂粮，这对于一日三餐吃大米的广东人来说，是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梁奇达很快就征服了这个生活困难，粗杂粮吃得很香。秋天，渤海地区到处是青纱帐，玉米、高粱就像珠江三角洲的香蕉、甘蔗。回想当年在甘蔗林穿梭，组织群众打鬼子，如今又出没在青纱帐发动群众搞土改。他的胆子也很大，不减当年勇，经常一个人出入在青纱帐，到农村去扎根串联。农村情况复杂，有些坏分子经常隐蔽在青纱帐里放枪骚扰。有时他带着警卫员陈文英一起到村里开会，陈文英在外边放哨，他独自一人访贫问苦，深夜二三点钟才返回驻地，警卫员总是为他提心吊胆。他每到一个地方，那里的贫苦农民就把他当作亲人，他们有话跟他说、有苦向他诉。他经常开会到深夜，贫雇农怕他身子累坏，给他煮好鸡蛋、烙了大饼请他吃，他总是婉言拒绝。遇到有的贫苦农民非要他收下不可时，他只好偷偷地给贫苦农民留下钱。在他脑子里始终想着群众还困难，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梁奇达和部分北撤干部在华东党校经过一年的学习，并通过亲自参加土改、发动群众的实践，理论水平大大提高，革命意志更加坚定，胸怀更加宽阔。这些北撤干部，大多数文化水平较高，接受能力较强，取得优异的成绩，受到了党校领导的表扬。党中央非常重视广东北撤的革命干部，给他们提供好的环境学习和锻炼，为解放广东而培养和储备建设人才。华东党校的学习结束，广东20名北撤干部便被分配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中央工委驻地附近搞土改复查。梁奇达同志从烟台来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土改复查工作是刘少奇同志亲自领导的，由钱俊瑞任土改团的团长，梁奇达和黄宇等人一个组，主要任务是负责复查，落实政策。这是党中央对广东北撤干部的信任和重视。
在土改工作团下乡之前，大家听了钱俊瑞团长的报告，同时也听了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刘少奇同志说：“我们在老区前段土改工作有成绩是肯定的，但也有‘偏差’、‘过火’的地方，如：将所有的地主富农扫地出门；把原来的乡村干部作为坏干部统统‘搬石头’拔掉，这是不符合党的政策和群众利益的，有错必纠，实事求是，我们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只有维护群众利益，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希望你们认真调查研究，了解更多的情况，搞好复查工作。”梁奇达和广东北撤干部听了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后，深感这是一次学习和实践的好机会，是在党中央身边工作，绝不能辜负党的期望。梁奇达和土改团的同志分头下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
梁奇达深入到平山县西柏坡的农村进行调查，开始困难重重，村里的干部不敢与他来往，老百姓不跟他接触。他深深意识到土改后的农村，本该热火朝天搞生产、发展经济，可是看不出这种新景象。为什么？这里面肯定有原因。他就不分昼夜地深入群众，以心交心，与干部促膝谈心，干部群众不再疏远他，逐渐地和他亲近起来了，跟他吐露心里话。河北平山县是晋察冀边区老解放区，西柏坡又是抗日战争的革命根据地，解放已十多年了。这里经减租减息、土改、调整土地，早已不存在地主、富农。现在作为富农被扫地赶出门的农民，大都是过去的贫雇农得到土地后勤劳致富起来的富裕中农。现在把他们划为地主富农赶出门去是极不应该的，必须纠偏。共产党所以得到亿万农民的拥护，就是因为共产党领导农民从地主富农手中夺回土地，解放了生产力，让农民富裕起来，发展生产，推动社会发展。为什么要把这些土地的真正主人重新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扫地出门”？！老解放区的农村干部，在战争年代里，今天动员参军，明天动员支前，任务重、时间紧，难免有强迫命令的作风，引起群众不满。动不动就要“搬石头”把干部拉下来，这给农村工作带来极大的因难。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各抒己见，大家观点一致、达到共识后由李进阶等代表向中央首长汇报。刘少奇同志听了代表的汇报后，极为重视，指示他们回去要实事求是地落实好政策，有错就改，充分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大家听了传达刘少奇同志的讲话后，非常兴奋，苦干五个月把西柏坡的农村复查工作搞完，落实了各项政策，把被扫地出门的“地主富农”找回来，把被“搬石头”的干部重新请回来。
1949年春天，梁奇达和北撤战友参加了土改复查总结大会。会上，刘少奇同志告诉叶剑英总参谋长，这次到西柏坡参加土改复查的有20多名东江北撤干部，他们工作很出色。叶剑英总参谋长听了非常高兴，特邀他们到家里做客。梁奇达听说叶剑英总参谋长要请他们到他家里去做客，特别高兴。他对叶剑英总参谋长非常崇敬。早在大革命时期，叶剑英同志参加领导广州起义，在黄埔军校教导团担任参谋长，在红军长征途中，关键时候与毛主席站在一起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次能亲眼见到他，真是莫大的荣幸。
到叶总参谋长家做客的那一天下午时分，当梁奇达与广东北撤干部们到达叶剑英同志的家门口时，警卫员早就在那里等待着客人了。警卫员赶紧通报：“报告总参谋长，广东客人已到！”叶剑英总参谋长马上起身说：“快！快！快！请他们进来！”并赶紧走出门去迎接，一个一个握手，“欢迎广东老乡到家做客！”参谋长招呼大家在窄小的房间里坐下。梁奇达问候：“叶总参谋长，近来身体还好吗？”身材魁梧的叶总参谋长拍拍胸脯风趣地说：“很好！还可以跟国民党再打几个大仗，很快北平就要解放了，我们还要打回广东老家去。到那时，你们跟我一起南下解放广东，好不好？”此刻气氛便活跃起来，大伙异口同声地说：“好！跟参谋长一起打回老家去，解放家乡亲人！”叶总参谋长带着浓浓客家口音的普通话说：“同志们，党中央很重视你们，因为你们在广东跟日军经历八年艰苦抗战，孤悬敌后，取得很大成绩。抗战刚刚胜利，蒋介石国民党又挑起内战，国民党企图消灭你们，党中央把你们这批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干部北撤到烟台老解放区保护起来，给你们学习的机会，将来解放全中国，要你们为建设新中国出力。”大家听了叶总参谋长的一席话又高兴又激动。其中一位问：“总参谋长，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回广东去？”叶总参谋长说：“快了，解放了北平，很快我们就要南下。”大家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梁奇达问总参谋长：“我们还回不回部队？”总参谋长说：“当然要回部队。不过先要到华北军政大学去学习军事技术。我们还要成立两广纵队，南下为解放广东、广西及全中国作出贡献！”大家觉得总参谋长很平易近人，无拘无束，交谈的气氛越来越浓。
时间过得很快，六点左右，大家仍意犹未尽，厨房里飘来阵阵的香味。坐在梁奇达身旁的李进阶悄悄对他说：“喂，老兄，你闻到什么味道？”梁奇达低声说：“好家伙，今晚大家开斋了，好像是狗肉香哩！”李进阶笑道：“对了，是狗肉香，今晚可以不盖被子了！”叶总参谋长看见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他微笑着对大家说：“在农村搞土改，生活艰苦，今天特意给你们开开斋。广东老乡喜欢吃狗肉，还有客家人喜欢的白斩鸡，今天放松肚皮多吃一点，等我们打回广东老家去，到你们东江去吃盐焗鸡！”客籍的东纵干部异口同声说：“等全国解放后，叶参谋长回到广东，我们要用东江酿豆腐、盐焗鸡和客家糯米酒好好招待首长，欢庆胜利！”叶剑英总参谋长高兴地说：“好呀！你们到华北军政大学掌握更多的军事技术，为南下解放广东作出贡献，现在命令你们把这些狗肉全部消灭光！”叶参谋长的话引起大家哄堂大笑。
过了几天，在一次会议上，中央组织部安子文同志通知他们：“同志们，过些日子你们就要到华北军政大学高干班学习。朱总司令要接见你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因为朱总司令很忙，他正在石家庄外围作战，没空回到这里，只好在石家庄附近的前沿阵地，利用间隙接见你们，至于到华北军政大学学习的手续，我会为你们安排。”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各个欣喜若狂。梁奇达拍着李进阶的肩膀说：“老李，我们真有幸，在西柏坡短短三个月，就有三位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党中央真够关心我们，今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和锻炼，为解放全中国作出贡献！”李进阶高兴得难以形容，手舞足蹈地说道：“我们到了军大一定要努力学习军事这一课！”
秋夜，风清月白，星光灿烂，即将收获的玉米、高粱，在秋风吹拂下沙沙作响。北撤干部20人，经过几十里的行军，终于来到石家庄外围朱总司令的指挥部。这周围的火药味很浓，部队已进入临战状态。重炮、山炮、六零炮已向石家庄瞄准。步兵已进入战壕，部队已重重包围国民党军队。梁奇达等20名北撤干部来到朱老总的指挥部，朱老总微笑着接待他们。北撤干部看见朱老总慈祥的面容，带着微笑接待他们，大家异口同声说：“首长好！”朱总司令招呼他们说：“欢迎劳苦功高的北撤英雄！”
大家坐定后，朱总司令说：“同志们辛苦了，走了这么远的路。本来我要抽空回西柏坡去看望你们，实在走不开，军情紧急，只好请你们来这里相见，也好让你们感受一下当前我军作战的形势。这一仗打完拿下石家庄，接着进军北平；北平解放了，接着南下，解放南方和大西南；不久的将来就要解放全中国。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指日可待了……”朱老总向大家介绍了当前的军事形势，大大提高了北撤干部对当前大好形势的认识。梁奇达和李进阶坐在一起，凝视着这位戎马生涯、南征北战的总司令，非常敬佩。
朱老总继续说：“不久，你们就要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希望你们多多掌握军事技术，特别是军事策略，南下时发挥更大的作用。你们广东人要注意，不要因语言关系搞小圈子、小宗派，要多接近北方的同志，向他们学习！”朱总司令的话引起大家的警觉，要牢记总司令的话，到华北军大要很注意这个问题。朱总司令的提醒给了梁奇达今后的工作敲起了警钟，在革命队伍里要团结广大干部，搞五湖四海，不能搞小宗派，朱总司令的话牢牢记在他的脑子里。
夜深了，朱总司令的接见结束。大家纷纷表示感谢首长的关心，朱总司令一一向大家握别。二十多名北撤干部在星光灿烂的夜色中，行进在华北大平原，沉浸在幸福的时刻。大家不知疲劳，兴高采烈，连夜赶回宿营地。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给他们留下永恒的记忆！
过了些日子，华北军政大学正式开学了。梁奇达的老战友李进阶和罗范群被分配到政治部学习，他自己被分配到军校第一部学习战略战术。华北军政大学由叶剑英总参谋长兼任校长，他常到军大作报告和指示工作。主持日常工作的是肖克副校长。华北军政大学的教学训练都很正规，大家学习很认真。李进阶在政治部工作很好，深受叶剑英总参谋长的赏识。北平解放后，李进阶和卢伟良一文一武被选定随叶剑英总参谋长接受城市工作去了。学习结束后，梁奇达留校担任政治教员，讲授中国近代史。
1949年秋，梁奇达随军南下广东。广州解放后，他又回到阔别多年的珠江三角洲，跟曾经浴血战斗过的人民群众一起建设新生活。解放初期，他被分配到佛山珠江地委任地委常委、宣传部长、珠江公学校长。1953年珠江地委与西江地委合并为粤中区党委，仍任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党校校长。1956年秋调回广州，任广东省高教局党委第二书记、副局长。1957年任广东省高教局党组书记兼第一副局长。1958年高教局与教育厅合并，他任教育厅党组书记、第一副厅长，同年秋天，中央决定重建暨南大学，省委书记陶铸兼任校长，他兼任党委书记、副校长。从此，他又走向新的征途，继续挑起重担，开始为党的教育事业，为海内外华侨华人、归侨侨眷和港澳台胞子女的教育而奔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