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荣
梁奇达同志，是我参加中国共产党，踏上革命的风雨征程后，最早认识的亲密战友，又是我的好“班长”、好领导。如今回眸六十多年前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共同在中山县第五区发动群众艰苦抗日的情景，一幕幕在我心中展现，难以忘怀。
1936年10月，我在中山县第五区（又名谷镇，即包含了现中山市的三乡镇）的鸦岗乡小学任教时，和谭家法、梁叔尧（又名梁茶）二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成了当时该区的第一个党支部，在中共中山县工委的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当时是“一二·九”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和“西安事变”爆发后，反对不抵抗，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洪流席卷全国。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我们党支部通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把群众初步发动起来，又取得了有爱国思想的校长陈负天和一些进步教师的支持，把当地的抗日群众运动搞得十分活跃。
1937年秋，以孙康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中山县工委为了加强五区工作的领导，加派梁奇达同志来，成立五区区工委，梁奇达任书记，我为组织委员，孙一之同志任宣传委员。梁到五区来，是以五区大布乡小学教师的身份作为掩护的。大布乡小学的校长就是孙一之同志。大布乡小学在孙一之的主持下，原来已有一批爱国的进步教师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有一定的工作基础。梁奇达同志到该校后，直接掌握了全校的工作，先后吸收教师郑少康和校友黄炳南入党，组成大布乡党支部，梁兼任支部书记。大布乡党支部在梁的主持下，又以该乡小学为基地，首先着力于团结全校教师和高年级的学生、校友，以上时事政治课、教唱抗战歌曲、演出抗战话剧和组织读书会等适合青年特点的活动方式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与实践，大力向青年们推介阅读当时上海出版的如《生活周刊》、《永生》、《中国农村》、《妇女生活》等进步期刊，及《哲学讲话》、《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政治学常识》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和革命的文艺作品，对青年的思想和政治启蒙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把工作进一步由学校推到农村，党支部还组织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当“小先生”，在村中举办农民、妇女的识字班，利用晚上和课余时间进行青年农民和妇女的宣传工作，这期间梁奇达同志很忙，经常亲力亲为去检查和帮助“小先生”的工作，有时还亲自去授课，他甚至搬到农民家里去住，经常去探访学生家长和父老乡亲，与青年们聊天，广交朋友。奇达同志生活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待人诚恳热情，办事负责，很快在群众中就建立了很高的威信，不少群众有问题都来找他商量解决。由于党支部在奇达同志主持下做了出色的工作，大布乡成为群众工作比较发展和巩固的据点。
在鸦岗和大布两个乡打下了一定的工作基础后，根据县工委的指示，我们五区工委在奇达同志的主持下，以这两个乡的党支部为核心，两个乡小学为基地，面向全区，把工作重心转到今日的三乡乡政府所在地，积极开展全区性的抗日群众运动。我们首先串联了光后、桥头、平岚三个乡小学的教师，动员圩镇上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及部分店员工人，组织“谷镇文化界抗日救亡工作团”，推举三乡商会主席郑兆田为团长，桥头乡小学校长邹文汉和孙一之为副团长。奇达同志和我及鸦岗、大布两支部的党员都参加工作，工作团成了一个庞大的队伍。为了统一党在工作团中的活动，在工作团内成立了“党组”，奇达同志兼任党组书记，由区工委直接领导。
工作团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每逢假日，在圩场上搭台宣传，演唱各种抗日歌曲和演出抗日话剧。演过的剧目有《我们的故乡》、《青纱帐里》、《血洒卢沟桥》和街头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等等。后来，又转到区内各乡去巡回演出，甚受欢迎，影响很大。同时，我们还在各乡的市场出黑板报、乡报和不定期的抗战刊物，在各乡组织读书会、校友会、民众夜校等进行宣传和组织群众。是年暑假期间，工作团又分成两个队：沿海工作服务队和三九区工作服务队，把活动扩展到谷镇周围各乡，搞得热火朝天，影响广泛。
以奇达同志为“班长”的五区区工委，在大力开展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积极慎重地把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在鸦岗吸收了陈惠芳（女助教）和李清泉（教师）等；在大布吸收了郑世雄（青年农民）和郑吉（女学生）等；在乌石乡，吸收了郑仲光、廖铎、黄君若等，并建立了该乡党支部；在桥头乡吸收了张诚美、黄友涯、郑迪伟（女）、郑琼芝（女）和郑文枢等，并建立了该乡党支部；在平岚乡吸收了黄石生、杨子江、郑永晖、蔡雄、郑文滔等，并建立了该乡和桂山学校两个党支部。直到梁和我先后调出五区时，已在五个乡、一个学校建立了党支部，发展了几十名党员，在广阔的地区打下党的组织基础。这些成绩是和奇达同志的领导活动分不开的。
奇达同志主持的区工委十分重视武装工作。当时国民党政府要各乡组建抗日自卫团，区委决定各乡的党支部要尽量动员党员、学校教师和青年农民参加军事训练，并吁请各乡的乡绅父老购置枪支弹药，为武装抗日保家作准备。
区工委还十分重视统一战线的工作。当时正处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区工委要求各支部对各乡学校的校长、校董、各乡的乡长、自卫队长及父老乡绅、归国华侨都要尽力做好团结、争取的工作。当时各乡群众运动的发展，是和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分不开的。对国民党五区分部的书记长郑星池、区长孙子静及驻军独九旅驻在三乡的营长等都保持联系，每逢开群众大会都请他们坐上主席台并讲话，形成了一片团结抗战的良好气氛。
1938年春，中共中山县委正式成立。夏秋间，奇达同志和我先后奉命调到县委工作，他任组织部长，我任青年部长、青委书记。是年冬，全省性的进步青年抗日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的中山县队部成立，推举国民党的县长张惠长任总队长，副总队长是孙康（当时党内的职务是县委书记，但不对外公开）和阮洪川（中共党员），我担任县队部的特派员和党组书记，奇达同志代表县委分管我们的工作。当时是抗日战争高潮的形势，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国民党的县长张惠长积极抗战，组成了几个守备中队，并请孙康同志兼任一个中队的政训员。不久，又成立中山战时妇女协会，由县长夫人薛锦迴担任会长，刘紫云（中共党员）任副会长。在这种团结抗战的大好形势推动下，县属下各区的区长都兼任了各区抗先队的队长。许多积极抗战的国民党人如周守愚、孙海筹等都支持和参加抗战的实际工作。各种群众抗日团体如小学教师战时服务团、中山话剧社、抗敌后援会、游击训练班、青年训练班、救护队、担架队等纷纷成立，抗先队员发展到3 000多人，妇协发展到1 000多人，抗日气氛十分高昂。特别是当日本侵略军进犯中山横门时，全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中山抗先、妇协组织起前线指挥部，动员大批青年妇女参加各种支前服务队，抗击日军七昼夜，取得胜利，更鼓舞了全县人民的斗志。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股破坏抗战的逆流也冲击到中山来，使团结抗战的大好局面笼罩上一片乌云。顽固反共分子、国民党中山县党部书记林卓夫、“游击区”副司令吴康楠等到处散布反动流言，挑拨离间，破坏团结抗战。龙其是在国民党中央派出其女中央委员、反共分子伍智梅到中山来“视察党务”之时，伍智梅与林、吴等人勾结一气，威逼县当局解散“妇协”，停止“抗先”活动，气焰十分嚣张。面对这一严峻局面，县委召集我们开会作出应对部署，由奇达同志直接领导我们与顽固派展开坚决的斗争。我们利用国民党每周举行的“纪念周”集会，公开揭露他们破坏抗战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还通过各抗战团体加强活动，发动群众基础展开抗击反共逆流、维护团结抗战的斗争。这时，奇达同志经常深入第一线指导我们工作，当我们遇到困难，特别是有错失时，都得到他的及时纠正和循循善诱的教导与勉励，使我们深受教益，信心百倍地继续进行斗争。
奇达同志而今虽已驾鹤西归了，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高贵的革命品质和优良的作风，却使我终生难忘，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