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有
距今60年前,尚未与奇达同志相识时,便闻其声望而心仪已久了。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4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了大半个中国。铁蹄横行,激起全中国人民奋起抗击侵略,无论山区平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山人民在五桂山区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同日本鬼子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当时梁奇达同志担任中山县委副书记、代书记、书记,对五桂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十分关心。1943年6月中旬,奇达同志以中山县委军事指挥部政治特派员的身份亲临五桂山,与五桂山抗日游击队一同还击敌人的六路围攻。
当时驻在五桂山的抗日游击队,由欧初同志带领50多人驻守在破镬径(合水口里),控制着制高点。我的中队原来有40多人,为支援梁伯鸿及长洲部队,调出了10多人,只剩下30多人,由我带领驻守在老虎窝(地名)。我们这80多人,便是五桂山抗日游击队的主力。
敌人妄图消灭五桂山抗日游击队的主力,为此进行过多次围攻,但都是徒劳,然而又不肯放下屠刀。从汪伪43师到彭济华(汪精卫老婆程碧君的干儿子)部抽调了三个团的兵力对五桂山游击根据地进行围攻。来犯的敌人多,武器精良,弹药充足。攻打我中队的那个营300多人,配备10多挺轻机关枪,还有掷弹筒,每个班有100多发子弹。而我们中队30多人只有1挺轻机关枪,总共才200多发子弹。但是我们敢于抵抗来犯之敌,控制住制高点,从上午7点至11点跟敌人打了四个小时,我们的阵地岿然不动,无一伤亡。
虽然我们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是缺乏补给,弹药消耗大,再打下去,难以为继。按照游击战“敌进我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战术,在奇达同志的指导下,我们在阵地上研究撤退的方案。先研究了撤退的路线及目的地,决定从老虎窝过宝鸭山撤至长龙坑。即从老虎窝山顶下至山麓,再攀登宝鸭山,翻过山便到达目的地。走这条路,下山登山,可以借茂密的芒草树木作掩护,战士们对这一带的地形地貌也熟悉。接着研究人员如何撤。我提出分两批撤,一批先走,一批作掩护。奇达同志沉思了一会儿,仰头看看天空,说现在太阳还在半山,如果我们从阵地上撤走得快,枪声一停,敌人便会发觉我们的行动意图,迅速冲上来追击,光天白日,对我们不利。所以,他主张分三批撤,拖长时间,等敌人发觉时也不敢贸然冲上来追击。大家同意奇达同志的意见,将队伍分三批撤走。第一批15人,由谭生、杨章带领先撤,并且迅速重新进行部署,将留下的十多人再安排战斗岗位,补充到撤离的阵地上,作间歇性的射击,目的是说明我们人在阵地,而使敌人觉察不到我们正在分批撤退。待第一批撤至山麓开始登上对面山的时候,第二批开始撤退。事前估算过,当第二批下到山麓时,第一批已到达对面山顶,即使敌人冲上来了,我们也可以从对面向他们射击,掩护正在山麓的第二批人员上山。奇达同志和我都在第二批撤退。留下4人,由崩耳甘生带领殿后。他们四人坚决执行命令,在老虎窝山顶扼守要冲,掩护第一、二批人员安全撤退。待第二批人员登山时,他们开始撤退。这时已近正午,我们安全撤出阵地,敌人不敢上来,最终只占了我们空荡荡的老虎窝。
负责殿后的甘生,在他当排长参加南蓢战役时,曾带队冲入敌营,不幸左耳壳被流弹打掉了一小块,耳轮便留下一个小缺口,因此得个绰号“崩耳甘生”。甘生同志早几年病逝。他去世前我曾会晤过他。战友相逢,回忆往事,我问他当年老虎窝撤退时留他四人作殿后,当时害怕不害怕,他说:“当时好怕,但细想怕也无用,便镇定守住。”珠纵的同志能临危镇静,与领导如奇达等同志的言传身教密切相关,甘生同志在强敌面前,从怕到不怕的镇定守住阵地,便是证明。事隔60年,对奇达同志那次部署撤退的情景,我仍历历在目,深感奇达同志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处变镇定、细心的作风。
奇达同志的革命情结,尤其是对在残酷斗争中壮烈牺牲了的同志,难以释怀。
1945年5月9日,日伪军大扫荡,妄图消灭抗日游击队,气焰十分嚣张,群众抗日的情绪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为了振奋人心,珠江纵队于5月底组织了一支武工队——铁流队。给他们的任务是深入敌占区进行抗日活动。全队12人,队长为梁杏林,指导员为郑新(柳兆槐)。成立的当晚就到三乡的乌石、平湖一带去宣传基础群众,在雍陌村的祠堂开群众大会。会后夜宿塘村。武工队这晚的活动,被混在人群中的国民党区长郑星池的马弁发现,并且向驻三乡的敌伪告了密。于是由叛徒郑兴(伪联防大队副大队长)、中山特务大队高忠宝及“挺三”的巢添林等部共100多人潜入塘,把铁流队的驻地——一座两层楼的华侨屋包围得水泄不通。铁流队第二天拂晓才发觉被围,而唯一的进出口水巷已全部为敌人占领,要突围是不可能了。于是凭屋固守,利用门窗与敌人战斗,激战持续了大半天,午后敌人又用火攻,浓烟灌入屋内,呛人难禁,战士们仍紧守岗位,楼虽然未被烧塌,但战斗了大半天,到下午四时左右,子弹打完了,只剩下手榴弹和地雷各一个。敌人加紧进攻,队长、指导员带领全队集中在二楼,决不投降!后来敌人从相邻的一座房子把侨房的墙炸开一个大洞,敌伪便潮涌进来。战士贺友仔拉响手榴弹且引爆地雷,一声巨响,敌人倒下一大片,贺友仔等6名战士当场壮烈牺牲,其余6人不同程度受伤而被俘。在被押解途中,指导员郑新和另一名战士因重伤而牺牲,队长梁杏林等四人被关押在三乡。这就是珠纵历史上的“塘十二勇士”。梁杏林后被营救出来,治好伤后,被编入东江纵队江北指挥部解放大队第二中队担任队长,转战于博罗、河源、龙门、增城一带,屡建战功。1945年12月下旬,因被敌人突然袭击而光荣牺牲。
对于“塘十二勇士”这壮烈的一页,虽然写入了队史,但仍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珠江纵队的老战士便提议在这壮烈的一页发生的所在地中山三乡建“塘十二勇士纪念碑”。几经协商,当地只同意在中山三乡中学内所建的革命事迹纪念馆中附上这一项。试想展览馆建在校园内,除了就读的学生,能够进馆参观的有几人?展览的场地又小,而内容所载的是从辛亥革命前后一直到中山解放的革命事迹,对“塘十二勇士”介绍的篇幅几乎找不到。梁奇达同志对此很有意见,说在有生之年看不到一个“塘十二勇士”永久性的纪念物“死不瞑目”。
在奇达同志这种情怀的感召下,我跟珠海市珠纵老战士麦红军等同志活动起来,准备在东坑建纪念碑作为永久性纪念。碰到的困难很多,按国家民政部门的有关条例规定,党政部门不搞一般性的烈士纪念碑、亭之类的建筑。于是我们发动珠纵老战士及同情者捐献,迅速得到响应,并且踊跃捐款。铁流队的队长梁杏林、指导员郑新(柳兆槐)都是珠海人,对他们的家属一发动,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但他们两家积极响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珠海籍的130余位烈士家属也纷纷响应,众志成城,集腋成裘。这样,前前后后从各方面共筹集得资金130余万元。革命老区珠海市东坑村委会又在凤凰山麓划出一块地供建筑之用,有钱有地,便于2000年建成了“东坑烈士陵园”,占地约100亩。比原计划那个纪念碑的设想更具规模。陵园正门有高大的门楼牌坊,主碑上刻上了梁杏林、柳兆槐等130余位烈士的英名,用大理石镌刻了黄云(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书写刘田夫同志的诗:“珠纵儿女志弥坚,艰苦当年斗敌顽。铁骨丹心凝碧血,长存浩气凤凰山”。奇达同志也亲笔题词,并镌刻在纪念亭的廊柱上。
自从陵园建成后,每年清明节,珠纵的老战士从广州、佛山、中山、珠海、斗门等地赶来扫墓。烈士的家属如梁杏林的兄弟及其后代,带来烧猪祭品,与老同志一同缅怀烈士的光辉业绩,一同品尝烧猪果品,交谈今天的美好生活,饮水思源,不忘先烈的流血牺牲。附近的学校也组织学生前来凭吊,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珠海市已经认定东坑烈士陵园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梁奇达同志火热的革命情怀感染了我们,经过几年的奔走努力,不花国家的一分钱终于办成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既可告慰烈士九泉之下,也解开了老战士的情结。可以说,建成东坑烈士陵园,死者得到安息,生者得到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