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息体制与制度化关联的耦合互动
1.作为均衡博弈结果的制度
不同的经济学家分别将制度看做博弈的参与人、博弈规则和博弈过程中参与人的均衡策略。第一种制度观实际上把制度等同于博弈的特定参与人；第二种制度观把博弈规则看成外生给定的，或由政治、文化和元博弈决定的，并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成本收益分析和要素价格的改变影响分析结果；第三种制度观为制度博弈均衡观，是建立在进化博弈论和重复博弈论基础上的内生博弈制度观，该制度观认为，博弈规则是由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内生，存在于参与人的意识中，并可自我实施，也是共有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与诺斯的外生博弈规则论强调制约参与人行为的因素相比，内生博弈规则论更多地强调制度以共担方式协调参与人信念，并在信息不对称时可以节约信息加工费用。
遵从内生均衡博弈观，行为参与人无法，甚至不需要推断出别人行动决策规则的全部细节，但知道有关参与人在行动决策时可能采取规则的一些显著特征，参与人依靠这些浓缩信息得出自己在域的各状态下的行动规则。所有的参与人根据他们对别人行动规则的主观认识形成自己的行动决策规则。唯有在关于他人行动规则的浓缩认知稳定下来并不断再生的时候，他们的行动规则才能趋于稳定，成为参与博弈的有用指南。当一种均衡状态的显著特征客观化，就凝结为一种制度。因此，制度既可以是条文化、符号化的，也可以是非正式化的实践信念和一致认同。
2.关联博弈及其影响
制度化是均衡演化所产生的预期趋同过程。无论制度化的具体形式是采取自主性制度化，还是采取诱导性制度化，其最终结果都意味着参与人策略决策的程式化和关于其他参与人决策的不确定性的减少，它将以一种相互支持的方式同时产生。也就是说，制度化降低了人们交易过程中的协调成本和沟通成本，有利于交易在更广范围和更大深度进行。博弈关联是形成制度化的重要方式之一，特别是在不同域协调其策略时，会产生单独域分别决策所不能得到的结果。比如社会嵌入可以把社会交换域嵌入到其他域，使得某些在关联发生前不可能的策略组合成为可能。
高技术企业集群是典型的非等级制缔约组织，具有网络组织特性。企业集群中组织间以各种形式实现组织联系，这些联系增加了组织的竞争能力，但同时也存在较大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声誉效应可以削弱企业间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但单纯的声誉效应并不能保证消除机会主义行为，也不能保证交易费用的降低，而通过制度化关联方式可以达到预期目的。
高技术企业集群所发生的制度化关联可以存在于信用交换域、商品交换域、社会交换域、劳动交换域和组织场域等博弈域。采取的方式可以是合同性关联、整合性捆绑、中介性捆绑及以市场为中介的关联等形式。其作用机理无外乎是借助于关联博弈的协调机制、激励机制和匹配机制来实现。具体来讲，就是通过不同域的联结，实现更具内聚力的预期和文化。比如互补性企业组织通过长期合约关系和重复博弈形式及建立在社会嵌入基础上的企业家协调，构建企业之间的信任机制，实现网络组织的信任治理，降低共同学习和信息共享时的外生交易费用。又比如，创业投资者通过对研发融资的捆绑和联赛式竞争及界面的标准化作业等方式，实现降低内生交易费用的目的。再比如，通过组织惯例与人力资源类型的共同演化，实现组织信息体制与人力资本类型的相互适应，以此降低交易费用。
3.不同信息体制的制度化关联及作用结果
制度化关联可以有效克服不同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合约存在的问题，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治理效率。IA-IE信息体制的内生交易费用高，降低内生交易费用成为VC捆绑式治理合约的首要任务。降低该治理合约内生交易费用的制度化关联主要包括VC-中介性捆绑、VC-整合性捆绑、创业企业家—联赛式博弈、阶段性投资—获胜者通吃组合等方式。再加上界面标准化和模块化生产方式，导致系统环境信息扰动风险减少；劳动力高流动性，既保证了知识的外溢，又降低了对系统环境认知的偏差，使信息包裹化体制原本较高的内生交易费用降低。
HD[IA（t）-IA（t）]信息体制的内生交易费用较低，而外生交易费用较高，降低外生交易费用成为“转换者”治理合约的主要问题。降低该治理合约外生交易费用的制度化关联主要包括“转换者”—中介性捆绑、“转换者”—整合性捆绑、互补性任务完成单元学习网络机制、社会嵌入式信任治理、信息共享—租金分享组合等方式。再加上采取此治理合约的高技术企业集群组织之间产业链往往具有互补关系，长期的合约关系和拥有较多具有背景导向型的人力资本，可以保证长期形成的组织惯例的不断延续和与组织需要的信息加工技能的匹配，使信息同化体制原本较高的外生交易费用降低。
HD[IA（t）]-IE信息体制中，主要由主导企业观测系统信息，并承担风险的方式，可以发挥主导企业信息收集能力强的优势，起到降低内生交易费用的目的。同时，建立在“面对面竞争”方式上的信息包裹制的外生交易费用也较单纯采用纯信息包裹制的外生交易费用低。所以，主导企业治理合约的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较为均衡，数值居中，但总交易费用并不一定小，降低该治理合约的总交易费用就成为主要问题。降低该治理合约总交易费用的制度化关联主要包括主导企业—整合性捆绑、主导企业—合同性关联、成员企业间自我实施的俱乐部规范、发包制下的多头卖主、面对面竞争—淘汰赛机制组合、事后承诺—再谈判机制组合等方式。
二、环境扰动、制度历时关联与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合约调适
1.制度环境的扰动及其影响
制度环境总是变化的，而且由于全球化和技术演化的双重影响，现实朝着加大系统振荡比重系数方向发展。制度环境的改变必然引起对原有信息体制变革的内在要求，甚至出现类似于“囚徒困境”的两难选择，进而影响到高技术企业集群现有的治理合约。为维持现有治理合约的适应性，面对制度环境的变化，治理合约必须做出相应的调适。
（1）垂直关系的调适。系统振荡系数的增大，导致治理合约向强同化方向转移，则具有弱同化特征的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合约存在扰动的风险。相关治理主体采取两种策略消除环境变化给现有治理合约带来的风险，以维持现有治理合约的适应效率。这两种主要策略是：第一，通过广泛运用互联网信息传播功能，实现可编码信息的互联共享，使同化成为一种常态；第二，采取缝隙市场和更细的专业化分工以及界面标准化等方法，降低全球化给组织带来的系统环境的扰动风险。
（2）水平关系的调适。高技术企业集群中组织之间的水平关系更多地表现在协调关联形式上。按照组织间的协调关联形式是互补的还是竞争的，现有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合约的适应区间。
系统振荡系数的增大意味着关联关系重要，导致治理合约向强关联方向转移，则具有弱关联特征的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合约存在扰动的风险。相关治理主体采取两种策略消除环境变化给现有治理合约带来的风险，以维持现有治理合约的适应效率。这两种主要策略是：第一，采取模块化生产，降低任务单元之间的互补性；第二，采取联赛式竞争或淘汰制竞争方式，以提高竞争者的内在激励，克服信息包裹化带来的风险。
2.制度的历时关联及其影响
高技术企业集群赖以生存的制度是演进的，并与相关信息体制相互配合。另外，弥补信息体制缺陷的制度化关联也是变化的。生存制度的改变和弥补性制度化关联的变化都会对现有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合约产生影响。
一般认为，全球化可能导致社区主义和社团主义的退出，进而导致个人信任、交易者社会规范、惠顾关系和俱乐部规范、自我实施的雇用合同、第三方私人实施机制和道德准则等单纯的私人治理机制让位于强迫性的第三方实施机制。这种改变将会导致外生交易费用的进一步增加，那么，那些原本就具有较大外部交易费用的高技术企业治理合约会处于不利的境地。换句话讲，转换者式治理合约将受到很大的挑战。另外，即使主导企业式治理合约在水平协调层面采取“相对”信息包裹模式，减少外生交易费用的发生，但该治理合约传统意义上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类型也会使此模式受到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可能的方法是进行制度化关联的重新组合。
制度演进机制有许多，其中重叠嵌入和重新捆绑是主要形式。原有制度化关联的松绑、重新捆绑，包括重叠嵌入，都是熊彼特过程，都会对高技术企业集群现有的治理合约产生影响。比如创新活动的事后演化式捆绑，可以导致治理合约由原来的VC捆绑式治理模式转为转换者治理模式。治理模式的这种转变需要更强的社会信任和私人信任基础，以弥补外生交易费用增加的不足。再比如社会资本的转移和重新捆绑问题。一般认为，社会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内化第三方实施机制的效果，特别是在封闭型社区，社会资本的作用尤其显著。企业集群的集聚性和根植性正适合社会资本作用的发挥，但随着社区的开放，社会资本的价值下降，将导致互补性协调关系的外生交易费用提高，不利于现有相关治理合约的延续，社会资本需要重建。解决的方法可以是重叠嵌入，通过社会的重叠嵌入促进社会适应新机会和获得新的社会资本。
制度是互补的，互补性的存在意味着整体性制度安排的结构是内在一致的。也就是说，一方面不同域的制度具有内在联系，制度的变化必须在不同域之间保持互动；另一方面，其他域的制度发生改变，通过传递效应，在初始变化的累积性互补效果影响变得足够大时，可能出现一种新的互补性制度。制度互补性的存在影响到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合约的选择和改变。比如通过创新活动的事后演化式捆绑改变了初始的治理合约，但需要寻找与之相匹配的相关人力资本类型和构建与之相对应的合作文化，否则治理效果低下。同样，从讲求信息同化的信息体制变化为追求信息包裹的信息体制，也需要与之相匹配的人力资本类型和与之相对应的组织文化，否则治理效率就会降低。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制度的多重性问题，以保证制度的可行性和效率性。
从本质上讲，高技术企业集群是一种典型的网络组织。那么，这种中间体组织形态的组织结构更多地表现为组织之间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信息关联关系，概括为组织的信息体制。高技术企业集群的信息体制有三种典型形式，不同信息体制表现出不同的交易费用特征，不同制度环境下，信息体制的总交易费用也有所差异，影响到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合约的选择。高技术企业集群固有的群体特征使制度化关联更具可能。制度化关联可以弥补信息体制固有的交易费用特征缺陷，降低了对应信息体制的实施费用和增加了合作可能性。
制度是行为人关联博弈的均衡结果，又是组织生存的基础，特别对于高技术企业集群更是如此。这就决定了某种治理机制的选择必然依赖于现有的制度状态，必须与现有制度相匹配。同时，制度环境的扰动会对原有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合约产生影响，这就要求治理合约具有一定的调适性，并与制度环境的变动相对应适时做出必要的调整。制度又是互补的。在制度演进和制度依赖双重作用下，治理合约面临变化的悖论，必须通盘考虑组织信息体制、制度化关联和制度环境的协同。
我国高技术企业集群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企业间的合作和治理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制度环境和高技术企业集群所处的地区及社区特点以及企业间协调性程度，选择合适的治理合约，并通过制度化关联降低信息体制固有的内在缺陷，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提高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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