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技术开发区创业投资者决策的特点是：政策推动；以行政区域为中心而设立；创业投资者设立进入各个开发区的指标评价体系。高技术开发区创业投资者决策的问题主要是：违反了创业投资者对于创业企业的地理邻近性依赖的规律。
在高技术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创业投资者决策能够发挥“经济引擎”的作用，所以应该大力推进创业投资者决策，引导高技术企业朝着创新性、先导性的方向发展。由于创业投资者决策的效率依赖于集群因素的发育，所以应该制定产业集群政策，加快培育创业投资者子群、中小型创业企业子群，并且创造有利环境，推动集群中其他支持性子群的成长。
对于创业投资者体系建设，可以从推动政府部门、大型企业集团、机构投资者、社会和个人合理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入手。对于中小企业群体的成长，要制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主体，推动有利于整个集群发展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小企业的协调发展。
创业投资者决策涉及一系列相关的法律制度。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是要将事关创业投资者决策的政策上升为法律；然后，要对涉及创业投资者决策的现行法律进行完善。
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集群文化环境应该具有明确的价值体系与行为导向。多方协力，营造勇于竞争的创业氛围，这是促进中关村等高技术产业集群创业投资者决策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中国高新技术开发区创业投资与融资效率
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说，我国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现实载体是各类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具体来看，有的地方先有高技术产业的聚集，政府迅即就将高技术产业的聚集地区规划为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更多的地方是先行规划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再通过财政、税收引导等行政方式吸纳高技术产业在开发区聚集。目前，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等高技术产业集群基本上都体现出这两个特点。
对于创业投资者的设立与决策运行问题，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理所当然应该成为重要的观察与研究对象。首先是，国家曾经明确鼓励有关部门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立创业投资公司，循此政策，各地政府部门围绕本地的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积极设立了相应的创业投资公司。从实践中看，各地开发区还设立了不同形式的创业基金或创业投资机构。还有一些高科技园区借鉴美国中小企业“孵化器”的机制，先后成立了一批具有创业投资公司性质的创业中心（不具有金融业务许可权）。
因此，研究起步阶段中国创业投资者的设立与运行，可以紧密联系各类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来进行。以此视角，可以基本客观地评价中国创业投资者治理与集群特征的依赖关系。
（1）高技术开发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重视高技术发展。1986年国家批准实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1988年又批准实施高技术产业开发计划（火炬计划），并于1988年批准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91年确立了11种高技术产业加速发展，并相继开辟了52个国家级高技术开发区，并形成7个高技术产业密集带。
（2）高技术开发区创业投资者治理的特点。我国高技术开发区的创业投资者的设立与创业投资者决策，具有明确的政策推动特征。1985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对于变化迅速、风险较大的高技术开发工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给予支持。”这样，创业资本在中国发展就有了政策上的依据和保证。同年9月，中国第一家创业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创）获准成立，此举标志着中国创业投资业的诞生。之后，我国又成立了中国招商技术有限公司、广州技术创业公司、江苏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等类似公司。
1991年，国务院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中更明确地提出，“有关部门可以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建立创业投资基金，勇于进行风险较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条件成熟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可创办创业投资公司”。在这个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创业投资事业得到了一定的促进与引导，创业投资公司的数量、规模都有了大幅提高。
此外，各类创业投资公司和创业基金的设立，基本围绕各地的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进行。而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数目较多，地理位置分散，因而创业投资者表现出很强的地区性质，大多是当地政府为了扶持科技企业、增加科技投入而设立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资金；运用过程中的政策性大于商业性，其本质是各级政府的创业资本。
（3）创业投资者设立进入评价指标体系。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学术界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高技术区演化中，创业投资者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因而将获得创业资本的数量列入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评价体系之中。国家软科学计划项目（编号940006）“高技术产业空间布局和生产分工政策研究”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49471021）“高技术区激发与深化机理研究”、国家计委国土司科研项目（[1994]57号）“开发区类型、调整与布局研究”、中国科学院留学基金择优支持项目（[94]科教字063号）“中国高技术区的发展理论、政策与应用研究”，曾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进行发展条件评价，这份评价体现两个特点：一是将创业资本（风险资本）列为重要因子；二是根据这份评价，当时处于一类的是20个，它们分别是北京、长春、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济南、威海、青岛、杭州、福州、厦门、武汉、广州、中山、深圳、佛山、惠州、珠海、海口。
（4）基于STAR模型的效果评价。受到政策导向的强烈影响，以行政区划为中心，遍地开花设立创业投资机构的做法，从根本上违反了创业投资者决策对于创业企业的地理邻近性依赖关系。创业投资者的设立和资本数量，主要应由创业企业的设立和发展状况来决定，而非政策因素决定。根据STAR模型的分析，创业投资者是以子群集中的方式与创业企业毗邻而居；在创业企业集中的地方，容易形成创业投资者的地理集中；而创业投资者与创业企业的地理邻近性又有利于提高创业投资者的决策效率。遍地开花设立创业投资机构，必然会有创业投资机构短时间内的数量激增，但由于决策效率得不到保障，创业投资者又必然要经历数量衰退的发展路径。
处于重新定位与寻找机遇阶段的中国创业投资者，理性的发展之路是向创业企业集中的地方聚集，而非遍地开发。1999年，全国新增创业投资机构40家，创业投资机构总量接近100家，增长率高达67.8%；2000年这一增长势头仍继续增强，全国新增创业投资机构102家，创业投资机构总量猛增至201家，增长率高达103%，成为历年来创业投资者数量增长较快的一段时间。但是这一势头在2001年以后出现逆转，到2002年，全国很少有新的创业投资机构设立；到2003年，由于不少已设立的创业投资机构也改行他业，导致创业投资总数呈现出负增长的局面，在一年内即净减少63家。与此同时，创业资本总量与创业投资机构总量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趋于集中。
二、促进我国高技术企业集群创业投资的政策建议
1.产业政策与集群政策
（1）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就是根据优先发展的选择原则，确定重点产业领域和发展方向，给予特定产业较多支持，这些支持可能包括财政税收等方面的内容。比如，中关村科技园区优先发展产业的选择原则是：产业附加值高；产业技术密集度高；产业关联效果大；产业市场潜力大；产业能源系数低；产业污染程度低；具有区位优势；国际竞争力强。
根据以上原则，中关村重点领域的选择与发展方向包括：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工程与制药产业、光机电一体化产业、新材料产业、环保产业、潜在优势产业等。
（2）集群政策。集群政策又称产业集群政策，是一种通过将企业、供应商、相关产业、服务供应商和机构结合起来，通过改善集群内部与外部环境的方式，促进集群中所有产业升级（波特，2003）。
在高技术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创业投资者决策能够发挥“经济引擎”的作用，所以应该大力推进创业投资者决策，引导高技术企业朝着创新性、先导性的方向发展。由于创业投资决策的效率依赖于集群因素的发育，所以应该制定产业集群政策，加快培育创业投资者子群、中小型创业企业子群，并且创造有利环境，推动集群中其他支持性子群的成长。
（3）制定集群政策的基本思路：第一，目标确立。集群政策的发展目标着眼于整个产业集群，并不会将产业集群中具有依赖关系的产业割裂开来。长期以来，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思路中，无不重视高新技术与创业资本这两个产业的发展。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两个产业领域是处于分散和割裂状态的。当前应围绕北京、上海、深圳等全国性高技术创业企业集中的地带，加快创业资本和创业投资者的数量积累。实践证明，全国各级政府各自为政，通过为创业企业和创业投资者成长设定时间表的方式，人为地制造了创业投资者与创业企业在时间上和空间的“分居”局面，不利于创业投资者和创业企业以各自地理集中的方式形成地理邻近关系。
第二，手段采用。政府对产业集群的影响并不是通过传统的财政与税收等手段来进行的，而是通过改善生产的要素条件与需求条件、创造有利于企业战略与竞争的时空背景、促进相关与支援产业的办法来达到目的。正确的产业集群政策能够通过锁定攸关竞争的外部性、联结点、溢出及支援性机构的办法，推动集群各产业的共同发展。政府对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
为了推动创业投资者的成长，应立足于全国，至少应以各大区为单位（比如东北区、华东区、华南区），组织一些层次高、产业关系密切的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中介服务机构、政府与行业协会的交流与对话机制；通过创业投资信息的出版发行等机制，促进创业投资领域内部尽快顺畅地建立供求关系。鉴于创业资本已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特点，要采取多种方式，加强中国高技术产业集群与国外创业资本和创业投资者的对接。
第三，标准选择。产业集群的政策表现为标准的事后选择性质。当前，要创造条件，保证创业投资者根据创业企业产品的技术前景和市场反映，对创业企业的努力水平起到最终裁判的作用。人为地划定高新技术企业或者通过政府评奖的方式去鼓励创业企业发展的思路，都是和事后标准选择以及进化标准选择的方式相违背的。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为了推动创业投资者决策，有必要对我国的高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及其长期以来造成的观念的束缚，进行必要反省。我国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是通过划分高新技术的范围来确定的。原国家科委1991年3月颁布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各地政府也根据自己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结合政府部门的认定标准，许多研究者和政策决策机构都曾给出相关评价模型。这些模型一般都提出数种用以衡量企业的指标，以指标值的范围分析企业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产业。本书作者认为，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强调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向和选择标准是完全应该的，但具体到一个产业集群，特别是具体到创业投资者决策问题上，没有必要按照陈旧的指标体系去搞创业资本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业资本作为资本的属性，创业投资者作为公司赢利的属性，要求在创业投资领域内，自觉运用利用市场选择配置资源的本质规律。
2.建立创业投资者体系
不同的创业投资者组成创业投资者群体，这个群体的发育及群体内部的关联状况，是影响创业投资者决策效率的重要因素。为此，可以从推动政府部门、大型企业集团、机构投资者和社会个人合理进入创业投资领域的方式，加快多层次创业投资者体系的建立。
（1）设立创业投资基金。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是专门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投资的金融机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是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做法，但在具体运作上，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建设又有不同的方案可供选择。
方案1是由政府投资建立，属非营利性投资基金。基金建设可分为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政府一次投资建立，具体投资数额由政府投入能力决定。第二阶段根据中小企业对创业投资基金的融资需求，每年按一定比例增资。这一建设方案可较快建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基金发展可灵活掌握，但要求政府有较大的投入能力。
方案2是由政府投资引导，以金融机构资金、企业资金和社会资金为主体投资建立，属创业投资类基金。这一建设方案可利用民间的资金和投资机制，开辟民间的投资渠道，但基金建立的规模取决于基金的运作成效。投资成功率高，基金扩大就快；投资成功率低，基金发展就慢。
方案3是分别建立由政府投资的中小企业创业发展投资基金和以金融机构资金、企业资金和社会资金为主的中小企业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其分工和功能定位是：由政府投资的中小企业创业发展投资基金负责投资风险较大、投资周期较长的创新项目；以金融机构资金、企业资金和社会资金为主的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主要向投资风险较小、投资周期较短的创新项目融资。
这一建设方案可充分利用政府和民间投资机制的不同功能，并可满足不同类型创新项目的融资需求。配合中小企业创新投资基金的建立，应建立技术评估机构，为创新投资基金的项目选择提供咨询。
从实践来看，第二种建设方案在美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美国政府支持创业投资的发展，主要通过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BA）来进行。SBA对一些私营投资公司发给小企业投资公司牌照，这些持牌小企业投资公司（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Company，SBIC），是以营利为目的，并接受SBA监管。SBIC的资金来源由私人资本和SBA担保的融资组成，其对小企业融资的方式以股权投资为主，也有长期贷款、股权和债权混合等投资形式。政府以优惠的税率等额匹配私人提供的风险基金，这样，SBIC对创立初期的小企业的股权投资以及带有股权特征的债权投资具有创业投资性质。
1997/1998、1998/1999、1999/2000这3个财政年度期间，SBIC投资笔数分别为1566、2035和2926笔，同期其他创业投资的笔数分别为1821、2004、3153笔。SBIC在具有创业投资色彩的投资中所占比重维持在45%～50%。
政府力量介入创业投资基金的设立不能遍地开花，走以前的老路，而是要立足于全国性或较大区域内的创业企业发展情况，发挥政府引导的有限作用。
（2）大型企业的创业资本投资。从国外创业资本的发展来看，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曾经是重要的资金来源。随着创业资本的迅速发展，企业资金的比重有所下降，但目前仍有不少大型企业集团将大量资金用于创业投资。我国一些业绩良好的大型企业，特别是其中一些上市企业，开始参与创业投资，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清华紫光联合其他公司出资1亿元建立创业投资公司；中青旅控股2.5亿元投资北京科技创业投资公司；中关村科技参与创业投资等。
我国现有上市公司1000多家，市值总额超过30000亿元。如果有1%的资金参与创业投资，则规模可达到300亿元，相当于现有的全国创业资本资金总规模。上市公司参与创业投资一方面可以促进创业资本来源渠道的多元化、增大创业资本规模；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创业投资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培育利润增长点，而且可以促进全社会创业文化和环境的形成。
（3）机构投资者的创业投资。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不允许一般金融机构和各种基金等进行直接投资，国有银行、保险公司等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目前不具备从事创业投资能力与准入条件。但从长远来看，金融机构无疑将会成为创业资本的主要和重要的出资者。这是一个国际经验，也符合我国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因为，金融机构筹集了巨额社会资金，按照现在的投资渠道，造成社会资金的大量闲置和紧缩效应，不利于持有这些资金的金融机构的经济效益，也不利于宏观上的资源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
比较现实的做法是两步走的措施：第一步，允许商业保险基金进入创业资本市场，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取得一定经验后，再实施第二步，允许社会保障资金、商业银行资金、证券公司资金和其他金融机构资金参与创业资本。
（4）天使投资者队伍培育。创业投资者中既包括较大规模、管理规范的创业投资机构，也包括天使投资者和天使投资者的各种联合体。当前，要应尤为重视天使投资者队伍的成长。
在我国，天使投资者的市场很小，而且也很不成熟，但实际上，初创企业对天使投资却有很大的需求，虽然投资处于早期阶段的初创企业并不需要太多资金（在我国，天使投资的每笔投资金额为5万～50万元），但是一般创业投资机构不会投资于此，因为这需要花费很多的管理时间，更何况投资周期较长、风险较大。
就目前国内高技术集群企业而言，天使投资者主要有三类人：第一类，是外国公司在我国的代理或者管理者，比如微软副总裁李开复博士和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张亚勤博士，他们就曾经投资于清华学生创业团队的东方博远；第二类，是对中国市场感兴趣的外国人和海外华侨，如亚信当初的投资人（爱国华侨刘耀伦）以及搜狐投资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尼格洛·庞帝（Nigro Ponti）教授]；第三类，是当地富人中的一些成功的民营企业家。
在中关村等地，个别种子融资公司也开始显露雏形。种子融资公司是为初创企业提供种子创业资金及后续融资的专职金融机构。它们一般以有限合伙制和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存在，参与者拥有共同的投资理念、偏好和经济外动机，并且基于相互的信任聚到一起。与创业投资公司、基金不同，它们一般不会寻求外部融资，以合伙人或者股东自身的天使资金组合起来投资。
另外一类天使投资者联合体——天使投资联盟，目前还未见报道。这指的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天使投资者，基于自己的投资需求自发地组织在一起，美国的共同天使（Common Angels）、天使乐团（the Band of Angels）即为这类典型。这一类天使投资者通常是非常成功的高科技行业企业家，拥有大量可动用的资金用于投资，其素质比一般的天使投资者高。相对于个人天使投资者，其资本雄厚，在寻找投资信息方面更有经验，投资标准更严格，谈判和合约更正式，投资运作更专业化，因此，其投资成功率更高，它们在小范围内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强强联合。通常是其中一个天使投资者提出他所支持的投资项目，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该项目的优缺点，进行尽职调查，最后支持的人一起投资。
促进天使投资者队伍成长最有利的政策是保护私人财产，同时简化各类投资程序和手续。工商、税务等部门对天使投资者投资，要抱着关心爱护的态度。随着天使投资者成功案例的积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于投资企业本身产生兴趣。
3.促进中小企业群体成长
硅谷和世界上其他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经验表明，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动力是不同的。大企业重视规范化的管理，市场而不是创新成为大企业关注的基本问题（高闯，2004）。所以，对于高技术集群而言，制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才能不断提高集群企业的创新能力。在创业投资者的协调下，众多中小企业在信息包裹的同时，又存在信息共享，这样一种竞争与合作关系，最有利于产品与技术标准的事后选择与演化。
从有利于创业投资者决策的角度来看，要制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主体，推动有利于整个集群发展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制作与发布公司等中小企业的协调发展。而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则要着力解决它们融资渠道狭窄、人才缺乏、信息不够等实际问题。
4.优化法律制度环境
创业投资者决策涉及一系列相关的法律制度。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当前首要是将事关创业投资者决策的政策上升为法律；其次，要对关涉创业投资者决策的现行法律进行完善。
198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对于变化迅速、风险较大的高技术开发工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给予支持”。这是创业投资者决策在中国发展较早的一份政策依据。
1991年，国务院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中指出：“有关部门可以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建立创业投资基金，用于风险较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条件成熟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可创办创业投资公司”，这再次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此的高度重视，但由于市场大环境尚未完善，创业投资并未起步。
1998年3月，在全国人大、政协的“两会”上，民建中央提出《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被列为大会的“一号提案”，引起强烈反响。此后，科技部等有关部门研究并出台了我国建立创业投资体制的框架。
散落在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法制条文中的规章、制度为我国创业投资者决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但从长远发展的需求来看，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已经成为我国创业投资者决策举步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向其他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此项规定成为创业投资公司经营的重大障碍。《商业银行法》严格限制银行的投资活动，减少了银行支持资本市场和科技企业发展的可能性。《担保法》无法满足目前我国发展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建设的需要。一方面对许多实际问题没有规定，另一方面很多规定又形成对发展担保事业的阻碍。《证券法》禁止上市公司职工持有本公司股票，而雇员持股和股票期权制度已被证明是发展科技创业企业必不可少的制度。
对比美国创业投资者决策的法律制度，同样可以看出我们的明显差距。美国的《投资公司法》、《投资顾问法》、《信托法》、《证券交易法》、《银行法》、《中小企业投资法》、《雇员收入保障法》等为创业投资者决策提供了明确有力的法律支持。
从内部看，创业投资者决策必须辅以股票期权制度的实施，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从外部看，创业投资者的退出通道（上市和兼并、收购市场）必须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反过来，也可以从股票期权（内部）和兼并、收购状况（外部）观察一个高技术集群创业投资者的发达程度。
对于硅谷的崛起，股票期权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股票期权，就没有今天硅谷所取得的骄人战绩。它作为一种主要的激励机制，鼓励公司雇员努力工作，硅谷企业普遍实行股票期权的赠与计划。
对比中关村的情况，在1996～1998年的3年中，合计仅有10家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市，筹集资金26.3亿元；1998年，中关村地区2343家股份制企业中，仅有3家通过发行A股上市筹集资金，筹集金额8.6亿元。由于《证券法》当时禁止上市公司职工持有本企业股票，加之上市公司数目有限，股票期权计划基本没有实施。
1995年前后的3年中，中关村科技企业收购兼并案例很少，数额不大，可以忽略不计。而硅谷的收购兼并一直处于活跃状态。1997年、1998年、1999年3年，创业投资者仅通过并购退出的案例分别是159、197、228例，退出资金49亿美元、38亿美元、199亿美元。实际上，在1996～2001年这些年度中，收购兼并的指标（包括交易量、总额、平均交易额）均同时上升。
因此，为了推动创业投资事业的发展，从法律角度来看：一是要对现有政策进行整理，补充支持创业投资的有关政策，突出解决关键问题；二是要对不协调部分进行调整，对不完善部分进行充实，力求在各部门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统一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支持创业投资活动的政策法律体系。
5.营造创新型的集群文化
任何一个产业集群，都有相对应的社会文化。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集群文化环境应该具有明确的价值体系与行为导向。
中关村在一次创业（1988～1991年）时提出“四自”原则，即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二次创业（1992～1997年）时提出“六化”战略，即资本股份化、技术创新化、管理现代化、融资多元化、产业规模化、经济国际化。从历史上看，以中关村为代表的中国高技术产业集群的文化环境，最突出地体现了“理性思考、大胆创新、勇于创业、不怕失败、面向国际”等方面的内容。它使敢试敢闯的实践精神与理性思考融合在一起，使区域的使命感与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成为中关村地区持续发展最强劲的精神力量。
但也要看到，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关村的创新文化特色存在着一定程度消失的局面。一位在IT行业内具有影响的评论员认为，“企业文化与创新文化相互融合、彼此渗透的失败，是中关村技术创新衰弱的内在根源。这种文化的割裂（甚至对抗）是中关村最大的失败”。
推动创新文化建设，需要舆论正确引导，根据中国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特点，更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制定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关村著名人士柳传志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企业，我希望政府明确，到底是想从中关村要经济增长，要GDP？还是想要硅谷？还是说两者都想要？”显然，一个硅谷导向的中关村更强调技术创新与冒险精神；而GDP导向的中关村更强调稳健的市场开拓与成熟的财务战略。目前，国外一些高科技园区强调用“瞪羚企业”指标反映高技术园区的活力，中关村也于2003年7月12日开始宣布实施“瞪羚计划”。
没有以创新为核心的集群文化建设，创业投资者群体、创业企业群体就不会形成甘冒风险、勇于竞争的创业氛围，创业投资者就不能协调创业企业展开一场又一场“锦标赛”，创业投资者决策效率就难以体现。建议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管理机构加大力度，突破企业产值、规模这些传统指标体系，奖励勇于创新的创业企业；社会舆论机构也要不遗余力，宣传那些在创业投资项目运作和技术创新领域内做出成就的企业家；对于暂时失败的企业家，则要体现最大限度的包容与理解，鼓励不断试错、虽败犹荣的创业精神的成长。高技术集群的创新文化建设意义重大，但其本质上是一项长时间的制度变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高技术集群内部更多企业在更长时间里共同付出更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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