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创业企业在地理上邻近，并以不同的形式建立关联。在典型的高技术产业集群如硅谷中，创业企业之间既有信息包裹，也有信息共享，在创业投资者的协调下，为争夺创业资本投资而展开一场“赢家通吃”、“败者出局”的争夺。尽管存在着落选者的福利损失，由此增加融资成本，但创业投资者依赖于创业企业子群这种独特的关联模式，在极其不确定的技术环境下，可以取得独特的决策效果。
创业企业子群的联结，是以复杂多样的方式存在的。定型于硅谷的所谓“硅谷模式”，强调关联企业之间既有信息共享，又有信息包裹。依赖于这种独特的关联模式，创业投资者得以实现其独特的决策模式：在创业投资者协调下，关联企业以锦标赛竞争的方式进行角逐。在不确定的市场和技术环境下，通过这种方式，创业投资者有可能以“进化”和“事后选择”的方式做出科学的决策，体现较高的治理效率。
创业投资者决策依赖于创业企业子群的独特关联，似乎很难用传统的集群依赖的观点加以解释。比如，“外部经济说”、“技术创新说”、“交易费用说”、“产业组织说”，这些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创业投资者协调下的创业企业锦标赛治理制度设计中，往往要有几十家企业同时为同一个有前途的技术展开竞争。从科学决策的角度来看，赢家开发的预期价值相对于其边际价值要大许多，在联赛中每个企业的开发努力比在单个企业开发的情况下都要高。尽管创业投资融资将导致落选者开发成本的纯粹福利损失，增加融资成本，但另一方面，如果能够在事中阶段形成一个对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工程环境做出反应的产品设计系统，创业投资者的决策就能收到独特的系统收益。
创业投资者协调创业企业展开竞争，实现自身的决策过程，需要具备一些相关条件的支持。产业与技术的支持是一方面；制度环境的支持是另一方面。制度环境因素中，尤以政治规则、法律规则和社会规则为主要内容。本章列表比较了硅谷企业家与传统企业家的创业动机、管理风格和员工行为模式的不同，试图表明：我们分析硅谷创业企业之间的关联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硅谷的创业投资者决策问题，仅从信息结构上分析是远远不够的，更广泛的制度环境分析也应成为讨论的内容。
一、创业企业关联
企业子群的联结又称关联，是以复杂多样的方式存在的。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来看，集群核心价值网络内部成员之间，或表现为产业链上垂直互动的供应商—客户关系，或表现为水平方向上竞争或互补企业间的合作和竞争关系。这一结论在Padmore和Gibson（1998）的论述中得到体现，在这种价值链联结模式中，企业之间有较为明确的分工，并由此而分化出这样四类集群成员：供应商、竞争者、用户和公共部门。
青木昌彦（1990）以日美企业比较为前提，区分了企业之间联结的A模式和J模式，他指出日美企业的比较就是这两种联结模式的信息效率的比较。之后，青木昌彦（1999）又建立了定型于硅谷的模型，即硅谷模式。基于创业企业之间联结模式的创业投资者决策问题，因此具有三类不同特征。
1.A模式
所谓A模式，就是用户制定系统规则，而各个竞争与合作性企业执行规则的模式。A模式典型的例子是IBM/360系统。IBM公司1964年推出了最早的模块型电脑——360系统。在那之前，IBM和其他主机制造商的电脑机型都是互相独立的，没有通用性。各机型都有独特的操作系统（OS）、处理器、周边机器和应用软件等。每当厂商进行技术革新，推出新的电脑系统，都需要开发相应的特殊软件和零件，同时还要维持与过去旧系统相对应的产品。终端用户要更换新的电脑系统时，需要重新改写原来的程序，而且如果在软件的更换上稍有差错，就有可能失去原系统里宝贵的数据。为此，很多顾客对购买或租赁新的电脑态度消极。
360系统的设计者从正面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挑战。他们创造了电脑“家族”的概念，对不同用途、不同大小的电脑设定统一的执行命令，使得这些电脑能够使用同样的周边机器。为了保持这样的兼容性，他们在设计上采用了“模块化”原则。即360系统的设计者把处理器和周边机器的设计信息分成“看得见”与“看不见”（隐藏起来）两类，IBM设立了中央处理器管理部，构筑并实施了不同装置的模块都能够互相正确发挥作用的明确的、概括性的设计原则。分散在全世界的几十个设计队伍必须完全服从这些规则。而且，各支队伍对模块里“隐藏起来”的要素，即不影响其他模块的要素，则具有完全的处理权。
IBM/360电脑的设计构成了基于功能层级制的企业联结模式的创业投资者决策。创业投资者依据既定的标准，把系统信息ES传达下来，创业企业1和创业企业2依据看得见的信息ES和各自特别的信息E1、E2进行努力。
2.J模式
日本学者最早开始研究企业的J模式联结问题。国领（1995）、池田（1997）等人以美国与日本为例，比较图纸供应商与设计企业、设计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他们发现，美国是把图纸借给制造商去制造加工，而日本尤其是丰田公司是在确定了一般的共识和界面以后，放手让各地的设计制造商去设计图纸，由前者认可，也即后者可以向前者反馈信息。同时，设计公司之间也存在着信息同化（information assimilation）。在这种被叫做“认可图纸方式”的框架下，设计过程在供应商那里被“浓缩化”了，结果使生产系统里各模块的设计能够同时进行，大幅度缩短了改换车型（系统改良）的周期。这种“丰田型”企业之间的信息联结模式被概括为J模式。基于J模式的创业投资者决策反映了：在标准既定的情况下，创业企业既根据各自的独特信息E1、E2进行设计努力，同时也能把相关信息反馈给系统ES；创业企业为共同完成某一任务，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互补特征。
3.硅谷模式
硅谷的企业关联，其主体是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从组织规模来看，硅谷区内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特色。这些中小企业数量并非一成不变，20世纪70年代，区内的公司接近3000家，包括半导体、计算机系统、软件、电子通信设备、医疗电子、军事和航天设备等。发展到今天，区内已拥有8000多家企业。据统计，1997年，硅谷区内有2000家企业破产，又有3500家企业诞生，而硅谷现有的500家生物科技企业，会有200家倒闭，但又有300家“长”出来。区域内的大多数公司是小企业，70%的企业少于10个人，85%的公司少于100人，这些小公司很多是从总公司或大学里分离出来的，它们有很大的创造性，企业的员工与以前的工程师、同事平等一致，硅谷不仅仅是惠普、网景、英特尔等数十家大公司的天下，更是为数百倍、千倍于此的中小企业的天下。
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对硅谷的观察表明，硅谷模式不同于J模式，原因在于，在J模式中，设计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同化现象。而在硅谷模式中，存在着多个设计企业，这些设计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包裹（information encapsulation）现象，它们仅仅观察环境的系统性部分。而且，也不存在如A模式和J模式那样的事先确定好的标准。
比较A模式、J模式和硅谷模式这三种模式，硅谷模式的主要特点有：
第一，硅谷模式中的产品形成进化系统。在硅谷模式中，各任务单元（创业企业1系列、创业企业2系列，等等）从事竞争性的开发，每个任务单元的最佳设计组合而成的产品，成为系统的产品。这种产品是进化的产物。
第二，硅谷模式中的标准为事后选择。硅谷模式的标准显然属于事后标准（ex-post），也就是说，这种标准是通过进化而产生的，由行业协会（如某项技术的国际标准协会）、非正式的职业社团、缝隙市场的主导企业（如目前的英特尔或思科）或者创业投资者发现并进行编码。由于标准是事后的，因此具有第一种的特征，即它是进化系统。
第三，在硅谷模式中，企业从事模块产品设计。在硅谷高技术产业集群中，企业并不是生产一个独立的产品“系统”，而是生产一个可以称为“模块”的半自律的子系统，这个子系统可以通过和其他同样的子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联系，而构成更加复杂的系统或过程。
第四，在硅谷模式中，企业之间互补性弱。对于硅谷的观察表明，硅谷模式存在一个鲜明的特征：在单个模块产品的设计中，多个企业展开竞争。这些企业之间只观察系统的信息或者只观察各自的特质信息，自给自足，互补性不高，明显不同于日本丰田公司各个任务单元之间技术与产品互补的特征。各个创业企业只观察到各自的信息（E1、E2）系列，并向整个系统进行反馈，创业企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包裹与竞争关系。
二、创业投资者决策过程与创业企业融资博弈
在硅谷模式下，创业投资者决策具有不同的描述。我们把这些描述概括成给定实验数量模型与给定实验成本模型。这两种模型在方法上是具有互补性的。
（1）给定实验数量。青木昌彦把每类项目的实验数量看做是给定的（假定只有两个项目i=a，b代表项目；j=1，2代表企业），同时，假定在创业投资者与企业家之间从博弈开始到结束，存在3个时期的博弈阶段，这样，他给出了创业资本协调下的博弈模型。
在这个模型所描述的硅谷模式中，企业第1期选择研发的努力水平；在第2期根据可以观察到的系统性信息和自身拥有的特质信息，进行公开设计；在第3期，企业或者胜出，获得融资，或者退出这个博弈过程。对于创业投资者来说，在第1期，需要进行创业资本投资，在第2～3期，对企业进行信息协调、指导、监控和行政帮助，并从两个企业中选择一个，做出再融资决策。
（2）给定实验成本。在鲍德温（1997）的模型中，假定每个企业在获得融资前，为了增加获取融资的可能性，要将系统分解成尽可能多的j个模块，而每个模块内部可能有k个设计实验同时进行。
企业在第一阶段，需要观察系统的整体结构以确定努力水平；在第二个阶段，对每个可能的模块执行设计；在第三个阶段，退出实验或者获得融资。而创业投资者从第1～3期的任务就是静观这些实验的结果，事后挑选出能带来最高价值的设计。
三、硅谷模式：制度环境与创业企业融资效率
1.硅谷模式决策效率
（1）给定实验数量条件下的效率。在硅谷，往往有几十家企业同时为研究开发同一个有前途的技术而展开竞争，从事相同技术项目的新兴企业同时会从（相同的）创业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创业投资者会广泛地观察这些企业的表现，只有成功的企业才能使股票上市或被现有的企业收购、获得价值。
赢家开发的预期价值相对于其边际价值要大很多，那么，在联赛中每个企业的开发努力比单个企业开发的情况下都要高。赢家开发成功的价值的提高也许足以补偿融资者的重复投资，并为创业资本家提供租金机会。青木昌彦（2000）因此证明：创业投资融资将导致落选者开发成本的纯粹福利损失，增加融资成本。但另一方面，它能够在事中阶段形成一个对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工程环境做出反应的产品设计系统。在模块产品的产品设计特征互补性较弱与（或）设计任务之间研发不确定性的相关性较弱，以及创业投资家事中监督的补充支持条件下，正是这种可能性创造了独特的系统收益。
（2）给定实验成本条件下的效率。在鲍德温给定成本的模型中，将模块分解和实验次数进行组合，这实际上是在k个风险性结果中挑选最大值的做法。曲面表示不同的模块数与实验数的组合的价值，该曲面上的点从一个模块和一个实验、两个模块和两个实验开始，最里面的那一点表示25个模块和25个实验。该图显示，在复杂的系统设计中，如果让25个模块分别开展25个实验，那么比起同样的、单一的、相互依赖的系统设计，我们能够获得的价值大约是原来的25倍。
当然，这种价值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的，没有记入任何成本。但是，“通过结合模块与实验所产生的动力是巨大的，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能实行模块化，那么总会有人为了获得这种价值（哪怕是一部分价值）而实行模块化”（卡利斯·Y。鲍德温，1997）。
2.硅谷模式的产业与技术支持
硅谷模式的决策效率具有条件性。从组织关联的角度来看，这种条件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产业的横向结构特征。从技术角度上讲，旧的垂直结构的崩溃和一种新的横向结构转变，专用系统也相应转变成为开放式的进化系统。葛罗夫（1996）研究了新旧两种产业结构。前者由公司组成，后者由产业部门组成。新的横向结构的计算机产业的出现，为企业关联特征从A模式向硅谷模式转变创造了条件。
二是信息的数码化。安藤晴彦（2003）指出创业资本投资的主要投资方向是电脑（软件和硬件）、通信和生物技术产业等，把这些产业联系起来的共同点是“数码化”，也可以把它叫做“信息序列”或“数字序列”。
三是任务单元之间的信息特征。在硅谷模式的决策中，企业面对着两类不同的规则。这两类规则被鲍德温称作“看得见（明确规定）的设计规则”和“隐形的设计规则”（也叫做隐藏起来的信息）。青木昌彦则将其称做系统的信息和任务单元的特质信息。区分两类信息是硅谷式企业进行设计创新的关键。硅谷模式强调任务单元之间的信息包裹特征，建立在这种特征基础上的创业投资者的治理，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效率的。这取决于任务单元之间的互补性和竞争性关系；同时还取决于信息处理能力的差异。比如，在J模式中，两个任务单元之间是互补的，信息同化模式比硅谷信息包裹模式更加有效率。这早已被克莱默（J。Cremer，1980）等人所证明。
一般而言，当任务单元之间在统计上独立且决策变量充满竞争（替代）性时，信息包裹模式更有效率；任务单元之间互补、统计高度相关，且信息加工能力差异较大时，层级分解更有效率；任务单元之间互补，同时系统性信息和特质性信息对于任务处理同等重要时，信息同化比其他的信息处理方式都更为重要。
3.支持硅谷创业投资者决策的制度环境
（1）政治规则。有利于硅谷创业投资者决策的政治规则至少体现了以下两点：首先，政府财政支持和采购是以普通客户身份进行的，以此弱化或消除政府的强制性影响。硅谷诞生之初，政府充当着采购者、融资者和早期开发者的角色。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政府每年支持硅谷的支出将近10亿美元。政府为计算机科学提供的财政支持，从1976年的1.8亿美元增至1995年的9.6亿美元（以1995年的美元比价为标准），其中大部分资金投给了大学和企业中从事计算机和通信方面工作的研究人员。重要之处在于，这些基金的接受者并不是官方挑选出来的，而是个人和团体通过竞争决定的。
其次，政府通过抑制大公司的发展，间接促进了创新。大公司巨大的采购能力和市场份额，使得其具有影响行业发展的力量。大公司的公司利益立场又容易使其确定行业的结构、界面和标准，这和以进化方式选择的技术创新路径并不一致。抑制大公司的发展，避免这些公司的利益方向左右正在进化中的创新路径，这是美国管制政策的重要特点。绝大多数国家的政策都更注重保护已经建立的组织，例如，大型公司、银行和工会。这是因为这些政府都试图保留现有的公司，这通常无意中为建立新公司铺设了障碍；相反，在美国，根据《反垄断法》，类似IBM、微软等大公司一直受到抑制。
（2）法律规则。硅谷的高技术集群企业面对着全国性的法律、规制以及证券、税收、会计、公司治理、破产、移民和研发等规范。这些法律、法规以市场为导向，而且通过透明和公开的微观调控来保护人们的利益。
法律规则公开、透明使得创业投资者、创业企业面对的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创业企业面对的系统信息一部分是技术信息，另一部分是关于法律、规范信息。两者的作用并不相同。前者解决了与其他企业在竞争中能否胜出，即能否获胜的问题；后者则解决了获胜之后将获得什么的问题。这两个方面所构成的系统信息，保证企业的收益只与努力水平有关，有利于在创业投资者推动下的锦标赛治理，同时有利于创业投资者的决策活动。
根据T。A。Soja和J。E。Reyes（1990）的研究，美国法律结构对创业资本投资产生明显影响的法律主要有以下8个：《1958年小企业法》、《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1974）》、《1978年收入法》、《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的谨慎人条例（1979）、《小企业投资鼓励法（1980）》、《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的安全庇护条例（1980）、《经济复兴税法（1981）》、《投资顾问法（1980）》。
在公开、透明基础上建立的法律规则，大大激发了各类中小企业以最快的速度参与创业投资者协调下的锦标赛治理过程之中。苹果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史蒂芬·乔布斯（Steven P。Jobs）就说过：“今天在硅谷，许多人仅仅花费一下午的时间，就可以整合各项资源，替你变出个新公司来。”
（3）社会规则。支持硅谷创业投资者决策活动的制度环境中，社会规则具有丰富内容。钱颖一（1999）在演讲中首次提出硅谷是创业者的栖息地，并从7个方面加以解释。在这些方面中，除涉及经济制度与法律度安排的内容以外，还涉及硅谷社会规则的诸多方面。萨克森宁（2000）对于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比较，指出硅谷的“竞争与团结”明显不同于128公路地区的“独立与等级”，这主要也是基于社会规则方面的比较。
以硅谷式联结为考察对象，我们在上文研究了创业投资者的决策过程与特征。以下，我们分别针对硅谷模式独特的三个特点：标准的进化特征；创业企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标准为事后选择；赢家通吃、输者退出博弈，分析这些模式如何得到硅谷社会规则的支持。
首先，硅谷的工程师更多的以发展科技为事业目标，而不是为了某个公司或行业。
其次，硅谷社会中广泛存在着的竞争与合作精神，支持硅谷相关或相似企业为争夺同一个创业投资者而进行努力。竞争关系已在上文做过讨论，这里仅就系统规则的接受以及与之相关的合作做出解释。
最后，硅谷社会对冒险精神的认同和鼓励，支持硅谷企业勇于加入创业投资者协调下的锦标赛治理过程，而不是选择低风险、低收益的“保守型”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