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之时，全国有4亿多人口，文盲占成人的90%以上，学生总人数仅为293万，其中大专院校学生不到5000人，应届大学毕业生只有490人。随着新式教育的兴办，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壮大。到了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崛起，知识分子的影响迅速增强。
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不少仍保持以前“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自认为是昔日官僚集团的继承人，有资格获得同样的特权。传统文人自负、高傲、不容易伺候的性格在他们身上也时有体现，在社会上也大大有名。这些受过教育的精英虽然人数很少，但是能量很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得力于他们相当优越的经济后盾。
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雇一个女佣除了包食宿以外，月工资只需2-3银元，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就很不错了，每月80元的生活费已经很宽裕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的月薪在100至200银元之间，足以过上小康生活。
当时教授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收入普遍在200元以上。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的月薪300元，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元。胡适任文学教授月薪280元，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后月薪600元。此外学者常有兼职和稿酬版税收入，陈垣教授兼职所得月收入达1500元。
初出茅庐的鲁迅进入教育部当公务员，月薪60元，不久定为300元，与北大的陈独秀相等。鲁迅后被北京大学聘请为讲师，月津贴300元，得以用1000元在北京买下一所四合院，把母亲和兄弟们接来一起居住。后来鲁迅先后被聘为厦门大学教授，月薪400元；中山大学教授，月薪500元。
高薪之下，大学教授和讲师们有很多余钱来逛琉璃厂、买书籍报刊、吟赏风月，并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等许多青年学生都得到过前辈们的资助。很多教授买得起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家里雇有厨子、男女仆人、人力车夫，甚至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
知识分子在五四前后有声有色地走上社会舞台，表演了不朽的角色。袁世凯称帝、段祺瑞卖国、张勋复辟、曹锟贿选等等丑行恶迹都能被揭露并曝于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人民的公愤，从侧面可见当时言论和思想意识的自由。
而北洋政府也不敢对他们采取极端措施，对他们也很客气。曹锟经常主动与大学的教授们谈心，自称他本人是推车卖布出身的老粗，要依靠教授们办校。有次他对河北大学的学生们训话时说：“今后如发现你们对教授有不礼貌的越轨行为，那么我就要你们的脑袋！”说得学生们面面相觑。
当然，教授们的这种高薪并不是好拿的，与政府的财政状况紧密联系。五四运动期间，北洋军阀政府闹穷拖欠教育经费，各校教职员常常两三个月才能领到半个月的薪俸，北京知识分子多次展开了“索薪”斗争。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等组织经常组织全体罢课向教育部施压。他们一罢课，通常可以挤出半个月至一个月的薪水。
1921年6月，北京大学等八校教职员向政府索薪，在新华门前遭到军警殴打，受伤十余人，激起了全国舆论对政府的谴责。接着，教育部公务员因欠薪达五个月停止办公。根据《鲁迅日记》所载教育部拖欠薪水的情况：1920年拖欠3个月，1921年拖欠半年多，1922年拖欠三个半月。
一旦与政府不合，知识分子也自有生存之道。一不依附官、二不依附商的经济状况，使得他们不受权势的羁绊。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举家赴西欧，费用来自商务印书馆请他编写教科书的稿酬，每月300元，并不影响他的日常生活。
20-30年代，中国学者在北京的收入跟在美国相比差距不大。中国留学生在哈佛大学进修月收入120元，和燕京大学的助教相似，“学成归国”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
从发达国家到落后国家工作常被视为畏途，尽管中国贫穷落后，但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生活还是很优厚的。在北京，一个月花150美元就可以包下一套宽敞和设施齐全的公寓；每月给佣人55美元可以照顾小孩、整理房间、做饭；一个月交上10美元就可以加入体育俱乐部。因此一个美国家庭一年有5000美元收入的话，在北京的生活将会很舒适，不比美国的中产阶级差。
当时，大约有1500至2000名欧洲人和美国人生活在北京。他们中间有一些是商人、军官、外交代表，更多的是从事教学和传教活动的人员。良好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吸引来了许多高水平的洋医生，使得20世纪初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闻名世界。
1928年，北京改称北平，不复为中国的政治中心，而此时的上海作为世界金融经济中心之一，号称东方第一、世界第三大都市，正在繁荣兴旺。虽然上海学者的一般收入要比北平低，而支出比北平高，但因为上海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而且租界里有言论、出版自由，北方的知识分子纷纷南下，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源源不断地涌往上海。
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在长江三角洲地带形成了新兴的现代工业区，中间阶层和产业工人兴起。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出现长期经济危机，而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发展的机会，中国银元坚挺，汇率升值，在上海一个月的生活费可以在东京过两个月。
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约为20元，交通运输业和邮电工人月工资在25元以上，普通的双职工家庭年收入平均达到400元以上，专业熟练工、邮电职工、印刷业技工、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年收入可达600元以上，达到小康水平。至于中级职员和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专业作家、律师、一般演员等则属于中间阶层，可以住两三间房子，雇佣女佣操持家务，成为社会中坚。
随着时局紧张，物价上涨，上海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下滑。1933年一个工人的月收入可购买大米1.84石，到1937年只能购买0.97石，只能吃糙米、青菜，有的家庭只有当家的吃干饭，妻子儿女喝粥。大革命时被废止的超时工作制，30年代又在“服从民族斗争需要”口号中恢复，工资形式也多由计件工资改为计时工资，工作强度却大大增加。
1935年，仅上海一地即有61万余人失业，而上海当时总人口不过400来万。当年公共部门在上海的街头和河浜里共收殓了29000具尸体，这都是赤贫的穷人的尸体，饿死的孩子和溺婴的尸体。与此相应，知识分子虽然尚未沦落至此，但失业、疾病、物价上涨的打击也开始出现，不久后的战争使他们的小康生活加速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