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图存，整个民族动员起来与强敌进行总体战。能否为了民族大义放弃自身的利益，是爱国者和汉奸的天然分水岭。天佑中华，人民的付出永远是最可贵和最有价值的。
内争必招外侮，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沉痛教训，尤其是孤注一掷的外侮更是穷凶极恶。“一战”以后，日本经济保持了多年的持续成长。但自2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在连续不断的危机打击下，陷入了长期慢性萧条之中。1921年至1929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只增长3%，在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仅仅高于英国。祸不单行，1929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给日本的打击更为沉重。1931年与1929年相比，工业生产总产值下降了32%，每6个职工中就有1个失业。
危机对日本农业的打击尤其严重，1931年两大支柱产品蚕茧和大米的价格比1929年都下跌了一半左右。因米价暴跌，农民无法收回生产投资，即使获得丰收也一样破产。农民被迫外出逃荒，卖儿卖女，甚至全家自杀。在经济危机的猛烈冲击下，日本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国内矛盾迅速激化。
本土经济既然如此不堪，日本人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身边的邻居，并把邻居的家园看成了自己的自留地。与今天人们的印象相反，当时普通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很低，日军士兵往往惊诧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富庶。
此时日本对华投资占其海外总投资额的90%，控制了中国近一半的煤、铁矿产量，其中很大一部分集中在东北地区。1931年9月18日前，沈阳城生活着20万日本人，日本人集聚区满街都是日文招牌，恍若小东京。这里的建筑设计比东京还要新潮，因为很多日本设计师在国内无法施展才华，都来此寻求发展。日本国内的报纸都开始探讨“新满蒙现象”，讨论为什么东京的城市建设比不上沈阳。
但是，日本人要实现“新满蒙”理想有个重大的障碍：这里是中国的土地，而东北的中国民族工商业也在发展，并日益成为日本经济的威胁，这成为“九一八事变”的经济诱因。张学良限制中日合办各项事业，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加强与欧美的经济往来，对日本的大陆政策是一个沉重打击。日本军部的少壮派军官认为，“满洲”是资源极度匮乏的日本的生命线，一旦中国政局发生剧变，对于日本而言将是致命打击，而日本内阁在“满蒙问题”上过于软弱，因此主张采取军事手段解决东北问题。
“九一八事变”不是一天酿成的。1931年的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早就频频在中国人眼皮下进行军事演习，紧张空气越来越浓。1931年6月连续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则是这一火药桶上的导火索。前者是吉林农民与朝鲜侨民就农田引水问题发生争执，日本利用此事件煽动朝鲜人制造排华惨剧，仅平壤一地便有华侨126人死亡，损失财产达2000余万元。后者是关东军间谍中村震太郎被东北军逮捕处决，日本右翼势力借机在民众中煽风点火，对政界拼命活动，将战争推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
“九一八”之时，沈阳的日军不过万人而已，而全东北驻守的中国军队超过20万人。东北军长期以来占据东北，背靠富饶的大后方，养成了骄横奢靡之气。当时东北军拥有全国最强大的海空力量，有飞机200架，装备比中央军还好。亚洲规模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占地1000亩，员工3万多人，生产了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辆载重卡车。东北军不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关东军，而且在武器火力上也远远超过了关东军，但人员素质差，缺乏战斗精神。
关东军对沈阳的进攻并没有经过上层的授权，日本参谋本部一日之内连下四次命令要求关东军撤出沈阳。但是令日本人也没有想到的是，强大的对手竟然选择了毫不抵抗的撤退。除北大营士兵被迫还击几枪外，沈阳的所有军队一律被缴械。攻打北大营的日军只有600多人，而北大营内有东北军12000多人。这一战中国军队伤亡、失踪800多人，日军仅死伤20多人。
关东军随即将沈阳的各银行金库洗劫一空，掠取资金达18亿元以上。张学良在边业银行金库中存放了7000多两黄金、200万银元现大洋，以及各项古玩字画珍宝，这些统统成了日本人的战利品。关东军从张学良的保险柜中搜出多张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单，这些要人的受贿丑闻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极大反感，舆论普遍倾向于这些“为了大家”而挑事的军人，声称“宁要清廉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这也成了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推动力量。
几乎兵不血刃夺得大城市，日军不能不得意忘形地长驱北进，迅速占领了东北全境，获得了中国30%的煤产量、71%的铁产量、26%的发电量、47%的水泥产量。东北的沦陷极大地增强了日本的战争潜力，更重要的是刺激了日本军部对中国野心的膨胀。日本开始认真考虑彻底解决“支那问题”。
东北的枪声无异于给尚未从内战中安定下来的中国一记重击。1931年的夏天，中国南方正暴发着一场持久的大洪水，受灾区域达16省，5000万人受灾，大约200万人被淹死，痢疾、饥荒和霍乱流行。“九一八”之前报纸的中心基本都集中在救济灾民上，南京国民政府发行了第一批赈灾公债3000万元，在全国为灾民征集冬衣，并要求全国唯一收成正常的东北运粮赈灾。还有政府官员建议，移500万灾民赴东北屯垦。
日本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中国人的愤怒。政府却不作实质反抗行动，寄希望于国联调解，激怒了热血沸腾的青年人。向国民政府请愿的学生砸了外交部，打伤部长，政府里人心惶惶，并迫使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张学良被视为丢失东北的罪人，变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1933年，东北军在长城抗战中不堪一击，再次把他逼到了墙角。他被迫辞职后下决心戒除毒瘾，游历欧洲以寻求救国之道。这次旅行历时8个月，每月耗费40万元，相当于当时中央军四个师一月的经费。
政府不作为，民间就要行动。为筹集抗日资金，国内外广泛开展了募捐活动。爱国人士在北平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义勇军提供武器物资支援。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大约4000万中国人捐款支持十九路军对日作战，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同时停工。长城抗战开始后，世界红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熊希龄组织设立医院和难民收容所，三个月里筹款40多万元，收容难民5万多人。冯玉祥押出自己的房产，为前方将士做了1万件皮坎肩。
侵占东北之后，日本军部曾设想从华南到华北在中国建立多个政权，以便分治中国。日本出钱出人支持西南派主导的反蒋运动，企图以此建立华南地区的亲日政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运动都标榜“反蒋抗日”。
上述政治目标落空后，日本政府转而开始酝酿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以获得实际利益为上。1935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建立“日满华经济合作”；中日共同防共。日本胁迫国民政府划华北为“非武装区”，加紧推行对华经济侵略，压宋哲元同意让其开采龙烟铁矿、修建建石铁路等。
中日之间的军事仗暂时打不起来，经济仗却已经开打。早在1927年5月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时，南京政府三番五次密令各地不得有罢工和排斥日货之举，但上海、南京等地民众还是冲破重重阻拦，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大会，并成立了“民众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采取种种措施，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对华贸易。如今国难当头，“抵制日货”再度成为打击日本的经济手段。
很多民众于愤怒之余采取了激烈的手段，对所有日货一律予以查扣没收。各抗日团体的纠察队大批查封日货，经营日货的商人被游街或关在木笼里示众，或处以罚金。日本的对策则是发展走私，大批日本、朝鲜浪人和汉奸在华北大搞武装走私和非法行为，给中国经济及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灾难。
华北走私使国民政府的关税收入大幅度下降，3年里累计减少2亿元，中国主要民族工商业如纺织、缫丝、火柴、卷烟、面粉、食糖等都因抵挡不住走私突袭而陷入绝境。最多时，各地口岸停靠的走私船有上万艘之多，码头上走私货物堆积如山。
日本为备战需要，在华北大批收买废金属私运出口，并大量走私白银，最高时每月偷运出境1500万元，致使不少银行、钱庄倒闭，加深了金融危机。日本企业并以半抢半买的形式霸居中国境内的矿藏，“七七事变”前，关内29%的煤炭产量、90%的铁矿石、95%的现代化炼铁在日本资本控制下。中国土地上挖出的铁砂、炼出的生铁居然大部运往日本铸成武器，反过来用在中国人的身上。
日本不择手段的经济侵略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愈益高涨的抗日救亡浪潮。1935年北平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反对武装走私”就是斗争口号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