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把民族工作放在建国初期国家政治建设的重要地位。在具体的工作中，凡涉及到民族问题的，要由中央处理。殚心竭虑，慎之又慎。作为领导核心成员的刘少奇，对新中国民族政策的确立和民族方针的制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慎重实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领袖、各界爱国人士、各少数民族代表和爱国侨胞欢聚一堂，商讨《共同纲领》，筹建民主联合政府。与此同时，民族工作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向西北、中南和西南等广大少数民族地区进军的胜利号角，逐步在全国展开。如何正确处理同少数民族的关系，怎样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摆上了党中央和新生的人民政府的议事日程，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时民族地区的形势极其严峻，民族工作的开展非常艰巨。
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各少数民族之间，主要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隔阂。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少数民族采取民族歧视和种族灭绝政策，少数民族同汉族的关系非常紧张。少数民族对新成立的人民政府还抱有疑虑。加上当时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少数民族上层的个别分裂主义分子和国际上反华势力相互勾结，对广大少数民族进行民族分裂的欺骗和挑拔，使有些地方形成严重的民族对立。
由于种种原因，各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
相当部分少数民族，还分别处在封建农奴制、奴隶制、甚至原始公社末期等不同社会阶段。在政治制度和政权形式上还保留着政教合一，土司制度、家支制度，王子、山官、部落头人和千百户制度等等。即使社会制度和汉族地区大致相同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特别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也和汉族有很大差距。
此外，大多数少数民族信仰宗教，多种教种在少数民族地区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民族问题往往同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初就宣布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但由于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对少数民族进行“共产党消灭宗教”的挑拔宣传，使部分不明真相的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心存疑虑，这是民族地区工作复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在汉族地区首先取得胜利，虽然党非常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但受条件限制，人数很少，远远不能适应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需要。而少数民族大部分居住在祖国的边疆地区，同周围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共同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民族工作稍有不慎，不仅会造成民族地区的社会不稳定，而且还会引起国际争端，危害国家的安定与统一。
针对当时民族工作面临的这种特殊情况，党中央提出在民族地区采取“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刘少奇把民族工作中出现的具体情况，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有关民族理论相结合，提出许多具体的民族工作方针。
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问题上，刘少奇提出首先要调查研究，搞好民族关系。1949年11月19日，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关于新疆的社会改革，应首先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才能确定政策口号与时期，而且必须在各不同民族中采取不同的改革政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民族工作，体现在要慎重处理少数民族事务，搞好民族关系上。他说，少数民族事务必须细心地注意处理，处理的原则应该是向各少数民族极力表示好感，多和他们发生关系，不侵害并保护他们的利益，不论他们是上层或下层，是僧侣或平民，如此求得多了解他们的情况，和他们弄好关系，安定他们，然后再慢慢帮助他们，训练他们的干部。“待他们的干部成熟，情况了解，群众中有了准备，才能谈得上他们内部制度的改革。”尽管党中央在民族工作中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但是在具体的工作中，还是出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由于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情况还不甚了解，对如何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开展工作，既缺乏思想准备，又无实践经验。他们在具体工作中，往往从好的愿望出发，容易照搬在汉族地区的一套做法，而不顾条件是否具备，强行采取一些过早过急和简单化的措施，结果事与愿违，不仅工作受到阻力，还影响了民族关系。如到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工作的一些汉族干部，出于单纯的阶级感情，不忍目睹买卖奴隶的现象，想用行政命令的手段，禁止奴隶买卖，结果不但未达到解放奴隶的目的，反而引起民族关系的紧张。此类现象，在其他民族地区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为了纠正这些错误作法，刘少奇强调说：“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必须首先了解少数民族中的具体情况，并从各少数民族中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决定当地的工作方针和具体工作步骤。必须严格防止机械搬用汉人地区的工作经验和口号，必须严格禁止以命令主义的方式在少数民族中推行汉人地区所实行的各种政策。”
为了防止在民族工作中出现的简单地把汉族地区的一些做法用行政方式在民族地区强行实施，而导致不适应少数民族及地区，进而引起民族矛盾的事件发生，必须明确民族工作的一些具体方针，以便干部掌握。刘少奇于1950年6月13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最近由于若干下级党委和干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不慎重，不将所要处理的问题向上级报告和请示，因而发生了不少事件。他强调：“以后各地有关少数民族问题，应集中由各中央局处理，重要的问题则报告中央处理。如遇紧急情况发生，各地除立即向上级报告和请示外，各地亦应只作防御和退却的处理，不得采取进攻的步骤。此外，关于各地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改革，特别是有关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土地制度、租息制度、婚姻制度的改革等，必须从缓提出。”
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要区别于汉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后，党在民族地区的核心工作就是在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土地改革，解放被压迫的阶级，发展生产力，全面推动社会进步，这是在汉族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取得成功的经验，也是少数民族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又不同于汉族地区，稍有不慎，不仅适得其反，还容易引起民族关系紧张。在具体的工作中，出现了在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干部照搬老解放区的经验的现象，造成工作的被动。这些情况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刘少奇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期间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除东北朝鲜人地区和蒙古人地区已经实行土地改革，及其他若干少数民族中已有多数群众要求进行土地改革，得予进行外，其余少数民族地区约二千万左右人口的地区，在什么时候能够实行土地改革，今天还不能决定。因为“这要看各少数民族内部的工作情况与群众的觉悟程度如何，才能决定。我们应该给予各少数民族以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和准备他们内部的改革问题，而决不可性急。我们提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亦规定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正是根据党中央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民族地区的人民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各地的条件，吸取新中国建立前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各省解放较早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土改的经验，从1951年开始，首先在与汉族地区基本相同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改革。而大部分地区，从实际出发，根据具体地区少数民族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及其他不同特点，在时间、民主改革实行的方法、步骤和政策上采取了分别不同的对策。
刘少奇不只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全局性的土地改革中提出不同的方针政策，同时还要求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时要有全局观念，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把慎重稳进的原则落到实处，在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工作。
1951年9月4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新疆分局的指示中讲道：“由于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又有严重的宗教问题，在这些地区进行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的斗争，是一件十分严重的需要周密考虑后来进行的事情。”中共新疆分局领导各民族群众在土地改革的工作中，坚持“稳步前进，宁缓勿乱”的原则，经过减租反霸运动，农民的觉悟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乡村政权有了初步改造，政权基本上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土地改革取得了第一阶段的巨大的成就。
1952年，新疆在取得第一阶段的胜利后，农村开始进行土地改革。新疆从自身的实际出发，提出工作要早一点转移到建设上来，在土改的同时，在牧区也进行改革。5月26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发出《关于北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确定在新疆减租反霸斗争胜利结束，土地改革尚未开始前，在北疆游牧区进行一次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以此消灭反动势力，建立人民政权，使牧民获得解放。也就是在土地改革的同时，牧区也进行改革。
新疆的计划，引起中央的重视。因为在此之前的5月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曾指示新疆分局：应集中力量在农业区进行土地改革，游牧区要暂时维持现状，半农半牧区暂时不搞土改，甚至不办减租。5月17日，刘少奇根据前段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开展的工作也及时作出指示。指出，在新疆农业地区，今年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这是一个坚决的革命进攻，不容动摇。但在实行这个进攻的具体步骤上，必须十分慎重，切戒急躁，必须准备充足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去实行进攻，以便获得全胜。强调：“在新疆实行社会改革，充分地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的问题上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社会改革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而新疆5月26日的指示，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相抵触，受到中央的批评。5月27日，刘少奇针对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制定的土改法中不正确的部分，提出：应“在你们的土改法令上明白规定保留清真寺、拱北和喇嘛寺的土地。在土改进行中，所有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及土改工作队均应向群众明白宣布这条法律，不许含糊或不予宣布，更不许宣布其他办法”。同时，批评了新疆土改和牧区改革一起进行的方案。他特别强调：“因为今年要集中最大的力量去进行土地改革，在牧区和半牧区就不要同时进行改革。在土地法令上也应有一条规定：土改法令不适用于牧区或畜牧经济，并应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广泛宣传这条法令，以稳定牧区。”
党中央、刘少奇对于新疆过急作法进行了纠正，党的民族地区“慎重稳进”的原则得到落实。党中央在民族地区第一步进行土地改革，第二步进行牧区改革的统一部署得到执行，党在民族地区的工作有计划、按步骤地进行。
稳步推进民族地区的政治建设
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民族政策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人民的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这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正确解决民族关系的根本政策。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后，为真正实现和保障国内少数民族在政治上享受民族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一系列的指示和决定，制定了许多具体政策和措施。刘少奇为这些方针、政策的落实，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要注意作好统一战线工作。少数民族中的大部分上层人士，他们一方面是剥削者，与本民族的劳动人民有矛盾；另一方面，他们具有爱国立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反动统治的民族压迫中，往往站在斗争的前列，成为本民族的公众领袖。少数民族的大部分群众信仰宗教，宗教界的上层人士在广大群众中有深厚的影响。这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是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工作时必须处理好的问题。党中央指出：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一项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他们争取团结过来，有利于进行群众工作，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进一步解决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然而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一些汉族干部，往往从朴素的阶级情感出发，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少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以此开展被压迫民族求解放翻身的工作，采取了许多过急和“左”的作法，结果是欲速不达，不仅群众没有发动起来，还引起部分少数民族的反对和叛乱，致使民族关系紧张。为了从根本上转变观念和教育干部，刘少奇讲道，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工农及其他劳动者的联盟，这是我们阵线的基础，是最重要的，是决定我们命运的；另一个是劳动人民和一部分可以联合的剥削者及其代表的联盟，即在工农及其他劳动者联盟的基础上，再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结成联盟，此外，加入这个联盟的还有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宗教界人士等。这就是目前我们说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刘少奇强调，为了实现我们伟大的目的，我们不仅需要在劳动人民内部有巩固的联盟，而且还要和一部分剥削者结成联盟。而后一个联盟是服从于和服务于前一个联盟的。目前我们所说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的是指后一种和一部分剥削者结成联盟的工作。他语重心长地说，做好这些工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可能太短，太短就要犯急性病。当前，“少数民族工作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要教育和组织少数民族中的劳动人民，这是基本的；又一个方面是要对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他接着说，如果我们取消了党的这种统一战线工作，那又会怎么样？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也可能和我们破裂，他们可能反对我们，可能造反。“又如果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和我们闹翻了，发生叛乱，麻烦也很大。这类事情已发生过，为了平息少数民族地区的某些叛乱，我们曾花了很多的钱和很多的人力，而且死了一些人。”因此“必须了解，我们在政治上和剥削者建立联盟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工农劳动人民的利益”。刘少奇的讲话，不仅为建国初期新中国的统一战线工作注入了新的内容，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而且教育和武装了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为民族地区工作的开展，正确处理民族事务，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叛乱，刘少奇提出，少数民族“在土地改革中，特别在镇压武装叛乱中是要杀一些人的，但是必须少杀。对于应该杀的人，也大部采取判刑监禁或判死刑缓期，只杀小部，这在少数民族地区是必须采取的政策。这就是镇反问题上对少数民族从宽的原则”。
在少数民族地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后，对于疏通民族关系，消除民族隔阂起到重要作用。例如，青海藏族昂拉部落叛乱，中共中央西北局曾17次派喜饶嘉措去做争取工作，甘南阿木去乎部落叛乱，派黄正清去做争取工作，都取得积极结果。一大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取消了种种疑虑，转向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赞成改革，走社会主义道路。
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维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是刘少奇关于民族地区政治建设思想或政策的一个特点。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这种自治是民族因素和地域因素的结合，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即民族自治和行政自治的结合。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由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这种政治制度的特点是把国家集中统一与民族地区的自治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发挥其积极性，促进本民族的社会进步，又能保证国家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国家的团结、统一和发展。建国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非常英明的。
1954年5月29日，刘少奇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民族自治机关”时，针对在这个方面存在的一些认识上的分歧，指出：宪法规定少数民族有自治地方和自治机关，是保护了少数民族，不规定，他们就要吃亏。这样规定是限制了少数民族，还是限制了大民族？我看是限制了汉族，不是要侵犯少数民族，而是限制了侵犯少数民族。我们每一个有关少数民族的法律都是保护少数民族的，“如果有一个法律不充分保护少数民族，这个法律就行不通”。他接着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讲道，宪法草案的序言和许多条文规定了国内各民族间平等友爱互助的关系，保障了各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我们坚决地认定，必须让国内各民族都能积极地参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同时又必须让各民族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自己当家作主，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不仅行使一般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而且能够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地方的财政，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组织本地方的公安部队，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适应当地民族的政策、经济和文化的特点。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形式，可以按照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去规定。这样，就能够消灭历史上残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歧视，不断地增进各民族间的相互信任和团结。
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不是为了自治而自治，而是着眼于使这一制度有利于国家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长远利益。换言之，要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首先是有利于实行自治的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的地方和部门看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落后，而对建立少数民族自治机关不积极，引起了少数民族的不满。刘少奇认为，这是对党的民族自治政策没有完全理解，是不正确的。他提出：“少数民族要求成立自治区，要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不要忽略；说那里没有经济中心，不允许成立，这不是理由”。
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是刘少奇在民族地区政治建设方面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建国初期，为了缓和民族关系，消除民族隔阂，实现民族平等，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主要是在汉族干部和群众中）进行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政策教育。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反对大汉族主义”为内容做了大量论述。根据党中央的部署，1952年和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两次以批评大汉族主义为中心的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大检查。刘少奇积极支持进行反对大汉族主义教育，同时提出要反对两种民族主义。他说：“必须指出，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错误的。这种思想，对于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都是有害的。我们从宪法草案的序言中可以看到，为着继续加强民族的团结，不仅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也要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为了从根本上认识这两种民族主义，刘少奇分析了它们产生的根源、表现和危害。由于过去反动统治阶级的影响，在汉族人民中，以至在汉族干部中，还存在一种大汉族主义思想。例如：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不承认少数民族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不承认少数民族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而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不同他们商量办事、不相信他们能够在实际工作中提高自己管理各种事务的能力等等。刘少奇深刻地揭示：毫无疑问，这种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必然会起破坏民族团结的作用，也完全是我们的国家制度所不允许的。汉族人民和汉族干部必须随时注意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在各少数民族中存在着一种地方民族主义思想。这种地方民族主义同大汉族主义同样是长期历史的遗物。刘少奇强调：“应当指出，这种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同样足以妨害各民族间的团结，而且完全有害于自己民族的利益，所以同样是应当克服的。”
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刘少奇对汉族人民和汉族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讲道，由于历史形成的现实条件，少数民族中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都需要汉族人民的大力援助。所以，继续改进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关系，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目前，为了改进这种关系，主要的问题是克服大汉族主义。他强调：首先，汉族干部要克服在思想上存在的轻视少数民族干部，在工作中包办代替少数民族事务的现象；其次，汉族干部要充分认识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要互相学习，克服少数民族样样不如汉族的大汉族主义观点；再次，汉族人民和汉族干部要认识到我国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主要是指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人口众多，主要是说汉族。国家建设要把二者结合起来。离开少数民族，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刘少奇强调指出：“只有坚决地克服了大汉族主义的任何一种细小的表现，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才能顺利地克服，国内各兄弟民族才能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大家庭里面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
刘少奇是建国初期在党的民族政策中首先提出要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对于指导民族工作，确立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地区的繁荣稳定，有着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真诚帮助少数民族全面发展
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的全面进步，是消除民族隔阂，加强各民族的和睦团结，建立社会主义新兴民族关系，调动少数民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因素。这是刘少奇在民族理论方面的核心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时期制定民族政策的出发点。
刘少奇提出，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汉族人民和干部要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了解和正确的态度，要解决思想问题。汉族在我国人口中占大多数，由于历史的原因，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国内各民族中也发展得较高，但是决不能因此就以为汉族可以享受一点特权，就可以在其他兄弟民族面前表示任何一点骄傲。恰恰相反，汉族倒有特别的义务去帮助各兄弟民族的发展。这是因为，各少数民族虽然已经获得了民族平等的权利，但是如果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条件和力量，就还不能迅速地克服原来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况。因此，汉族的帮助对他们是很重要的。他要求：汉族人民必须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给各兄弟民族以真心诚意的帮助，特别是派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更必须时时刻刻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设想，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服务，帮助搞好各少数民族内部的团结，并且要耐心地帮助当地民族干部成长起来，以便由他们自己担负本地区的各种领导工作。他语重心长地说：“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国国内各民族的共同目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证每一个民族都能在经济和文化上有高度的发展。我们的国家是有责任帮助国内每一个民族逐步走上这条幸福的大道的。”
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刘少奇认为，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继续坚持慎重的原则。由于各民族有不同的历史条件，决不能认为国内各民族都会在同一时间、用同样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在某些少数民族中的社会主义改造，将比汉族地区开始得晚一些，而且他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所需要的时间也会长一些。少数民族广大人民，由于看到全国范围内社会主义胜利的好处，也会愿意走这条路。所以社会主义改造，“在少数民族地区，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和更为和缓的方式逐步地去实现。现在还没有完成民主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今后也可以用某种和缓的方式完成民主改革，然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到了1956年，随着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主要指标完成，国家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形势和全国一样。尽管在“一五”期间，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主要是落实民族自治政策，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经济、文化建设还没有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心工作，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的建设事业开始得较晚，但发展的速度和取得的成就却是惊人的。广大少数民族迫切迅速加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高潮中来。刘少奇实事求是地分析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在党的“八大”提出：少数民族的状况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后，在尚待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我们仍然必须采取我们所一贯采取的慎重方针，这就是说，一切改革必须由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和公众领袖从容考虑，协商处理，按照各民族自己的意愿办事。在改革中应当坚持和平的方式，而不要采取强力斗争的方式。
继续执行好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刘少奇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继续执行好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非常重要。他指出，对于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和其他有各种社会影响的爱国人士，我们都应当继续坚持同他们的团结。具体说，对于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在他们放弃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以后，国家要采取适当的办法，使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水平不致于降低，并且说服人民群众同他们长期合作。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信仰问题，我们必须长期坚持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决不可以在社会改革中加以干涉；对于宗教职业者的生活困难，应当帮助他们得到适当的解决。
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现代工业，是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关键，这是刘少奇关于民族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八大”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全面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会确定“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是我们的国家工作中一项重大任务。我们必须用更大的努力来帮助各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进步，使各少数民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地发挥积极作用。”他接着讲道，各少数民族要发展成为现代民族，除进行社会改革以外，根本的关键是要在他们的地区发展现代工业。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些新的工业基地，举办了一些大型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将继续这样做。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都应当为完满地实现国家的这个计划而共同奋斗。同时，还必须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形成自己的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干部和企业管理干部。只有这样，少数民族在各方面的发展才能比较快地达到现代的水平。
众所周知，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中期，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黄金时代”。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问题，建国以来在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整套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5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处理是非常正确的。这一整套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主要形成于50年代，后不断丰富和发展。刘少奇关于民族工作中的许多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可见，刘少奇对社会主义时期民族政策的确立和民族工作的开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的思想和理论，不仅直接指导了当时的工作，而且对于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