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强
刘少奇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紧紧围绕党的群众路线，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提出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主张和见解，并且在实际中坚持不懈地实行，形成了自己的群众观。刘少奇群众观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历史的产物和党的宝贵遗产，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内涵，呈现出许多鲜明的特点。研究刘少奇群众观的特点，有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刘少奇的群众观，发掘它的科学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作用。
（一）鲜明的求实性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同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团结奋斗的历史。一方面，人民群众必须有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就要失败。另一方面，党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将会一事无成。刘少奇群众观就是在不断地分析党群关系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党所面临的历史条件、环境和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为了解决如何密切联系群众、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问题，在实际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而提出的，具有升华领导群众斗争经验、探索性和求实性的特点。它是在白区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并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条件下丰富和发展的。
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刘少奇既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善于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把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到理论的高度，作出颇有创见的理论概括。同时，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善于总揽全局，提纲挈领，抓住事物的本质，解决种种复杂的问题。刘少奇群众观的形成与刘少奇本人的理论造诣和革命斗争实践都是密切相关的。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处于在野党的地位，党面临的环境十分艰险，党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生存下去，这样党和群众就有联系在一起的天然条件。刘少奇群众观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党群关系，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领导、组织和教育人民群众起来斗争，推翻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要解放全国人民，就必须不仅在纲领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实践斗争中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实现人民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为此要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另一方面，群众也离不开党的领导，否则群众就如一盘散沙，不能真正改变自身的命运，始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党和群众谁也离不开谁。刘少奇在领导革命过程中，很好地把握住了这种关系，在理论上进行了阐述，并在实际中贯彻实施。他认为党是群众的领袖、群众的先锋队，党员是否成为群众的领袖，不是由党的任命，法律的规定，而是“由于我们党员能够了解群众，能够牺牲自己，最忠实地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能够说服群众，能够在长期的斗争中证明我们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另外，“人民群众自己的解放，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获得，才能保持与巩固；而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能够所恩赐、所能给予的，也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群众去争取的”。明确了党群关系，并不是在实际中就能够领导好群众，同时必须要“学习在各种环境下领导群众的艺术。必须分清楚领导党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根本不同，党内工作方法和群众工作方法根本不同”。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都改变了，党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他们的政治地位，加强民主生活。在这种条件下，一方面，更便利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增加了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刘少奇群众观解决的是在实现民主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鱼水关系，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刘少奇对这个问题不断进行探索，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针对性观点，如：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民主集中制，建立和完善监督制度建设，党要管党等。虽然有些建议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实施，但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总之，刘少奇总是及时地研究和解决领导群众斗争中所遇到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使之理论化系统化，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领导水平，同时去指导实践。
（二）严肃的批判性
刘少奇不是那种专门著书立说、咬文嚼字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战斗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勇于坚持真理，批判各种错误的理论和观点。刘少奇的群众观就是在总结党领导群众前进的经验教训，同党内不断出现的各种脱离群众、破坏党群关系的现象作斗争中形成和成熟起来的，它是斗争的产物，又是进一步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
在中国共产党内和革命队伍中，“左”的或者右的错误倾向是时起时伏，经常发生的。刘少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而各种脱离群众、破坏党群关系的现象都是同党内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最明显的特点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从群众的觉悟、群众斗争的实践出发，因而往往不是犯了命令主义错误，就是犯了尾巴主义的错误，放弃党的领导。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把持的党中央领导机关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放弃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压制工农运动。刘少奇提出了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根本不同的革命路线，即：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工人阶级应与之建立联合战线，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永远是群众的敌人，也即是革命的对象；中国资产阶级是妥协的、不彻底的阶级。同时，他在实践中领导工人群众进行了许多经济政治方面的斗争，特别是1927年1月，领导武汉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最主要的危险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刘少奇对各种“左”的倾向进行了批判，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为解决这种倾向而进行斗争。他指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表现在完全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不懂得领导党和领导群众的不同，不懂得党的基本口号、基本纲领与目前行动口号之联系。”对于群众斗争，要“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与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刘少奇认为关门主义和冒险义是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为了肃清这种危险，必须作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的彻底转变，为此就要加强理论的学习，学习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针对党内日益增长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等官僚主义作风，刘少奇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早在1941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的演讲《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中，就对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表现和解决的方法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在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左”倾之风横行，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刘少奇为纠正这种倾向，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1962年1月，在党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明确指出：“我劝告同志们，不要做那个引号里的‘左’派，要做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并且提出了“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只要我们的党是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我们就永远有无穷无尽的、不可征服的力量”。事实证明，刘少奇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纵观刘少奇反对各种倾向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刘少奇总是从群众的需要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提出种种克服错误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又往往是实事求是的。正如任弼时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的，“我党的毛泽东、刘少奇同志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毛泽东对刘少奇也进行了评价：“刘少奇同志的见解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都为之证明了。”刘少奇不仅从正面求实，而且从反面经验教训中吸取精华。
（三）强烈的务实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而“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这实质上指出了物质利益需要是人民群众最根本的要求，只有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才能促使他们去进行创造历史的活动。刘少奇群众观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根本原理出发，紧紧抓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党的宗旨，把它落实到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个基础之上，切实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强烈的务实性。
搞革命，要走群众路线，搞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主要依靠人民群众去完成，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切伟大成就都不可能取得。而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就必须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因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刘少奇是深谙此道的，他认为，党群关系，归根到底是利益关系，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目标就是要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民主权利，最终达到共产主义。党如果不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就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党就会一刻也不能生存。因此，“保护和增进工人群众和一切劳动群众的利益，包括日常切身的与根本的，个别的、部分的、暂时的与整个的、长远的利益在内，不独是一切共产党员的责任，而且是共产党一切斗争、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也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
刘少奇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提倡讲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除了发展生产力外，正确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是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中心一环。他指出，在所有制问题解决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的矛盾就主要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因此，他对分配问题极为重视，认为搞好分配制度能促进生产的发展。“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公平合理。如果不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按劳分配贯彻得比较好，分配得公平合理，大家满意，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人民内部，又存在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他们有着不同的具体利益，政治觉悟也不是一致的，在个人和集体或集体与集体发生矛盾时，单凭物质利益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因此，刘少奇强调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必须对人民群众不断地加强思想工作，提高政治觉悟，并把这项工作同适当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密切地结合起来。他指出：物质刺激和政治觉悟“二者都需要，但单纯依靠物质利益的刺激那是有缺点的。现在还没有到不需要物质利益，单纯依靠政治觉悟办事的时候，当生产力的水平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需要时，按劳取酬的原则就不能取消”。
（四）广泛的包容性
刘少奇群众观从多层次多角度考虑问题，视野开阔，高瞻远瞩，具有战略特色和广泛的包容性。从刘少奇群众观的内容看，它涉及的范围很广，以“服务”为核心，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为价值取向，从服务的对象（人民群众）、方法（群众路线）、内容（民主化和工业化）、保障（制度建设）等方面着眼考虑和解决问题，面面俱到。从群众观点的内在构成看，它由主观愿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客观效果（向人民群众负责）、根本条件（向人民群众学习）和根本立足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组成，层次分明。可以说，刘少奇群众观具有理论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既解决了为人民服务的理论根据，又从实践上解决了为人民服务的各方面的问题，具有可操作性和有效性。从刘少奇群众观的来源看，它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又批判性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更重要的是，它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既具理论性，又具实践性。从刘少奇群众观的意义上看，它既具有价值层面的意义，其价值性就在于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又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即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同时，刘少奇群众观包容性还体现在它的开放性上。刘少奇群众观是刘少奇看待群众问题的思想认识和领导群众斗争实践经验的理论化产物。但是它并不是毛泽东思想之外的东西，而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刘少奇群众观又吸收了中国共产党内其他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一些思想观点。如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政治报告中有关群众路线理论部分，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领导和组织群众，运用群众路线解决实际革命问题经验的系统的全面的总结。同时，刘少奇的一些观点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如1937年5月，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期间，大家对刘少奇的报告，也就是对过去“左”倾时期白区工作的估价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分歧和争论，并且为此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支持刘少奇，“说刘少奇的报告基本是正确的，少奇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