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文献综述
由于难以找到中国法治水平的时间序列或各省面板数据，因此很少有学者运用中国的数据来检验法治对金融发展的影响。Allen、Jun Qian和Meijun Qian（2002）发现法与金融理论不能解释法律制度和金融制度都欠发达的中国经济为何能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他们把中国的企业划分为两个部门——正式部门（由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组成）和非正式部门（所有其他企业），发现与国际主流的通过股市和债市融资及以投资者保护改进公司治理不同，中国的非正式经济领域融资主要靠私人借贷、商业信用、港澳台和外国投资，公司治理则主要靠家族治理。而非正式经济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因此，他们指出，在研究法律、金融与经济发展时，把发达国家中的结论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可能是种误导和非有效的，中国的这种建立在人际关系和信誉之上的非正式经济模式应该更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Alford（2000）也认为在评价中国法律体系时，仅仅研究中国的正式法律条文是不够的，他建议研究者关注中国正式法律制度和非正式执行机制之间的相互影响。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0）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同等的法律条件下，在市场主体之间信任程度越高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这些研究表明，在中国法律制度并不完善的条件下，中国社会中的一些非正式制度安排（如对信用和家庭关系的重视）对于缓解企业的融资压力，促进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
卢峰、姚洋（2004）选择各省法院每年经济案件的结案率来衡量法治的实施效率，并运用1991～2001年的28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认为，中国存在着金融压抑，银行业的大部分资金流向了正式领域，非正式领域资金的获得除了海外投资外，主要通过所谓的漏损效应，即商业信用或贸易借贷以及国有企业的资产和资金的转移。在目前存在严重金融压抑的条件下，如果单纯改善法治将会阻碍金融资源从无效的国有经济部门流向有效率的私人部门从而不利于金融发展，当前改革银行体制、尤其是使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收益可能远远超过改善法制的收益。谈儒勇和吴兴奎（2005）认为卢峰和姚洋的研究结论主要跟选取的指标有关，这种指标本身存在片面性与主观性。他们在借鉴卢峰和姚洋的研究方法基础上，选取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的数量作为衡量司法水准的指标，利用我国1995～2000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法与金融学所强调的“法律对于金融发展是重要的”观点是否适用于我国。他们的结论认为，各地司法水准的高低对于各地的金融发展差异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沈艺峰、许年行、杨熠（2004）将中国的法律发展分为初级、发展和完善三个主要阶段，通过采用LLSV设计的指标衡量各阶段投资者保护水平后发现，投资者保护和公司股权集中度的关系与第一大股东的性质有关。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来说，股权集中度与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呈现负相关，这说明随着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加强和完善，非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呈现着下降趋势，从而支持了LLSV提出的股权集中度与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之间的替代假说；但对于国有控股公司来说，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股权集中度的变动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王克敏、陈井勇（2004）则通过构建股权结构分别对公司绩效和代理成本影响的模型将股权结构、投资者保护与公司绩效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体系进行研究，他们在对2000年沪、深两市642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作用的强弱受到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影响。法律制度对投资者的保护可以减少管理者对所有者权益的损害，从而减少代理成本，增加公司价值。当投资者保护增强时，大股东对管理者的监督力度降低；当投资者保护减弱时，情况则相反。这说明应该以良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为前提，同时应积极培育具有监督作用的大股东。这印证了法与金融学的观点。
汪炜和蒋高峰（2004）运用2002年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516家公司数据，检验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与其自愿披露水平的关系，在控制了公司规模与财务风险变量之后，他们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从而有利于公司金融的发展。沈艺峰、肖珉和黄娟娟（2005）则采用1993～2001年间在我国证券市场进行股权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深入考察中国证券市场不同发展时期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变化。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同时期，随着中小投资者权利法律保护措施的加强，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呈现一个逐步递减的过程。在控制公司特征和宏观经济变量的情况下，中小投资者权利法律保护程度与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和LLSV的研究结论相似。
胡凯（2006）对中国上市公司2004年横截面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在投资者保护缺乏的条件下，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会计操纵的概率负相关，是否进行会计操纵与控股股东的身份没有关系，但是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密切相关，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大，会计操纵的概率越小。此外，规模越小、财务状况越差，公司进行会计操纵的概率也会越大。他的研究结果表明，一股独大并非没有益处，相反，股权向少数大股东集中倒是能够减少控制权与现金流所有权的分离，而增强投资者保护。因此，国有股减持和股权分置的解决必须建立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基础上，否则反而不利于公司治理的优化。
二、模型设置、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法治水平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参考（卢峰、姚洋，2004），本书设置了一个基本的计量模型为：
FINDEVita0+b1Lawit+b2Xit+ai+at+eit（1）
式中其中i代表截面单位（各省），t代表不同的时期（t1，2……，T）。a0是常数项，b1，b2是待估计的参数，ai表示省际效应，at表示年度效应，eit是服从独立同分布的误差项。FINDEV为金融发展水平，为模型的解释变量；X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加入控制变量的目的是控制每个省的总体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状况。控制变量包括政府干预程度（Govcos）、市场化水平（MARKET）、贸易开放程度（OPENT）和教育水平（EDU）。
使用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度量金融发展水平，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包括：（1）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采用戈德斯密斯（Gold smith）的金融相关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 Ratio，FIR），即金融资产总量占GDP比例。由于缺乏各省级单位全部金融资产的统计数据，则选择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当地GDP比例近似反映各省级单位金融发展水平。该指标的缺陷：一是相当部分贷款被政府干预借贷给了那些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二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之前存在大量不良贷款，会高估金融发展水平（张军、金煜，2005）。因此该指标并不能完全度量金融发展水平，需要加入反映金融发展效率的指标。（2）金融发展效率指标采用非国有经济获得银行贷款占当地GDP的比例（Private Loan，PLOAN），这一指标能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银行商业化运作的程度和整体配置效率的大小。由于官方公布的现有金融机构或银行系统各项贷款数据中，一般均不分省份给出其中对私人部门的贷款数额，因此本书采用Aziz and Duenwald（2002）的方法进行估算。其方法为：第一，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分析来估计“银行贷款/GDP”与“工业产出中国有企业所占比例”这两个变量的拟合系数，且这两个变量可获得原始数据；第二，用第一阶段中所得到的拟合系数，以及“工业产出中国有企业所占比例”来预测“银行贷款/GDP”的比例；第三，用“银行贷款/GDP”实际值扣除“银行贷款/GDP”预测值后的余值作为“银行贷款中私人部门的所占比例”的替代值。张军、金煜（2005）运用该方法对1987～200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他们得出来的拟合系数为0.507.本书运用该方法得出来的拟合系数为0.049，与张军、金煜的估计结果相差较大，并且没有显著性，这可能是因为2001年之后，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加快，从而对估计结果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需要加入控制市场化水平的变量。加入市场化水平控制变量之后，拟合系数为0.464，并且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该系数变小，说明配给到国有企业的贷款比重在下降。
一个完善的法治水平指标体系应该能够反映司法体系的效率、法庭的公平程度、法庭判决以及契约的执行程度、产权的被保护程度等各个方面（Kaufmann、Kraay和Mastruzzi，2005）。但是中国法律数据并不完善，难以找到直接度量法治水平的数据。卢峰、姚洋（2004）采用法院每年经济案件的结案率（即结案数和收案数之比）来反映法治水平。他们认为，一个案件结案所需的时间取决于法院的审判速度和执行速度。虽然法院的审判时间可能较长，但是执行是最大的问题，有些案件要花数年的时间才可能得到执行。不过这个指标只是反映了法院的执行效率，并没有反映法院判决的公平程度，法院有可能为了提高结案率而有意或无意忽视了判决的公平程度。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司法预算和从业人数不足是司法制度执行不畅的最重要原因，因此本书用地区财政支出中公检法支出占GDP的比例来度量我国的法治水平。该指标越大表明地方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从事司法建设，从而有助于提高司法系统效率。各地区公检法支出数据来自《中国咨询行数据库》。
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市场化水平、对外贸易和良好的教育水平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进而对银行业发展产生影响，因此需要控制这4个变量的影响。用政府消费占GDP比例来度量政府干预程度（Govcos）。用城镇就业人口中非国有单位职工所占比重来度量市场化程度（MARKET）。用各地区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商品进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度量贸易开放度（OPENT）。由于统计年鉴中进口和出口的数值都是以美元表示的，因此按照每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平均值将各年进口和出口数值换算成人民币。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劳动者教育水平（EDU）。平均受教育年数的计算式为EDU6d1+9d2+12d3+16d4，其中di（i1，2，3，4）表示在劳动者中文化程度是小学、初中、高中及大专以上人口所占的比重。
原始数据来源于1997～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宏数据库和各省《统计年鉴》。本书收集了中国30个省级单位1997～2006年间的数据，由于西藏有部分数据缺失，因而我们的研究不包括西藏。
三、计量结果和解释
对于模型（1），有多种估计方法。我们首先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 OLS）方法，把各省的数据堆积在一起，用最小二乘法来估计，表明中国各省的法治水平对于其银行业发展水平的影响是正的，并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性。
接下来分别使用面板数据的标准估计法，即固定效应（fixed Effect）和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模型再估计式（1）。从经验上看，全国30个省级单位差异非常大，因此省际效应可能非常强；其次，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不仅经历了严重的通货紧缩，还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2001年加入WTO之后对外开放日益深化，因此还需要控制不同年份的宏观环境。基于上述判断，本书采用了双向面板模型。当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时，法治水平的系数为正，并分别在5%和1%水平上具有显著性。随机效应模型的结论同固定效应类似。这说明三种方法的估计结果都表明法治水平对银行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尽管三种结果一致，还是需要验证哪种估计方法最适合。相对于混合估计模型来说，是否有必要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可以通过F检验来完成。
原假设H0：不同个体的模型截距项相同（建立混合估计模型）。
备择假设H1：不同个体的模型截距项不同（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F统计量定义为：
F（SSEr-SSEu）/[（NT-2）-（NT-N-1）]
SSEu/（NT-N-1）（SSEr-SSEu）/（N-1）
SSEu/（NT-N-1）（2）
其中SSEr、SSEu分别表示约束模型（混合估计模型）和非约束模型（固定效应模型）的残差平方和。非约束模型比约束模型多了N-1个被估参数。
因为F61.29＞F0.05（29，269）1.47，所以，拒绝原假设。结论是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豪斯曼检验则表明，随机影响模型比固定影响更有效（P值为1.0000），因此本书更信赖随机效应模型给出的结果，即法治水平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为正，并具有显著性。控制变量中的市场化水平、贸易开放度和教育水平的符号为正，并具有显著性，这说明这三个因素对金融发展起正面作用；政府干预则没有显著性，这说明政府干预没有对银行业发展起正面作用。
运用上述同样的方法，对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进行估计，估计结果的回归4、回归5和回归6.比较三种方法之后，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仍是最优的，即金融发展效率对金融发展效率也具有正面影响。所有控制变量的符号、量值和显著性同金融发展规模的估计结果类似。鉴于在三种估计方法的比较中，个体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是最优的，因此下面的讨论将集中在个体固定效应的结果上。
考虑到一些研究（林毅夫、刘培林，2003）认为，由于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的经济结构与其他省区不同，在经验研究中，应该将其分离出来。因此，用模型（2）对不包括这三个直辖市的样本再估计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见的回归1和回归2.分离了三大直辖市之后，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的回归系数为正数，并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性。所有控制变量的符号、量值和显著性同全部30个省级单位的估计结果相似。这说明是否加入三大直辖市对估计结果没有影响。
为了检验模型（2）估计结果对于是否采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变量的敏感性，使用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值，再对模型（2）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的回归3和回归4，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的回归系数仍为正数，并具有显著性。所有控制变量的符号、量值和显著性同不使用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值的估计结果相似。上述回归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30个省级单位的银行业发展水平产生了正面显著影响，这一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四、总结
本书研究了中国银行业发展水平与法治水平的关系问题。通过利用1997～2006年间省级面板数据，本书估计了一个计量模型，结果发现30个省市的法治水平对银行业发展有显著影响。当剔除掉三大直辖市，用所有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为变量，结果仍然是法治水平对银行业发展具有显著影响。
本书的研究表明法治水平改善能够促进我国银行业发展。这一结论同卢峰、姚洋（2004）的结论有所不同。卢峰、姚洋（2004）运用1991～2001年的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证明：我国存在严重的金融压抑现象，单纯地改善法治并不促进金融的全面发展。本书的结论同他们的研究不同的原因可能是因为2001年之后我国加入了WTO，大量与国际惯例和市场化方向相抵触的政策法规逐渐被清理，再加上2004年之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已经有三大银行实现了股权的多样化，这两方面的影响使得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加快，金融压抑问题被大大削弱了，这样法治水平的改善就能够促进我国银行业的发展。
为促进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我国需要减少地方政府对司法体系的干预，推进约束地方政府权力的相关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引导媒体和互联网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为银行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通过健全产权保护等市场制度，减少审批事项，规范政府运作，把政府的作用限制在提供各种服务、完善发展环境上，减少政绩与经济指标的联系，最终把政府建设成为“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
本书在如下方面存在局限性：由于找不到更好的衡量法治水平的方法，只能用公检法支出占GDP的比例来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