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由1985年美术新潮到现在的人体画展、中国现代艺术展，美术一再扮演了文化变革的急先锋角色。然而，由于这种风流更多地展示在文化与政治的情境中，便当然地淡漠了他在视觉层次上的本体建设。
诚然，美术在当代与文化嬗变的关系是不容割断的。但是，当一批批狂热的美术青年用“勇敢的牺牲”去无限度地进行“浪漫”之时，那么，这种实验和反叛便变得廉价起来。无视情境与自身限制所得到的结果只能是对行为的反证。
正如“人体画展”在当今的风靡并不是艺术与学术层次上的，而不过仅在于对文化及世俗的震荡。当数十万观众的焦点越过图式符号而指向性别特征时，那么，美术自身的意义也由此而失落。我们以往一再诅咒艺术被政治所强暴，现在却要露出廉价的笑脸去媚求于社会文化，这不过是依附的对象变更而已。
“勇敢的牺牲”——如果我们倒头来对于新潮美术只剩下这么一句喝彩的话，那么，这就真正成为不折不扣的悲剧。杜桑的小便器如果早几十年进展厅的话，不仅徒增笑料，而且还有可能遭到处罚。杜桑的狡黠不仅在于对所谓“文化”的反动，而且“艺术”的反动，更有对艺术情境的深刻洞悉。因而，在当今中国虽然走马灯般地更替迭换现代艺术行为，然而，无论其内涵及情景的“现代”都是贫弱的。封闭的情境，前工业社会生态的制约与过急的前卫行为，它们所产生的“现代”便注定畸形的。
也许，在现代，我们更需要从美术本体的图式上做文章，从艺术的视知觉理论去做深入而有效的探讨，而不仅仅再让美术以过多地负荷文化的面目出现，从而异化掉视觉艺术的独立意义。这也许才是真正超越地域文化走向现代的有益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