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妃、外戚干政是中国封建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它是皇帝权力异化的一种形式。由于《史记》、《汉书》等正史将后妃纳入《外戚世家》和《外戚传》中，故后世常将后妃、外戚擅权干政放在一起论述。其实这两者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还不能完全等同。笔者认为，西汉的吕后、西晋的贾后、北魏的胡太后、唐代的武则天、韦皇后及清末的慈禧太后，皆非外戚擅权，而是典型的后妃擅政，女主临朝，因为她们都掌握了皇权，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这时的外戚虽在后党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毕竟听命于这些后妃，是后妃的亲信党羽。而在外戚擅政时期，朝中一切军国大政皆由外戚操纵，后妃反而退居次要的地位。如西汉的霍光、王莽，东汉的窦宪、梁冀，北周的杨坚，唐代的杨国忠等皆是朝中大臣，他们中有的势倾朝野，有的威震君主，有的弑君篡位。甚至连这些外戚的本家后妃也控制不了他们。
鉴于后妃干政、外戚弄权对封建王朝的危害，历代英君明主以及一些有远见卓识的皇后和士大夫采取和制定了不少防范措施。其约束机制不断完善，至宋代基本上已法制化了。故唐代以降，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加强，后妃干政、外戚擅权的情况逐渐减少。下面我们就历代王朝限制和防范后妃、外戚势力的种种措施作具体评述。
早在周代形成后妃制度后，同时也随着出现对后妃的防范措施。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各有各的职责。或者掌管六宫，或者制定妇礼，或者掌教四德；或者主管丧祭礼宾，或者侍奉天子宴寝。礼仪规定天子治外，后妃治内。并把天子比做太阳，后妃比作月亮。这就是说，后宫妃嫔只是天子的附庸，其职责是辅佐君主，管理内宫之事，而决不允许干预朝政。殷商最后一个君主，商纣王暴虐无道，流毒天下，据说是他听信宠姬妲己的话，让妲己干预朝政。这成了周武王伐纣时名正言顺的理由。在历史上，虽有后妃及外戚辅政的事例，但这往往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控制和防范后妃干政，才是维持封建统治的基本国策。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执政伊始，就严厉打击干政的后妃。战国末年，七雄中最强大的是秦国。但秦国的大权却操纵在太后与毐手中。毐是太后的面首，封为长信侯，“事无大小，皆决于毐”（《史记·秦始皇本纪》。）。公元前238年，毐作乱，假借秦王和太后印玺发兵，欲攻蕲年宫。于是一场后党与王党间的斗争，在秦国宫廷中展开了血腥的屠杀。结果毐兵败，被车裂。毐党羽被诛、被流放者400余家。由于这场叛乱的总后台是太后，秦始皇毫不手软地杀死太后与毐所生的两个儿子，并将自己的生母囚禁于木或阳宫（《说苑·正谏》）。这场干政与反干政的斗争遂以秦始皇彻底胜利而告终。
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后，制定“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汉书》卷40，《周亚夫传》）的家法，为子孙们防范后妃、外戚干政铸造了一把利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刘邦死后，尸骨未寒，吕后就把“非刘氏不王”的家法置之脑后，她使用诛杀功臣、宗室子弟，大封诸吕为王等手段，企图将刘家天下变为吕氏江山。在吕氏集团危及刘氏皇统的关键时刻，周勃、陈平、刘章等大臣挺身而出，诛灭诸吕，迎立代王刘恒继承大统，才使西汉王朝危而复安。
汉武帝受吕后擅权的教训，晚年用杀钩弋夫人这种极端手段，防止后妃干政。钩弋夫人赵氏，有宠于武帝，她为武帝生子弗陵。武帝晚年，由于发生“巫蛊之祸”，戾太子和卫皇后都被迫自杀，武帝立年仅七岁的刘弗陵为皇太子，以便继承大统。为防止主少母壮、女主临朝、外戚专权事件的重演，武帝竟残忍地处死太子之母钩弋夫人。
西汉晚期，势力最大的外戚、后妃集团要数元帝皇后王氏家族。由于汉元帝王皇后历经四世，为天下母仪，享国六十余载，威望较高。她的弟兄封为五将十侯，长期把持国柄，最终导致王莽篡位，改国号为新，竟夺了刘家天下。其实当王莽篡政阴谋暴露后，元后也大为不满。她虽然姓王，但她毕竟是汉朝老寡妇，是刘家人。她力图遏止王莽称帝的野心，当王莽派遣王舜去索取那块象征最高权力的汉朝传国玉玺时，元后不禁怒火中烧，大骂王莽不仁不义，不肯交出，最后被逼得没有办法，把玉玺狠狠地丢在地上。元后若时时以刘氏天下为念，早就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制约外戚势力，防患于未然。及至王莽集团坐大，元后冀图以不交出玉玺来阻止王莽称帝，实在是多此一举。
西汉末年因后妃、外戚势力恶性膨胀，侵夺皇权，最终导致王莽代汉。这一前车之鉴对东汉初年的几代皇帝印象特别深刻。光武帝刘秀是一位很有政治才能的皇帝，他“闵伤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上浊明主，下危臣子”（《后汉书》卷2，《明帝纪》）的教训，遂采取措施禁止后妃干政。他下诏“不假后党以权”，“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后汉书》卷2，《明帝纪》）。又规定后族阴、郭两家的官位不得超过九卿：“亲属荣位不能及许、史、王氏（皆西汉皇后家族）之半。”（《后汉书》卷2，《明帝纪》）光武帝还下令清丈土地，用度田措施限制后族经济上的特权。在光武帝和明帝的三令五申下，东汉初年，后妃一般不敢干预朝廷政事，并在一定程度上裁抑外戚的特权和封爵。明帝死后，朝中给外戚封侯的呼声高涨起来。那些善于投机钻营之徒，认为巴结马皇后家族往上爬的机会到了，便纷纷要求因袭汉朝旧制，给马家兄弟封侯。但马皇后却反对给外戚特权。她下令京畿地区长官，凡马氏亲属有不法行为，勾结郡县长官而干扰吏治者，一律先绳之以法而后奏闻。皇帝每有给马家兄弟封爵的决定，她都坚决反对。
东汉宫禁森严，不容许外戚随便出入宫闱，以防后妃、外戚内外沟通，干政揽权。但有的皇帝对其宠爱的后妃也会特殊优待，如邓贵人生病时，和帝破例让她的母亲、兄弟入宫照看，且不限时日。但邓贵人却对和帝这种恩宠婉辞拒绝了。她说：“宫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内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讥，下使贱妾获不知足之谤。上下交损，诚不愿也。”（《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可见东汉宫规森严，后宫禁地，外戚不得擅入，即使皇帝优容，后妃亦不敢触犯宫规，否则将会受到朝廷舆论的指责。
然而这些防范措施只能在短期内奏效，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杜绝后妃干政之患。原因之一，就是东汉王朝的防范措施仅是临时性的，没有形成一套比较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来遏止后妃、外戚势力的发展。换言之，这些措施含有较大的“人治”成分。东汉后妃自诩为天下之母，她们利用皇帝年幼无知，临朝听政，“委事父兄”，让那些心怀叵测的父兄子弟把持朝政。结果光武帝、明帝采取的所有防范措施全部付诸东流。女主临朝、外戚擅权的局面几乎伴随到东汉王朝灭亡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