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后妃擅权及诛灭外戚这一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深深影响着后世。魏晋至隋唐的统治者都想从汉代宫廷祸乱中吸取教训，研究如何防范后妃干政，使国家长治久安。然而这时封建统治者还未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法规。虽然皇帝下诏“后族之家不得辅政”，或干脆“立子杀母”，但收效甚微，皇帝的诏书或许一时有用，然时间一久便成了一纸空文，死者岂能约束活人的行动。一旦女主掌权，什么祖宗家法，都可以弃而不顾。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内部干政与反干政两股势力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对东汉后妃干政所引发的祸乱颇为警觉。文帝曹丕即位伊始，即下诏：“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之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三国志》卷2，《文帝纪》）曹魏统治者对后妃擅政十分警惕，终魏之世，并无后族干政现象。
然而好景不长，代魏而兴的西晋又出现了后妃掌权、外戚干政的局面。晋武帝司马炎自平吴以后，便“怠于政术，耽于游晏，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朝章紊废”。（《晋书》卷3，《武帝纪》）在武帝杨皇后的扶植下，杨氏后族势力日益膨胀，武帝皇后之父杨骏深受宠幸，被封为车骑将军、临晋侯。其弟杨珧、杨济也受到重用，杨氏皇后三人“并在大位，势倾天下”，被称为“杨氏三公”。惠帝即位后，以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总揽朝政。惠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亦欲干预朝政。她“忌后父骏执政，遂诬骏为乱”（《晋书》卷31《杨皇后传》），贾后与楚王司马玮发动政变，结果杨骏及其党羽，皆被夷三族。杨氏外戚集团覆灭后，贾后掌权，形成以悍妇控制昏君、左右朝政的局面。接着，贾后先后诛戮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太保卫。西晋后党势力的崛起，最终酿成了八王之乱，导致西晋王朝“政乱朝危”（《晋书》卷59，《传序》），短祚而亡。
防止后妃临朝、外戚擅权的是残酷手段，莫过于“立子杀母”制。自汉武帝开此先例，北魏王朝也起而效法。道武帝拓跋明确规定：“宫中诸女所生子将立为皇太子者，其母死。”（《北史·后妃传》）道武帝宠姬刘贵人之子将立为太子后，刘贵人即被赐死。太子思念其母，终日哭泣，道武帝对他说：“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魏书》卷3，《太宗明元帝纪》）此制相沿，竟成为北魏王朝的祖制家法。由于“立子杀母”制度实在太残忍，并非一般皇帝所能采用，在以孝治天下的中国封建社会，“使人主先绝其天性之亲，则已大悖乎孝治天下之义，何以君临天下”（《陔余丛考》卷16，《元魏子贵死之制》）。在封建伦理道德的不断谴责下，北魏之后，“立子杀母”制再也没有实行。
唐初，后妃、外戚势力受到限制，这和长孙皇后的明智之举、防微杜渐是分不开的。唐太宗即位后，立长孙氏为皇后，太宗对她十分宠信。但长孙皇后却从不干政，还主动裁抑外家权势。史载：“太宗常与后论及赏罚之事，对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预闻政事。’太宗固与之言，竟不之答。”（《旧唐书》卷51，《长孙皇后传》）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唐太宗为布衣之交，在为李世民争夺帝位的斗争中功推第一，常出入禁中。太宗将引以辅政，长孙皇后却再三劝拒。在长孙皇后的裁抑和劝勉下，长孙无忌和高士廉等外戚，虽备受皇帝眷宠，但也不敢“恃贵骄纵”，他们始终兢兢业业，以“盈满为诫”，并殚精竭虑，辅佐皇室。
唐高宗、唐中宗时，由于皇帝昏聩，女主临朝，后妃干政的问题变得十分突出，李唐统治岌岌可危。但也有不少效忠皇室的大臣站出来谏诤，指出后妃临朝的危害。如昏庸的唐高宗将下诏逊位于武则天，召宰臣廷议。中书令郝处俊竭力反对。郝处俊引经据典，抬出至高无上的皇位继承制度，使高宗放弃了禅位武后的念头。唐中宗韦皇后效法武则天，也想尝尝当女皇帝的滋味。每当中宗临朝视政，她也施帷殿上，预闻政事。韦后势力一大，立刻引起朝臣们的不安。桓彦范上奏，用前代帝王与妇人共同谋政，无不国破家亡的事实，劝谏中宗。唐高宗和唐中宗这两位懦弱昏聩的皇帝，最终不能采纳大臣的意见，导致朝廷大权一度落入女主之手。
由于唐代没有制定出具体的防范制度，后妃专权的情况还是极为严重。自武则天晚年病重被逼退位后，短短八年时间，李唐王朝君位四易其手。每次易位，都伴随着一场血腥的屠杀，直至唐玄宗统治后期，又出现了外戚擅权。玄宗专宠杨贵妃，贵妃的堂兄杨国忠因此而飞黄腾达，由布衣而至宰相，位极人臣。李林甫死后，杨国忠势掌朝政大权，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结果是杨国忠专权乱政于中央，安禄山叛乱祸国于地方。“安史之乱”时，杨国忠被皇帝卫兵杀死，但唐王朝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后妃、外戚势力衰落，再也没有形成较大的后妃集团。唐宦官势力崛起，控制朝政，连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操之其手，后妃、外戚势力难以与之抗衡，此为当时政局之一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