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干政”已经成为惯用术语，也是封建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色，但并非所有外戚都有干政行径，通过以上对外戚的简要归类亦可有所体察。确切地说，一般外戚与外戚势力或外戚集团是有明显区别的，只有当外戚形成一股炙手可热的势力，并凭借一些特殊情况和机缘，外戚干政才成为可能。概言之，在三种情况下，较易导致外戚干政。
（1）帝王幼小之
幼君继位需要臣僚辅政，而一旦外戚与后妃联合辅政、摄政，便为外戚干政的最好的契机。赵翼《二十四史札记》卷四《东汉诸帝多不永年》条言：汉代“人主既不永年，则继位者必幼主，幼主无子，而母后临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权。”其实，幼主继统早见于西汉。西汉第二、第三、第四代皇帝均年幼即位，吕后因而临朝称制，分封吕台、吕产、吕禄诸吕为王侯，控制禁军，干涉朝政，政出吕氏一门。第三代皇帝刘恭、第四代皇帝刘弘也是吕氏擅立。其余像汉昭帝即位时，年仅八岁，外戚霍光等受遗诏辅政。汉平帝即位时，年仅九岁，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其侄王莽以大司马的身份操纵政权，“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东汉的情况也很典型，前举赵翼《东汉诸帝多不永年》条又云：“殇帝即位，时生仅百余日，冲帝即位，才二岁，质帝即位，才八岁，桓帝即位，年十五，灵帝即位，年十二，宏农王即位，年十七，献帝即位，才九岁。此诸帝即位之年岁也。”因而，汉和帝即位时，窦太后临朝，其兄窦宪执政；冲帝即位时，其兄梁冀执政，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幼君继位给外戚干政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有权势的外戚与后妃往往又有意选择幼君继位，以便擅权，如西汉平帝死后，无人继位，当时有资格继位者不乏其人，但王莽：“恶其长大，曰：‘兄弟不得相为后。’乃选玄孙中最幼广戚侯子婴，年二岁，托以为卜相最吉。”又如东汉和帝死后，本有长子平原王刘胜可以继位，但邓太后宣称刘胜有痼疾，而拥立“生始百日”的少子刘隆；冲帝死后，朝臣李固等人建议在皇族中择长者而立，遭到梁太后与梁冀的反对，依旧选择年仅八岁的刘瓒即位。这就是所谓的“贪孩童以久其权，抑明贤以专其威”。
盖汉之盛在西京，至元、成之间，气运已渐衰。故成帝无子，而哀帝入继；哀帝无子，而平帝入继；平帝无子，而王莽立孺子婴。班固所谓国统三绝。光武帝乃长沙定王发之后，本属旁支。譬如数百年老干之特发一枝，虽极畅茂，而生气已薄，迨枝上生枝，则枝益小而力益弱，更易摧折。晋南渡后，多幼主嗣位，宋南渡后，亦多外藩入继，皆形势使然，非人力所能为也。
（2）外戚占有要职
在这种情况下，帝王虽不见得幼弱，最高权力也还控制在帝王手中，但外戚靠帝王赋予的权力，也往往拉帮结派，形成尾大不掉的势力，从而独断专行。如汉武帝时的外戚田虫分，先后任太尉、丞相等要职，任人惟亲，结纳群小，“士吏趋势利者，皆去（窦）婴而归虫分”，“天下士郡诸侯愈益附”，田虫分又贪婪腐化，“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后房妇女百数，诸奏珍物狗马玩好，不可胜数。”又如汉成帝时的外戚王凤，身兼大司马、大将军数职，专权用事，王氏兄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同日封侯，世称“五侯”，内外官吏多出王氏门下，“威权尤盛”。如遇帝王昏庸不理朝政，外戚集团的干政就更为突出。即使没有外戚干政，也会有其他权臣或宦官操纵权柄。
外戚专权多因女主临朝，而女主临朝实因幼主之立。两汉时代，以外戚辅政，国家受害很深，几覆社稷，皇帝权威，有名无实，实假权之缘故。人君生长深宫之中，法家、贤士接耳目之时少，宦官、女子共相处之日多，后二者，佞幸之梯媒。刚明之主亦有佞幸，明好偏察，彼佞幸者一投其机，为患日深。袁著上书汉桓帝曰：“木实繁者披枝害心。若有抑损盛权，将无以全其身矣。”即言外戚擅权，国家必乱。历观前代昏明之主，若能亲贤并建，则功致升平；若亲党后族，必身倾辱之祸。汉自吕后王诸吕，使产、禄掌兵，几致夺国，故诸大臣以薄太后家仁善，遂立文帝，固有鉴于外戚之祸。乃武帝又以祖母窦太后弟子窦婴为丞相，母王太后之同母弟田虫分，亦为丞相，已而卫后弟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后姐子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于是外戚又日以宠贵。其后去病之弟光，遂以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政。自此大司马兼将军一官，遂永为外戚辅政之职。宣帝祖母史良娣死于巫蛊之祸，帝乃以良娣弟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又许后为霍氏毒死，乃以后叔父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然武、宣二帝皆英断，不假以权，故刘向谓正所以安全。元帝又以延寿子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嘉女为成帝后，成帝又以嘉辅政。后又以母王太后弟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凤卒，从弟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音卒，又以其弟王根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根荐兄子王莽自代，会成帝崩，哀帝即位，莽避帝外家，退就国，哀帝以祖母傅太后从弟为大司马辅政。寻罢，又以母丁太后兄丁明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然帝亦不假以权，不如王氏在成帝时。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仍诏莽为大司马，立平帝，莽辅政，遂以篡汉。
封建时代，君主常因生前未立嗣君，一旦晏驾，宦官、外戚于仓促之际，援立所厚者，“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不可胜言。此两汉宦官外戚专权之所由来，亦两汉衰亡之始因。推原祸本，总由于柄用辅政，故权重而祸亦随之。西汉武、宣诸帝，东汉光武、明、章诸帝，皆无外戚之祸，由于不假以权。成帝柔仁，长任王氏，王莽借其势以辅政，援立幼弱，手握大权，诡托周公辅成王，由安汉公而宰衡，由居摄而即真，权势所劫，始则歌功颂德，继则诸王侯议加九锡，最后终于篡位。东汉多女主临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安心腹，于是权势太盛，不肖者辄纵恣不轨，其贤者亦为众忌所归。外戚既擅权又误国，而其祸亦随之。故两汉外戚之祸极为惨烈，覆辙相寻，国家俱敝，此形势之所使然。
迄至唐代，女后临朝称制，为祸更为猛烈。贞观之末，武后临朝，其后称制，杀唐子孙几尽，宫中之丑，千载指为笑端。韦后继之，秽声流闻，并为其所通之武三思，榜其丑行于天津桥，以倾陷张柬之等，寻又与安乐公主毒杀中宗。及玄宗平内难，开元之始，几于家给人足，而一杨贵妃是以败之。虽安史之变，不尽由于女宠，然色荒志怠，惟耽乐之从，是以任用非人而不悟，酿成大祸而不知，以致渔阳鼙鼓，陷没两京。而河朔三镇，从此遂失，唐室因以不振。追原始之祸，未尝不是色荒之贻害。
自西汉有外戚之祸，历代鉴之，崇爵厚禄，不予事权；然而一失其驭，犹有肺腑之变。汉武帝立其子而杀其母，以防女主乱政，实鉴于前代之祸。魏道武皇帝晚年有男（太宗明元皇帝），闻而大悦，乃大赦。太宗明元皇帝立为太子时，道武杀其母，召太子曰：“昔武帝召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与国政，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北史》）
明太祖鉴前代之鉴，立纲正纪，首严内教。洪武元年命儒臣修女诫，谕翰林学士朱升曰：“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至上下失序。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不为祸。惟明主能察于未然，下此多为所惑。卿等其纂女诫及古贤妃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明史》）
（3）帝王有意重用外戚以压抑其他势力
帝王左右任何一种势力，如果过分膨胀将会危及皇权。不愿受制之帝王在其能力不足以铲除某种势力时，总是利用一种政治势力压抑、打击另一种政治势力，以求达到权力的平衡。在两汉时代，最突出的情况，即异性与同姓诸王之叛乱，而不得不借助外戚。继而是外戚与宦官的递相擅权，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实际上构成两汉王朝宫廷斗争史。许多宦官正是在帝王授意下，扑灭外戚势力，因功封侯，攫取权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两汉宦官的肆虐又是外戚的猖狂所促成。其他朝代亦有类似现象。但当宦官势力极度膨胀之时，帝王同样感到难以容忍，又借助外戚或朝臣之力以消灭之。如汉桓帝曾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扑灭梁氏戚族，权柄转入宦官之手，“国政多失，内官专宠。”外戚窦武适时进言：“臣恐二世之难，必将复及，赵高之变，不朝则夕。”得到桓帝一定程度的信任。桓帝死后，窦武定策迎立灵帝，论定策功，被封为闻喜侯，任大将军职，“常有诛剪宦官之意”，外威势力一时又嚣张：“于是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征天下名士废黜者……列于朝廷。”可见在宫廷斗争中，一旦出现权力倾斜，尽管旧的外戚势力被镇压，新的外戚势力有可能东山再起。
（4）因特殊事件而受重用
在封建社会后期，虽然鲜有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但一些外戚也因特殊事变而受到重用，如明代英宗时外戚孙继宗“以夺门功，参议国是”，并打破明代“外戚不典军政”的惯例，而掌军权。又如清代康熙时的外戚索额图因参与铲除擅政的权臣鳌拜集团，而加官晋爵，并屡屡干政，朋比徇私。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一些未曾干政的外戚，虽不逐臭于政坛，未对政治生活带来影响，但却贪财恋色，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弊害，有如《明代·外戚传》所云：“所好不过田宅、狗马、音乐，所狎不过俳优、伎妾，非有军国之权，宾客朋党之势。”唐代以后外戚大多如是。这或许是汉唐以后，“外戚之祸，历代鉴之，崇爵厚禄，不予事权”所造成的另一种后果。
综观封建社会的外戚，从时段上划分，可见一个显著的特点：唐以前的外戚干政较为突出，唐以后，干政的外戚则寥若晨星。唐以后外戚之所以少有，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帝王对外戚的防范逐步加强。早在西汉初，汉高祖与大臣誓约：“非刘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东汉光武帝鉴于前朝的教训，又有“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为政”的诏令；明帝时也有“权无私溺之授”之说。但当时由于缺乏其他有力措施进行防范，一纸诏令并不能防止外戚专权弄政。相反，外戚恩泽侯恰在此时出现。高祖时恩泽侯仅有三人，以后迅速增加，至平帝时已达39人。东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又为外戚“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四姓权右，咸各敛手”。但四姓子弟多为不法，逐渐变为地方豪强的代称。表明东汉外戚势力已比西汉更趋肆虐。北魏文帝对外戚干政“深以为诫”，首次用法律的形式对外戚加以限制：“著矫枉之法：幼主嗣位，母后不得临朝；外氏无功，时主不得封爵。”至唐，由于长孙无忌等外戚功臣的显赫，以及有关帝王对后妃的过于宠爱，此令不见袭承。宋初对待外戚政策有一个根本的改变，首先，对外戚的任用，遵循“崇爵厚禄，不付事权”的原则，“世戚勋旧之家，宠之以禄，而不贵以猷为。”使外戚有虚衔厚禄，而无职任实权。其次，对外戚怙势犯法者，“绳以重刑，亦不少贷”，“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后世沿袭此法而不怠。明代进而有“外戚不典军政”之规定：“不同铨选推举，径自朦胧奏请，希求进用，夤缘奔竞，乞恩传奉等项，阻坏祖宗选法者，俱问罪。”《大明律》还规定，“皇亲国戚”的直系亲属犯罪，“有司依律追问”，若旁系亲属“倚势虐害良民”，则“加常人罪一等”；如系“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正由于此。所以《明史·外戚传》称：“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
二是帝王不专宠后妃，后妃避引戚族。外戚当权干政，与帝王专宠后妃有一定联系。汉唐之际，后妃专宠，屡见不鲜。宋、元、明、清诸朝，后妃专宠者则甚少，客观避免外戚幸进。《宋史·外戚传》称宋朝：“仁、英、哲三朝，母后临朝听政，而终无家干政之患”。明代：“高、文二后贤明，抑远外氏。”太祖访得高后亲族，将授予官，后谢曰：“国家爵禄宜与贤士大夫共之，不当私妾家。”帝善后言，赐金帛而已，清初，亦不专宠外戚，握有实权之孝庄太后与慈禧太后，亦未曾引用戚族。
三是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封建官僚集团成为帝王依靠的主要力量。宋以后中央集权的加强已能杜绝外戚干政之贻患。在此前提下，帝王将军政大权集中于一身，皇权日益稳定。帝王已不把外戚作为王朝的一种助力，转而重用儒生官僚。说明封建王朝对后妃、外戚之祸的认识逐步提高，其防范措施也日趋严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