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弄权干政总是带来政治的黑暗，可以说，封建王朝政治生活中一些不正常现象，与外戚的干政密切有关。
外戚干政主要是靠裙带关系。他们之中虽也有较好的典型，但大多数人既无才学可说，也无德行可言，越是靠着“贵幸”为所欲为，其表现约可归结为以下几种：
（1）擅权干政
这种外戚总是靠帝王的信任与帝王赋予的权力，擅权干政，任意售奸；或者假帝王之威，任人惟亲，结纳群小，骄横专政。如秦代的魏冉，汉代的吕氏集团，即为此类。
魏冉当政期间，不仅大权独揽，还重用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等家族亲贵。随着秦国对外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宣太后、魏冉这一家族在朝廷上的权势愈来愈大，他们不仅有大片的封地，而且擅权专政，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故人云：“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专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这不仅与秦昭王的权威发生利害冲突，而且也引起朝野上下的不满。
而魏冉本人呢，取得陶邑（今山东定陶，其地在齐国边境附近）封地后，他为了扩大自己这块土地，制定战略时，宁可舍弃三晋，也要“越韩魏而攻齐”。这种舍近求远的战略，完全不是从秦国利益出发，而是在图谋私利。魏冉以权谋私，聚敛财富日增，于是“穰侯之富，富于王室”。
西汉初年，诸吕专权，亦危及刘氏天下。诸吕专权自惠帝死后。汉惠帝后，吕后临朝称制，大权在握。她通过亲信提议，立吕氏为王，以便把江山干脆逐渐转到娘家。吕后为王诸吕，第一步，王已故的父兄，封父吕公临泗侯为宣王，兄吕泽周为悼武王。看到诸大臣无大的反应，便进一步为活着的诸吕封王开路，先令大谒者张释私下暗示大臣立悼武王吕泽的长子吕台为王。后经大臣推举，吕后表面假作推辞后，吕台被封为吕王。
吕后王诸吕，刘氏集团深为不服，因为汉高祖与大臣有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吕后对刘氏诸王不是靠宽厚仁慈来安抚，而是靠施加压力，或用联姻的手法迫使其就范。赵幽王刘友虽娶吕氏女为王后，但一想到吕后的为人及逼迫他成亲就满腔怨恨，他不喜欢吕氏女而爱他姓王妃。他被吕后囚禁后提笔作歌道：“请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
吕台于高后二年薨，吕后又封吕台的弟弟产为梁王。赵共王刘恢自杀后，吕后立次兄吕释之第三子吕禄为赵王，并追尊吕释之为赵昭王。高后七年九月，刘邦子燕灵王刘建薨。吕后杀刘建之子，将自己的侄孙吕通立为燕王。吕氏先后四人封王、六人封为列侯。其他与吕氏有关的亲戚封为列侯者不在其数。他们操纵权柄，擅权干政，刘氏政权岌岌可危。
（2）专权篡国
这类外戚是在帝王幼小之时，借辅为名，独揽朝纲，胡作非为，乱国乱政。待其权力已重，党羽满朝，即行废立，取而代之。王莽之篡汉，即为外戚专权篡国之典型。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以外戚干政到篡权窃国建立新的封建王朝的第一位人物，是西汉末年的王莽。而他能由“居位辅政”而“窃位南面”，却是由他的伯父王凤及其兄弟奠定基础的。《汉书·元后传》说：“王氏之兴自凤始。”
王凤和他的弟弟王商、王音、王根等人，在西汉末年，从成帝起，经外戚为大司马相继专权数十年。他们一门五将十侯，贵宠无比，主要是依靠他们的姐妹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地位和权势。
元帝即位，王政君被立为皇帝之后，王氏一家的政治经济地位立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王禁以皇后之父被封阳平侯，秩位特进，约近于三公；禁弟王弘被任为长乐卫尉，掌握保卫皇宫的军权。永光二年（前42年），王禁死后，王凤以长子嗣爵为阳平侯，任卫尉侍中，为皇帝亲信近臣，掌握保卫皇帝后安全的警卫大权。
竟宁元年（前33年），元帝死，太子刘骜嗣位，是为汉成帝。皇后王政君被尊为太皇太后。王凤以皇舅被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除原爵封邑外，增封五千户。从此，王凤便掌握了西汉王朝的军政大权。王氏兄弟由此也一荣俱荣，相继封侯赐爵，控制了封建王朝的枢密要职。建始元年（前32年），与皇后同母的王崇被封为安成侯，食邑万户。王凤的诸弟，如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也都以皇舅之亲赐爵关内侯。王家成为朝廷中最有势力的皇亲国戚与辅政大臣。
王凤、王商、王根、王音等人，他们以裙带关系掌握西汉王朝的大权，并运用这一权力攫取了无数的财富与利益，穷奢极欲地享受，从此就再也不愿意放弃这种权力了。他们乐不思退，要保持这最高的权力，惟一的长久之计，就是建立自己王家的封建王朝。可是这在当时是大逆之罪，会遭族诛。要实现这一政治目的，只能讳莫如深地一步步地进行。阳朔三年（前22年），王凤病重将死，向成帝“固荐（王）音自代”。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而平阿侯（王）谭位特进，领城门兵。”王音被封为安阳侯，食邑三千户。此时王谭、王商盛称王曼之子王莽贤良，太后可怜其弟王曼早死，独他无封，叫成帝追封王曼为新都哀侯，好让曼子王莽嗣爵为新都侯。到这时，“王氏亲属，侯者凡十人。”政治势力进一步加强。
一年之后，成帝死，哀帝即位，太后王政君迫于形势，口谕王莽暂时辞职回家，以避哀帝外家之人。但这只是一种表演而已。此后王氏与哀帝外家傅氏、丁氏进行了激烈的角逐，但有盘根错节的深厚政治势力的王氏，不须多少回合就将丁、傅两家外戚相继击败。六年后哀帝死，无子，太皇太后王政君又以王莽大司马。从这时起，王莽就再也没有失去过最高权力。他一再拥立尚在孩提的小皇帝，本人也由大司马而安汉公、摄皇帝，最后终于实现他父辈王凤兄弟的政治宿愿，一脚踢开刘汉政权，于公元9年建立王氏新王朝。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王莽代汉”。
（3）窥视王鼎
外戚利用裙带关系爬上高位。但当其权力益重时，野心越大，问鼎之心必生。为此，他们以自己为核心，拉帮结派，形成集团，架空皇帝，窥测神器，待机而起。如唐代的武三思即为此类外戚。
武三思自幼善阿谀拍马、工于心计，史称他“性倾谀，善迎谐主意，钩控隐微”。这种摇尾乞怜、投其所好、含而不露的天性与伎俩，是他得以自保的“护身符”，也是他跻身宰辅的入门津梁。按说，武三思成为宰相，亦可凭武后的力量作威作福，也就够了。但他却不满足于已有的威权，他时时窥伺皇宫中最诱人的权位——皇太子的继承权。为了获得其姑母武则天的垂青，他极尽阿谀之能事。不仅如此，他还极力讨好武则天嬖臣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等人，以获得他们的美言与支持。他由此深得薛、张的好感，并进而“特蒙”武后的宠信。加之二张鼎力举荐，武后曾一度想立他为太子。
武则天死后，中宗复位，武三思已失去进立皇太子的大好时机，但以他为首的属于唐外戚系统的武氏势力并未铲除，武三思摇身一变，转眼间又成中宗的“红人”。中宗李显是个懦弱无能的皇帝，他上惧武则天，下宽韦皇后，这便给武三思一个可乘之机。这时的武三思除继续使用阿谀拍马的惯伎外，又选择了“后宫”的门径。当中宗还宫不久，武三思便很快与中宗妃子上官昭容勾搭上，上官氏又为之搭桥引线，使之与韦皇后淫乱。史称：“三思入宫中，升御床，与后双陆，帝为点筹，以为欢笑，丑声日闻于外。”武三思由此再入宫中，并窃取了宫中的实权。
（4）参与夺储
历代外戚为了独揽朝纲，必须控制皇帝，为其所用，为此他们必然援立幼稚，觊觎储位，以久其权。所以外戚往往参与后宫夺储之争，谁先争得储君，谁就成为国舅、国丈，往后挟天子以令群臣。此例举不胜举，这里只举东汉阎显与明代郑氏集团如何为国储进行斗争的情况，即可见其一斑。
阎显出身于官宦世家，其妹阎姬才貌双全，安帝元初元年（114年）被选入宫中，深得安帝宠爱，立为贵人，次年又立为皇后。阎显受封为长社侯，阎氏兄弟并为黄门侍郎。阎显成为安帝时期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把持朝政的五年多时间内，与宦官江京等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依仗权势，排斥异己，胡作非为，为害朝廷，最终又被宦官孙程所诛杀。
阎姬才貌双全，专宠椒房，但不生子。宫人李氏生下皇子刘保，阎皇后恐李氏与其争皇后位置，遂寻机鸩杀李氏。永宁元年（120年），刘保被立为皇太子。皇帝的乳母王圣与太子的乳母王男便展开争夺储君的斗争。王圣母女联合大宦官江京、樊丰等人，向安帝进谗，诬陷王男、邴吉别有野心。安帝偏听偏信，遂将王男、邴吉幽禁而死。接着，他们便同阎皇后、阎显等人勾结起来，捏造罪名，诋毁太子，将太子废黜。
延光四年，安帝又带着阎皇后及阎显兄弟、宦官江京、樊丰等大批随从南巡，病死于车舆之中。安帝死，阎皇后召阎显兄弟及宦官江京、樊丰等人，密谋后事。拥立章帝孙子、济北王刘寿的幼子北乡侯刘懿承继大统，即位皇帝。尊阎皇后为皇太后，因为皇帝幼小，由太后与阎显共同定策禁中。同时，提拔阎景为卫尉，阎耀为城门校尉，阎晏为执金吾，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由此阎氏集团专制朝政，势倾天下，威福自由。
明神宗时代，郑贵妃娇艳妩媚，且极善迎奉，深得皇帝宠爱，从而家族得势。其父郑承宪成为皇亲国戚，荣禄共进，为官锦衣卫都督同知。其子郑国泰，乃郑贵妃兄，也袭职授官，当锦衣指挥使。“贵妃有宠，郑氏父子，宗族并骄恣。”
神宗皇帝以16岁早婚，虽说后、妃齐全，但婚后四年中均无生育者。万历十年八月，神宗长子朱长洛诞生。他生下不久，其地位问题便成了上自皇帝，下至国戚、朝廷众臣争斗不休的缘由。这个皇长子的母亲原本是侍候李太后的普通宫女，偶与神宗私幸而有身。
这个皇长子和生母王恭妃，并未受到神宗宠爱。特别是万历十四年二月，神宗最喜欢的郑贵妃生下皇三子后，皇长子及生母恭妃的地位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皇帝宫中为争夺储位而展开斗争。围绕建储而展开的这场宫廷斗争，使统治集团分裂成为两个集团，一个是主张马上就要册立太子，并且明确提出要皇长子进入东宫。他们没有固定的为首人物，但为数众多。另一个集团则主张不慌建储，而且也不明说以后建储立谁为太子。这场建储斗争，其焦点是长子长洛该不该马上立为太子。这里，时间问题成了关键。这一集团的主要力量是郑贵妃及家人郑承宪、郑承恩（郑承宪之兄）、郑国泰以及投靠谄媚的一些朝臣，还有皇帝在台前挥旗舞刀，支持他们。两派经历了一场漫长的、艰难的混战。
郑承宪一伙极力怂恿郑贵妃，要她利用宠幸，唆使皇帝阻止朝臣们建储的所谓“好处”。他们利用皇帝的权力，顶住了朝臣中几次掀起的争建储位的浪潮。
万历二十八年，皇长子年已19岁，过冠婚之年，廷臣们又纷纷上疏，要求立皇长子为太子，双方斗争剑拔弩张。要求立长子的一方，借冠婚机遇，促皇帝册立储位，然后举行婚礼；而郑氏集团亦于十一月上疏，针锋相对地提出，“请皇长子先冠婚后册立。”而且也要皇三子搭车冠婚。郑国泰碍于“无嫡立长”的传统规制，不好公然反对立皇长子，只能在关键时刻节外生枝。皇子的婚姻是朝政大事，他们要皇长子先冠婚，同时，其他两个皇子也一起举行婚礼，意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掩饰长子与其他皇子之间存在的贵贱差异。
在围绕立储问题展开的这场宫廷斗争中，郑氏集团以明争暗斗的方式，打击残害了一批对立派人物，可谓机关算尽。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他们的对立派以惨重的代价，取得了胜利，万历三十年正月，由于恪守封建正统观念的朝臣们的长期不懈的斗争与李太后的坚持，神宗谋尽计穷，别无选择，背弃对郑氏集团的秘约，只好立长子为太子，同时封三子为福王。乌烟瘴气的立储之争，还是以郑氏集团的失败而告终。
（5）残害君主
有些外戚依仗先父遗泽与外戚裙带，骄奢淫逸，作恶多端，随意废立，残害君主，嫉害忠良，其凶残暴戾之性，实如禽兽，如东汉权臣梁冀，即为其人。
梁冀从小受到父亲宠爱放纵，无所作为。这样一个纨衤夸子弟，因其妹为顺帝皇后而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他曾任皇帝的侍从官黄门侍郎，皇帝的左右顾问侍中，统率皇宫侍卫的虎贲中郎将，京城卫戍队中的越骑校尉和步兵校尉，负责京师治安的最高长官执金吾，京城最高地方行政长官河南尹，梁商死后又继父为大将军。
梁冀自居官之始，就骄横不法，嫉害忠良。永和元年，梁冀被任命为河南尹时，就以私人恩怨，刺杀洛阳令与荆州刺史吴树升。梁冀的凶残不法，使群臣敢怒不敢言。
汉安三年（114年）顺帝驾崩，梁冀妹梁皇后终无生育，只有后宫虞美人生有一子，名炳，时年两岁，即位为冲帝。冲帝即位数月便夭亡。宫中遭此变故，一片忙乱，梁太后因“杨、徐盗贼盛强，恐惊忧致乱”，故秘不发丧。
梁冀与太后乘机密议，强立八岁的刘缵为质帝，以便梁氏掌握朝中大权。质帝即位，朝廷大权仍归于梁氏之门。梁冀利用质帝年幼，独断专行，习扬跋扈，横行朝廷内外。质帝虽年幼，但天质聪明，对梁冀的所为心中不满，一次在朝中会议上，目指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顿时火冒三丈，暗想如此幼子，这般厉害，若年长亲政，如何驾驭得了，遂起杀心，暗中派亲信在食物中放毒，质帝吃了几口便捧腹大叫，立即召太尉李固说：“吃饼腹闷，能喝水吗？”梁冀站在旁边冷眼相望说：“喝水会呕吐，不能饮水。”不一会儿，质帝手足青黑，中毒而死。一年之内，国家三失其主。质帝死后，又面临立嗣的关键时刻。宰相李固等主张立清河王刘蒜，而梁冀与太后另有打算，否决李固的意见。他们暗地商量，将李固罢免，并剥夺他的朝议发言权，然后强立刘志为桓帝，梁冀如此权倾内外，上自朝中大臣，下至郡县官吏，朝野上下莫敢不听。后来形同傀儡的桓帝，也为之愤愤不平。大将军如此，梁皇后也依恃梁家势力，根本不把桓帝放在眼里。梁皇后不生育，但只要发现宫中嫔妃怀孕，立即将其害死。桓帝在梁氏的威势下，敢怒而不敢言。梁氏势力膨胀，权倾朝野。
（6）贬诛大臣
有些外戚假帝王之威，依仗皇亲国戚的裙带关系，贪婪凶残，心狠手辣，骄横专断，贬诛大臣。如西汉田虫分，即为此类外戚。
田虫分因同母异父姐女志入宫为西汉孝景帝皇后而获外戚身份，并进而跻身于西汉政治权力的中心。
田虫分像一切获得权力的暴发户一样，得志便骄，贪婪凶暴，心狠手毒。田虫分任相之后，“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多受四方赂遗；其家金玉、妇女、狗马、声乐、玩好，不可胜数。”生活更加骄侈淫逸。官吏也多出自门下，故此他广招宾佐，预为计划，在宫中逐渐培植自己的势力，因此变得日益骄横专断。对朝中大臣不能待之以礼，并进行诽谤与打击。
元光三年，他看中了窦婴在城南的一片肥沃田地，便派宾客籍福向窦婴索取，窦婴气愤地对籍福说：“我虽失势，你虽显贵，怎么可以仗势擅夺我的田产呢！”恰巧这时，窦婴的好友灌夫将军来到，听到此事便破口大骂田虫分欺人太甚。事后，田虫分得知这一情况，大为恼怒，于是千方百计除掉这两个政敌。元光三年十月，灌夫被处死，家族并诛。灌夫死后的第二年十二月晦日，窦婴被斩首。
田虫分“负责好权，杯酒责望，陷彼两贤”，真可谓心狠手毒。但是他好景不长。元光四年他身患重病，病中不断胡言乱语，整日闹得合家不宁。没过几日，田虫分满身红肿，七窍流血，“呜呼哀哉！祸所从来矣！”
（7）擅立君主
封建时代，外戚凭借“废立”，以控制中央大权。两汉以来，中央政权往往操之于外戚、宦官之手。如西汉的霍氏与王氏，东汉之梁氏，皆为外戚掌权，权重一时，一门几侯，高官厚禄，专横跋扈，左右朝廷。西汉终于亡于外戚之手。他们的斗争手段，就是借“废立”维持权利：乘老王晏驾之机，抚立幼主，坐朝问政，独揽大权，稍不如意，随手废去，另立幼主。西汉的王氏集团如何篡位，东汉梁氏集团如何专横跋扈，已如前述，这里再说霍氏集团如何利用“废立”手段，独揽大权的。霍氏集团的为首人物则是霍光。霍光历仕三帝，秉政数十年，政由己出，帝由之废立，是西汉中期权势最大的外戚。
《汉书·霍光传》说：“光威震海内，昭帝既冠（年满20岁），遂委任光。”元平元年（前74年），年仅21岁的昭帝突然病逝。昭帝无子，皇位的继承人选成了问题。朝中群臣讨论立嗣人选，大家的意见都认为应该立广陵王。但广陵王刘胥过去品行不好，曾受汉武帝指责，没有将他选作太子，现在欲将他立为皇帝，霍光认为很不妥当。按霍光的意见，打着皇太后旨意的招牌，派少府乐成宗正刘德等几位大臣迎接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来京师长安，即皇帝位。
但刘贺是位行为不端的王子。他接到诏令，喜不自禁，火速出发，急于奔位，不到半天走了135里，以致“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即位后，多行不轨，且不委政于霍光，仍然依靠原来封国臣属，霍光对此忧虑而且愤懑，便与大司农田延年商议，问田：“应该怎么办？”延年回答说：“大将军既然是国家的柱石，您审查此人不可担任帝位，何不将此事对皇太后说明，另选贤者立为皇帝？”霍光于是推荐田延年兼任给事中，秘密和车骑将军张安世策划废黜新帝刘贺。计划拟定之后，霍光立即召集丞相杨敞等大臣，提出废黜昌邑王。群臣大惊失色，不敢发言。田延年仗剑说：“如有不从者立即斩首。”在座的各位大臣知道霍光主意已定，都叩头说：“惟大将军之令是从。”然后，霍光率领众大臣去见太后，历数原昌邑王现任皇帝刘贺的各种“废礼谊（义）”、“淫乱”行为，提出刘贺“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皇太后当即下令批准。霍光召刘贺前来，命他跪下接受废黜的诏令。刘贺要辩解，霍光强行“解脱其玺绶，奉上太后”。刘贺刚即帝位不到数月，便被废黜，他的随从群臣200余人，都以“陷王于恶”的罪名被杀，他原来的昌邑王爵也被废除，仅得以昌邑汤沐邑二千户维持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