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河西走廊·嘉峪关
公元前48年的一天，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恺撒，在一次庆功宴上，向参加宴会的人展示了他从波斯商人那里得来的一件丝绸长袍。丝绸柔软的质地和艳丽的色泽，使在场的人羡慕不已。很快，这种丝绸衣料就风靡了整个罗马。为了能够买到这种衣料，罗马人纷纷向波斯商人打听丝绸的产地，波斯商人告诉罗马人说，丝绸产生在一个叫做赛里斯的国家，这个国家在东方遥远的尽头。
波斯商人说的这个叫赛里斯的国家，就是古代的中国。当时中国出产的丝绸在西方，几乎和黄金一样贵重。为了交易买卖这种丝绸制品，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形成了一条交通商路，在地域上绵延万里，在时间上长达十个世纪，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在欧亚大陆之间它连接了在此生存的各个民族，汇聚了人类历史上的四大古老文明。
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曾经无数次地被淹没，留下一个又一个神秘的谜，吸引着人们去探索、发现。当我们再次拨开那厚厚的黄沙，依然可以触摸到它跳动了几千年的脉搏。
丝绸之路曾经是往来东方和西方的繁华商道，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考察时，发现这条道路与中国的丝绸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他最先把这条古老的商道取名为丝绸之路。
李希霍芬认为，这条路的东端在中国的西部，西端在中亚和印度，而德国东方学学者霍尔曼进一步认为，这条路的西端不仅到了古罗马，还延伸到地中海南岸。
大约在商周时代政府已经有了管理织造的官员，距今4000年甲骨文中有明确的蚕丝文字，在山西西阴村发现的距今5000年以上的半个蚕茧，以及在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的，距今4700多年的丝织物，都说明中国人发明丝绸，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
从商代青铜器上留下的丝绸残片可以看出，商代丝绸主要有三种织法，一是经纬线大致相等的平纹，二是经线二倍于纬线的斜纹，三是有三上一下花纹的文绮。到了周代，丝绸技术突飞猛进，颜色有棕、黄、红、褐、青，品类有绢、锦罗、纱、绣，并饰有动物、花草、几何花纹，各种织机和染色技术不断推陈出新。
汉朝在京城设置了东西知事，为皇室生产各种专用高级丝织品，还在丝绸重点产区齐鲁设置了三服官，提供皇室官服。另外，还有不少专门生产丝织品的私人作坊，这些都是汉朝丝绸技术获得进一步提高，并逐步定型，形成了中国丝绸技术的传统体系。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现，证实了印花技术已经在汉代出现，而且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型板印花技术。珍贵绚丽的中国丝绸引起了西方人的痴迷，为了买到丝绸，罗马人向波斯人打听丝绸的产地，可是波斯人不愿意放弃他们作为中间商的巨大利益，仅告诉罗马人说，丝绸产生在一个叫做赛里斯的东方古国，它是如此遥远，也许在世界末端，中国成了罗马人想象的遥不可及，奇妙而神秘的国度。
早在罗马人寻找中国之前一百多年，坐镇长安的汉武帝开始实施他向西拓展的战略，长安由此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匈奴当时是西汉政府的强大对手，汉武帝听说河西走廊上的“大月氏”人被匈奴赶出家园，于是想和“大月氏”结盟，夹击匈奴，派张骞率领一个探险队于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
张骞出使西域，发现西域很多的国家出产葡萄、石榴等特殊瓜果，用苜蓿喂养名马，如果和他们建立联盟，可以削弱匈奴的力量。他的报告引起汉武帝的高度重视。为了获得西域名马，也向往西域的奇珍异宝，汉武帝在公元前119年打败匈奴时，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他率领西汉政府代表团所走的道路，就是今天被普遍承认的丝绸之路。
中国的丝绸就是沿着这条沙漠旅途，源源不断运往欧洲。张骞的“凿空”之行，标志着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古代中国第一次由一个封闭的国家变成了东亚地区的中心和世界强国，并使古代中国第一次真正开始走向世界。
翻开世界文明史，强大的国家往往拥有一个气势恢宏、睥睨群雄的都城，公元814年，长安城的繁荣和规范程度，明显领先于阿拉伯帝国的巴格达和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而连接这三个国际化帝国都城的纽带就是丝绸之路。
经历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之后，唐朝开始显示它泱泱大国的气势。由于迅速恢复了统一和秩序，中国赢得了伟大的领先。
唐朝都城长安开始成为世界上最繁盛的城市之一。英国著名学者赫乔维尔斯在他的著作中说，在唐朝初期几个皇帝的时代，中国的温文有礼和威名远播，同西方社会的腐败、混乱和分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唐朝是当时世界第一强国，唐代文明已经发展到了顶峰。
兼容并包的唐朝散发出的强大辐射力，吸引着世界各个国家不断派使节到长安，仅长驻长安的外国、外族使节便达70多人，唐朝以诚恳的姿态和海纳百川的气度显示出了大国的风范，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活跃最成功的外交局面。
在这些大批入华的人当中，阿拉伯人最多。历史上共有37批使节到达长安。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也是通过阿拉伯人传到了欧洲，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
永泰公主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孙女，她的墓虽然被盗过，还清理出各国人俑和其他文物一千三百多件，这些外国人俑都穿着丝绸，可见丝绸所代表的汉文化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这些外国使节把在中国学习的汉文化带回自己的国家，直到今天我们还能从南朝鲜看到汉文化的遗迹。新罗在现在朝鲜半岛东南部，离当时的唐朝最近，向唐学习的热情也最高。日本出自对大唐文明的仰慕，先后向中国派出大批使团，也就是著名的“遣唐使”。历史上日本共有13批“遣唐使”到达长安，先后累计达几千人之多。其中吉倍真备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在唐留学17年，回国后在太学教授中国律令、典章制度。空海和尚是另一位杰出代表，在长安潜心研习中国书法数十年，回国后创造了日本文字。遣唐使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推动了日本与朝鲜文化的发展。
唐代的陵墓最能体现大唐的精神，帝王们以大山为陵，就是要寻求一种理想的境界，一种恢宏的气势。唐太宗陵墓昭陵中的六骏浮雕，这六匹马是唐太宗当年作战的坐骑，为一代杰出的皇帝立下了赫赫战功。唐太宗以昭陵六骏作为自己陵墓的主要纪念物，是对大唐创业艰难的深切眷顾，这其中也留下了丝绸之路永不磨灭的影子。六骏中的两骏真迹藏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博物馆，即使在大洋彼岸，他们仍然划破时空的阻隔，向世界展示着一千多年前中国盛唐的风范。
在伊朗波斯帝国举行仪式的地方，这里的浮雕很容易使人想到昭陵六骏，古拙浑朴，却有一种大帝国的文明张力在扩散。在乾陵前，高大的石马身上雕刻着鸟的翅膀，还有鸵鸟的浮雕，都有明显的波斯风格。一代女皇武则天肯定不认为这异族的艺术，会有损唐王朝的国威，留下千古之谜的乾陵无字碑，不写一字却留给了后人无数的话题。那种留待后人评说的气度，正是唐人的风范。
陵前的61尊宾王像可以作证，他们通过丝绸之路风尘仆仆来到长安，参加唐高宗隆重的葬礼，正是敬佩大唐帝国的开放和大度。大唐的精神和大唐的气象将永远成为丝绸之路上不朽的往事。帝王陵前的尊尊石像正向千年后的人们昭示，那是一个八面来风的时代。
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当时的商旅驼队从长安起程，踏上漫漫丝路，越过黄河以后，他们就进入了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捍卫中原的边塞之地，也是军人驰骋疆场，诗人抒发爱国豪情的地方。
河西走廊在甘肃省境内，是从黄河到玉门关、祁连山与巴丹吉林沙漠之间的一条狭窄的通道，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道。根据史书记载，舜将古代羌人迁移到河西地区，与月氏人、乌孙人共同在这里生活，秦汉之际，匈奴南下河西，赶走了“大月氏”人，并在这一地区统治了近百年。为打通西域，汉武帝派大将军霍去病进军河西走廊，将匈奴人驱逐出河西地区。
祁连山是河西走廊与青海柴达木盆地之间高山的总称，正是祁连山的雪水滋养了河西走廊的牧场和绿洲，公元前二世纪初，匈奴人从内蒙古高原南下，占据河西走廊，当他们到水草丰饶的祁连山下时，怀着惊喜崇敬的心情，把这座高山命名为天山。在匈奴语中，天山发音是“撑离”，祁连即“撑离”的另一音译，这就是祁连山的由来。
由于霍去病在河西走廊立下的汗马功劳，汉武帝把霍去病的墓修成了祁连山的形状。公元前121年，匈奴人归顺汉朝，河西走廊被划入西汉王朝的版图，汉武帝于是在这里先后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无论从平凉或兰州西行，都要经过武威，使得武威成为河西四郡的首府，当时叫凉州“刺史治所”，所以武威又称凉州。为了维护丝绸之路的安全，唐朝在武威设立了河西节度使，下辖赤水军33000人，大斗军7500人，健康军5200人，玉门军1000人，墨离军5000人，新泉军7000人，豆卢军4500人，张掖守军6500人，交城守军1000人，百亭军1700人，很好地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
凉州成为诗人们了解河西地区与丝绸之路的媒介。唐代诗人王翰在这里留下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诗句，王之涣则发出了“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的感慨，这些描写河西的名句，为我们营造出了当年边关的情景。
工艺精湛的汉铜奔马，显示着地处河西走廊腹地的武威曾经有过的繁荣和梦想。
霍去病收复河西时，首先设置武威和酒泉二郡，以此来割断胡人与羌人相通的道路，因为这座城市有一眼泉水，相传当年汉武帝派人送御酒为霍去病庆功，霍去病认为酒少人多，命令将士把御酒注入九泉城下的金泉之中，金泉之水顿时充满了酒香，人们就把它称作“酒泉”。酒泉镇的出现，与它的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祁连山在它的西部逶迤不断，构成了天然的屏障。嘉峪山、马鬃山与祁连山雪峰交汇处，更是西域地区通往河西走廊的咽喉。
人们都说金张掖银武威，从武威向西北约170公里，便是河西走廊腹地另一座著名的城市——张掖，张掖古称甘州，这座城市在历史上之所以比武威还要显赫，是因为这里有祁连山雪水的灌溉，土地肥沃，牛羊肥美，农牧业发达的缘故。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促进了这里的经济发展，农作物品种大量增加，从西域引进的瓜果蔬菜有石榴、葡萄、核桃、芝麻、蚕豆、黄瓜、豌豆、香菜、大蒜、胡椒、生姜、酒杯藤、黄蓝等数十种。丝绸之路的畅通，使河西的畜牧业也得到空前的发展。马、牛、羊的数量大大增加，特别是西域名马的输入，使得祁连山下的牧场日益兴旺，这些往往成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重要战略物资。
黄蓝是从印度引进的一种小红花，印度人曾经把花朵碾碎作化妆品，这种花被广泛种植在祁连山下，由于祁连山又叫焉支山，所以这种花就改名叫焉支花。中国妇女使用时，在花粉中加入牛或羊的骨髓油，这样就出现了影响全世界的化妆品——胭脂。从嘉峪关附近魏晋墓室的壁画中，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到丝绸之路对河西经济的促进，在这些壁画和画像砖上，有大量反映河西生活的图画，形象地描绘了河西地区田庄林立，农牧、桑林兴旺，五谷丰登的景象。经济的繁荣，使得当地百姓生活富足。《资治通鉴》记载了唐玄宗执政时可喜的情景，“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也描述了河西地区的繁荣，这里万余个驿站组成一个联络网，每一个驿站都有一个富丽堂皇的大旅馆供信使们居住，里面有华丽的床铺，床上是漂亮的纺织品。
从酒泉丁家闸五号墓的壁画可以看出主人应当是一个有一定身分的贵族，壁画内容反映的都是天上、人间、地下三界的生活景象，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飞腾在昆仑山上空的天马和东王公、西王母的形象，演绎了《穆天子传》里，周穆王在瑶池见西王母的故事，这说明从那个时候开始，西域的美玉开始输入中原，壁画反映了早期丝绸之路的历史，这些百戏表演，反映了当时河西地区平民生活的富足和贵族生活的豪华，它与嘉峪关附近的墓地一样，都是魏晋时期的。
在河西走廊，每个这样的墓葬上面都有一堆封土，这种封土在河西走廊成千上万，这一堆堆的封土是否都埋藏着河西走廊曾经拥有过的繁荣呢？考古工作者在敦煌甜水井附近的汉代悬泉置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简牍帛书，这些简牍文书中，详细记载了过往人员的数量、身分、任务、去向等等，连外国宾客也不例外，同时还记载了这里人口的性质和种族。悬泉置文书中提到了张掖的骊轩县，骊轩就是中国汉代对古罗马的称呼。据记载古罗马和波斯帝国曾经发生过激战，罗马战败后，罗马军团的一支部队不知下落。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怀疑，这支罗马军队可能流落到了今天甘肃永昌市的骊轩县，也就是汉代的罗马城。不管这个传说是否真实，在历史上，河西走廊确实是一个民族迁徙的十字口路，民族交融的大熔炉。在这样一个古代民族轮番表演的大舞台上，曾经出现了许多的民族和民族政权。今天的裕固族人，如果追溯到他的族源，就能生动地说明这一点。裕固族的先民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丁零、四世纪的铁勒和袁纥。其实在这个民族的血缘中还融合了从公元初以来，在河西走廊上十分活跃的突厥、吐谷浑、吐蕃、羌、蒙古等许多草原民族的文化。
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国经过长期的经营，占据了东近黄河，西接玉门的广大地区，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是西夏重要的战略后方和经贸基地，可以说，没有河西走廊就不可能有西夏延续近两百年的统治历史，今天武威文庙内两块珍贵的西夏文碑，正是西夏文和汉文的结合。它和张掖大佛寺精美的释迦牟尼卧像一样，都反映出河西走廊曾经是西夏文化繁荣的地方。丝绸之路是一条历史走廊，在这条风雨古道上，两千多年来，几乎所有的西北民族都曾经出现过。可以说没有丝绸之路就没有西北民族的凝聚，我们今天研究西北民族的族源，几乎都可以找到他们连接着丝绸之路的血脉。河西走廊的石窟艺术也长期牵动着人们的丝路情结。河西石窟源起于遥远的古印度，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提倡佛教，定都犍陀罗的贵霜帝国，开始以西方艺术手法表现佛教内容。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传入中国，犍陀罗艺术也随之遍布丝绸之路。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上的兵家必争之地，为了保护丝绸之路的安全、抵御匈奴的入侵，汉朝在河西走廊修建了一系列军事设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修筑长城，后来的人把这段长城叫做汉长城。
两千多年来，共有二十多个诸侯国和王朝修筑过长城，而大规模修筑，主要集中在秦汉明三代，其中汉长城最长，汉长城是汉武帝开辟河西走廊后，为保证丝绸之路的安全而修筑的，在这里我们也叫它河西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