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对待政府关系一直持一种很怪的态度，一方面绝不得罪，另一方面也不刻意接近。即便从外面来看，联想和政府的关系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最明显的一次是2002年1月8日江泽民总书记访问联想集团上地总部，后来又去了清河毛纺厂。在当天的新闻联播节目中，镜头里播放的是联想总部的镜头，柳总、元庆在迎接江总书记，可是播音词里一句联想都没提，只是说江泽民总书记参观了一家高科技企业。倒是对去清河毛纺厂如何关心困难职工大肆宣传了一番，联想毕竟是中国IT业的龙头企业，为什么都不能提一句呢？另一件事似乎也在进一步印证这个问题：2002年年底，在中共十六大上，有两个人物在十六大代表中出现，引起企业界强烈关注，一位是海尔的掌门人张瑞敏，另一位是TCL掌门人李东生。而作为中国IT龙头企业掌门人柳传志却与此无缘。不能说联想的政府工作没有闪光点，2001年11月25日，全国企业管理信息化工作现场会在北京上地的联想总部召开，吴邦国副总理到会，联想总裁杨元庆向坐在主席台下面的上百家国营大企业的老板正式介绍联想信息化的建设经验。这是联想多年政府工作最出彩的一笔。可惜这个势能没有继续扩大，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对联想的一些基本看法。
联想与政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公司成立初期，那时正是改革开放轰轰烈烈的时候。当时在中关村最火的是“两海两通”，联想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公司，如果那时说到电脑公司，首先人们会想到长城。长城公司脱胎于原电子部，是电子部直属企业，公司掌门人王之就是原电子部的官员。那时国家是倾全力扶持长城公司的，能给的优惠政策都给了。而联想是起源于中科院计算所，起步时完全靠自己打拼，略有一些规模后也只是得到中科院的一些政策支持，与电子部直属企业根本无法抗衡。也是长城自己不够争气，在国家这样大力度支持下，没能保住IT老大的位置，在1996年被联想一举拿下全国市场排名第一的位置，那以后就再也没掉下来过。也是在联想连年夺得中国市场第一以后，政府开始对联想刮目相看，各个部门开始比较多地与联想接触，开始给予更多的政府支持，媒体也开始大量报道联想的发展情况。但不知为什么，联想与政府的关系始终没有达到特别好的程度。
我们先从媒体的一些报道来看看柳传志的思路。据《经济观察报》2003年4月22日的报道，有这样一段话：
联想是1984年注册成立的，到现在不到二十年，但是能达到目前的这个状况，柳传志克服了大量的困难、挫折。第一关就是跟政府打交道。按柳传志的观点，在现在的体制下跟政府打交道，企业家需要不等待、不埋怨、不发牢骚，而是自己去克服政府这个障碍。我们的企业在双轨制的夹缝中，一方面按照市场的要求运作，应对竞争对手，另一方面政府体制却束缚企业的行动。所以很多企业家跟我说：“遇到绿灯快速走，遇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摸着走。”遇到我们政府的政策对他有利要赶快走，这叫抓住机遇；而遇到红灯，很多企业家绕着走。你要不走就是等死，你要绕着走，走出自己的光明路来。
在2002年年底，由“中国企业家”主持的“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柳传志发表了一些言论有助于我们了解他对政府问题的思路。
当时企业生存环境怎样恶劣呢？简单说一句，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分两种：一种叫计划内企业，一种叫计划外企业。计划内企业是政府要办的事，计划外企业是政府没有考虑，不是政府组织要办的企业，比如民营企业。我们这个企业是中国科学院的企业，政府也没有叫科学院办企业，所以也是计划外的。计划内的企业政府给你生产批文，另外给了你进出口的批文，因为很多元器件要进口。另外还给了你进口外汇额度，有这个额度和没有这个额度其美元和人民币的比价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在1984年前后，一美元如果有额度的话，换两元多人民币，没有额度的话就要换六七元人民币。因此，这里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公平的竞争。联想走“贸工技”，1984—1988年我们了解市场后，我们想自己设计机器、卖机器，但在政府拿不到批文，政府说国家已有这么多生产线为什么还要给你们生产线呢？所以我们拿不到批文。一方面我们在香港办了一个联想，另一方面在国内花钱买批文。因此出现这样的情况，计划内的企业可以卖批文、卖额度，计划外的企业要去买批文，这种不公平竞争情况非常清楚。当时还有一个恶劣环境，明显的是立法、执法不一致。所立的法律一条一条地应该执行，但实际上没有执行，哪条想执行的时候就执行，比如海关。在当时，海关规定走私多少钱要坐牢乃至枪毙。但大家知道沿海省份都有进出口公司，军队也在办进出口公司，但海关没管。而市面上的元器件都是走私的，我们做还是不做？让我们这个好好的企业非常为难。而且当年还有海关大检查、税务大检查，我就对这个大检查特别反感。为什么呢？因为一检查的时候，下层的人员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因为大检查是特殊时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你捡了钱没交，可能被抓去，但真正的杀人、放火却可以不查。当时的立法、执法就是这样的情况……
到了今天大家回想一下，我觉得大部分问题基本解决了，还有一些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像批文问题、人民币和外汇对接的问题。所以我感觉自己鸡蛋孵小鸡的温度应该是39度左右，我1984年办企业的时候温度是42度，生命力极强的小鸡才能孵出来，大批的鸡蛋孵不出小鸡。现在的温度是39.5度，但已经好得很了，所以大批的鸡蛋都可以孵出小鸡来。我觉得做成这件事国家也是很不容易的。
从柳总的话，我们不难看出，联想在早期发展时期，吃了不少政府批文的苦头，深感没有政府的支持，发展很不容易。而在发展起来以后，好像有另一种心态：没有政府的支持又怎样，我们还不是发展起来了？据我分析，这种心态为联想如何对待政府关系定下了调。
在老一代联想人心目中，对政府肯定存在一种心态：联想是属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另类。他们在政府基本没有支持的情况下，完全靠市场运作打拼出来了。所以难免对政府的态度会有所保留，而且这种基调是完全传承下来了。如果说老一代联想人至少还知道政府的厉害的话，那到杨元庆这代则又有不同。我在与元庆共事的几年中，很多事涉及政府关系，多次直接听到他的观点。首先感觉基调还是柳总总结的那些，其次元庆更加务实，对政府的看法更实际，他需要政府能给予联想实际的支持。一般来说，他肯定是比较看重直接与企业有关的那些政府部门，比如：中科院、信息产业部、科技部等。有一次，他突然通知我跟他一起去见前中科院院长、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光召，讨论是否能承接国家科研项目的问题。这使我感到吃惊和突然，因为在联想的历史上，还从未参与过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呢，现在突然讨论这个问题，确实感到一头雾水。路上在车里，元庆谈了一些他的想法。总的意思是我们要改变一些做法，争取去承接一些像“863”、“973”等国家科研项目，这样一是提高品牌形象，二是争取国家的经费，三是切实为联想的技术注入能量。到会场一看，与会者除了周光召委员长外，还有现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科技界著名专家汪成为等。那是一个非正式会议，基本上是元庆表态愿意积极参与国家有关科研项目，各位领导很支持并欣赏联想的想法，也表示今后的国家课题要考虑让联想这样有实力的企业参与等等。从那以后，联想研究院还真与其他单位一起，承接了少量“863”项目。从此事感到，元庆是重视这类实实在在的政府关系的。至于比较虚的关系应该是看得不重的。
其实联想以前在承接国家科研项目方面也不是没做过，而是吃了一些苦头才显得比较慎重的。后来在联想内部形成一些观念，比如说：国家的钱不好拿，拿了以后就要应付各种检查、审查，甚至审计等等，还要不断地提供各种报告、数据等，是费力不讨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联想基本不太承接国家项目了，直到2002年，这种情况得到了改观。那时，我在产品链管理部分管专利管理工作和对外合作工作，对外合作中一个主要工作就是政府工作。那时我们的指导思想已经非常明确：全方位打开思路，打破条条框框，坚决争取各种政府项目，能拿多少就是多少。记得当时有个明确的想法：我们辛辛苦苦地生产电脑，做了成千上万台，才有那一点利润。为什么不去争取国家的资助呢？至少对联想来说那就是“纯利”啊。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当年确实争取到了多个国家大型项目，像移动通信一个项目就有近千万元的资金。那一年总共争取到了2000多万元的国家资金，比起以往至多100万～200万元的资金，确实创造了联想历史性的记录。通过这件事联想也首次尝到了做政府工作的甜头。但是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些资金比起一些企业来还只是零头。像华为、中兴、大唐等企业每年可能有上亿元数量级的国家投入，那些大型手机厂商也能拿到千万元数量级的经费。政府资助企业项目其实只是政府工作的一个侧面，但它确实反映了政府的一些态度。在我们“觉悟”后打政府关系时，一些政府官员明显地用嘲讽的口气说：你们联想不是看不上我们这点钱吗？你们多牛啊？我们只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
据我们了解，中国的一些大企业，无一不是重视政府关系的，而且全是“一把手工程”。前文提到的张瑞敏、李东生都是经常往北京跑，与各个政府部门打交道。TCL驻京办事处就是一个政府关系部，它的主任据说是前信息产业部司局级退休官员，专门为李东生打点中央各部委的关系，这种工作的力度所出的结果可想而知。在2002年，曾经在业界非常有名的公司——春兰集团，在媒体上相当红火了一阵。记得当时搜狐网站上辟有一个专栏区，每天发表有关春兰的消息。中央的历届主要领导，似乎都到春兰参观过。至少证明他们的政府关系是做得相当成功的。
联想与政府关系的微妙除了历史原因外，还有其他原因。据说在朱基政府期间，曾经暗示联想应该帮助政府多做些实事，比如兼并一些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等，但遭到了联想的拒绝。但这些事仍然不是政府不喜欢联想的真正原因，这个原因从未有人明说过，也没有被媒体报道过，但是根据种种迹象分析，应该不难看出来，政府对联想的最大不满应该是：联想没有在核心技术领域，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做出真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来。这件事我们内部人知道，无论柳总还是杨元庆都是不能认同的，他们都在不同场合流露过这层意思，即不能为了取悦政府，就放弃自己的经营指导思想。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是认知上的分歧，也有些误解在里面。政府方面考虑，既然联想是中国IT龙头企业，就应该为民族企业振兴多做些工作，特别是要在核心技术领域，为中国人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做些实质性贡献。而联想方面也很清楚，既然选择了“贸工技”路线，就要全力先把规模做上去，把企业的实力做大，再谈核心技术问题。其实说到底仍然是联想的“老根问题”——“贸工技”还是“技工贸”。政府显然欣赏那些技术驱动型的企业，从他们一贯大力宣传的方向看，这是太清楚不过了。当年的“女娲”对阵“维纳斯”，后来对国产Linux，以及对一批“中国芯”的支持，都表达了政府对中国企业尽快掌握核心技术的热切心情。再看政府对海尔、春兰的宣传，都是强调他们在自主知识产权方面做得如何好。对华为、中兴、大唐的支持当然也是打着支持民族产业的旗号。政府显然不满联想太过于“拿来主义”的做法，不做核心技术。这个核心症结搞清楚了，就不难理解政府对联想的那些“奇怪”的态度了。
公正地说，两边的看法都有些偏激。对政府来说，不应该指望一个纯粹靠市场运作起家的企业，真的扛起“民族工业”的大旗，大搞所谓“核心技术”。这样的结果很可能是“核心技术”没搞出来，这个企业已经垮了。其实近两年，政府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已经有了突破性的变化，特别是在汽车制造业上，已经不再强调一定要“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才支持，而是只要是合资企业，政府都给予支持。政府已经意识到：全球经济已经成为一盘棋，且不是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了，你愿意或不愿意都不得不在既定的链条上转动。其实对于IT产业也是同样道理，大的格局已经基本定局，中国企业在这个产业链中也有自己的既定位置，一般是难以变动的，除非有特别的举措，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于联想来说，利用自己的市场运作特长，专心发展自己的业务，把规模做大是无可非议的。这时有两个方向必须要想清楚，要么彻底放弃技术路线，不要说“贸工技”，也不要说什么“高科技联想”，就老老实实地走市场运作，顶多是供应链运作的路子。Dell就是这个路子，作成世界最大，谁能说出什么？要么就是真做技术，那就得有“不成功则成仁”的精神，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态度。华为的任正非就是凭这样的劲头闯出来的。最怕的是号称怎样怎样，可实际并不是那么回事，这是联想最大的问题所在。
另外，对于“核心技术”，可能双方的认知是有偏差的。政府把“核心技术”基本定位在OS和CPU，谁做这个就支持谁，其实我认为，除了OS和CPU，还有很多部件级技术也是核心技术，像显示技术（LCD/PDP/OLED）、硬盘技术、新激光技术（如蓝色激光）、闪存技术等，掌握了哪一样技术，都是了不起的核心技术。联想也狭义地随着政府的认知来认为，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那么认为，还是策略性地认为，总之是坚决不做那种“核心技术”，这在柳总的很多讲话里都是一再申明的。这里存在两个偏差，一是即便不做CPU，也不代表不做芯片或者芯片设计吧；二是即便不做芯片，也可以做其他部件级技术。其实放眼看一下国际大企业，除了英特尔和微软在做OS和CPU，其他像IBM、Sony、Sumsong，哪个做OS和CPU了？可谁能认为这些公司不是技术型企业呢？
总之，由于种种原因，联想在政府关系方面始终处于非常微妙的境地中，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究其根本原因，是双方没能有效沟通和理解所致。但联想对政府关系不够重视是事实，很多年都没有专门的部门做政府工作，只是到了2002年才成立了政府事务部，一直是三四个人工作，这些人在白慧敏的领导下，工作非常努力。可是，这种工作力度是不能满足一个大企业对政府开展工作的。这些也是导致联想多年来开展政府工作层次不够高、工作不够深入不够细致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