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初年，百业待兴，外患未绝而内忧又起。这一时期的朱元璋对旧地主势力采取了铁腕政策。他先是以绝对皇权清除了不合作势力，接着以恢复人口和开拓土地为主要目标富民强国。对于民间敌对势力的相互勾结，他采取区域分割法，在短时间内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肃清巨室
洪武初期，朝中大部分臣僚都出身贫民，所以他们多数人都曾亲身经历过地主的压迫。然而在朱元璋起兵初期，军事力量不够强大，在亲眼看到了以农民为主的小明王是如何被地主队伍打垮后，朱元璋为了成就大业，不得不听取谋士们的建议，向地主们低头，利用他们的财力和人力为自己服务。
这种既怕又恨的心理，竟然使朱元璋对地主们产生了一种很微妙的心态。一方面，他充分利用地主们的财力和社会影响力，任命他们为各级官员，负责征收民间的租粮，为国家办事。元朝末年长期的战乱使得各地学校被迫停办，文人减少，许多文官职位出现了空缺。一部分读书人畏惧朱元璋的暴政，不肯出来做官。朱元璋想尽办法，也召不来足够的人才，只好先找一批有文化的地主来担任官职。这样一来，旧地主做了新朝廷的官员，新生的贵族、官僚们又成了新地主，从而形成了新的统治集团。
另一方面，朱元璋利用一些残酷手段，对付那些不肯与朝廷合作的旧地主。最常见的就是强迫这些人迁徙，使其离开原有的土地，集中到山东、山西等地，以消除他们的地方势力。再有就是利用酷刑，假借政治案件，株连牵扯，把不顺从的地主灭门抄家，甚至一个地方皂吏的逃亡，被抄家灭族的就有几百户之多。
那些被抄没的地主家宅、田地和其他财产，全被归为国有，充入国库，在皇帝需要的时候，赏赐给新贵族、新官僚们。这种大面积的屠杀手段很起作用，新的大明王朝在这种手段的施行下，迅速地改变了土地持有人。那些不听话的旧地主受到持续打压，饱受皇恩的新地主势力受到保护，用以稳固皇帝的统治地位。据可靠史料记载，在洪武时期前后共三十一年中，浙东浙西的老一辈豪族巨室几乎完全被肃清了。
土地与人口的恢复
为了尽快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恢复人口、开拓土地，朱元璋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普查和土地丈量。在此之前的六百多年里，土地普查工作只是根据各地方土地簿籍上的数字统计之后进行上报，根本没有经过实际的丈量，而真实的土地情况往往是有半数以上没有记录在簿，地主们这么做是为了逃避朝廷的租税。即便是记录在簿的半数土地中，还有半数的土地面积与其应该担负的租税严重不符，这对那些小户来说是极不公平的。这样统计出来的结果，变成了地主的负担全部转嫁给了农户，地越多交租越少，地越少交租越多，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使富的更富、穷的更穷了。除此之外，朝廷所掌握的土地簿籍根本不是全部的簿籍，很大一部分都因战乱而丢失了，最终土地普查出来的数据其真实程度很令人怀疑。
洪武年间派官员深入基层对土地进行丈量，那些逃税的土地重又登记在簿，大大增加了国家税收。全国的所有土地，均按照田亩面积编列字号，标注田主姓名，装订成册，名为鱼鳞图册，然后再由朝廷根据全国耕地总面积制定赋税标准。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耕地总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夏秋两季税收麦四百七十余万石，米二千四百七十余万石，与元代全国岁收粮数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余石相比，足足增加了一倍半还多。
土地的重新丈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人口普查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户部根据全国人口总数编写了赋役黄册，依照户口编成里甲，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从一里中推选出家中人口多、粮食足的地主十户做里长，余出百户分做十甲，每一甲为十户，并设立一个甲首。每年轮选一户里长、甲首，用来管理一里一甲的事务，先后轮换的次序根据家中人口与粮食的多少来安排。每甲服役一年，有九年的休息时间。每十年，地方官再以丁粮的变化重新统计编定黄册，这样就不会使黄册记录的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统计，全国有一千六百五十万二千六百八十户，总人口有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人，与元世祖时期的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一户，人口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七人相比，明朝洪武年间户增加了四百四十万，人口增加了七百万。
地主们的利益
朝廷分派了大批的官员到全国各地进行土地丈量，制定赋税，详细记录各等土地的区别，凡置卖田地者都必须先到官府进行登记，这样就免去了贫民产权税的弊端，另有十年一次的劳役，大家轮流得到了休息。从表面上来看，似乎这一切都是在为穷人着想，其实还是站在地主一方，穷人得不到什么好处。
洪武十二年（1379），明朝政府又发布新令，连在学的学生及有学生的家庭也完全优免了劳役。这样一来，把那些不用交租税、豁免差役的人排除在外，所剩下的就完全是读不起书、考不起学的自耕农和贫农了。他们不仅要负担自己的那一份租税、劳役，就连地主们被免除的那份也要负担起来。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让户部出榜通告两浙及江西的百姓，告诉百姓承担田赋劳役是对国家应该尽的义务，在这样的义务下，安分守己地过好日子，父母妻子才会得以保全，家族才会昌盛，自身才会富裕，这样才是忠孝仁义之民。否则，就是国法不容。通告中还劝说这一地区百姓应该向中原的百姓学习，乖乖地交税役，这样才不辜负国家。只有如此才能上下相安，大家共享太平之福。
此时的朱元璋已不是刚刚参加红巾军时的朱元璋了，他从身边的儒生身上学会了地主那一套，拿出手段来剥削百姓，让百姓们乖乖地为他的统治集团服务。
严密禁锢
里甲这层组织的主要用途从表面上来看是用来组织百姓的，其实却是全国性的监视机构，他们担负着严密查访并逮捕危害大明统治者的人的任务。朱元璋充分利用了古时候的传、过所、公凭这一套制度，制定了地区性强的路引，也就是一种离开家乡时需要出示的类似于介绍信样的证明。从法律上规定不论是军队还是百姓，只要出了自己的地界，都要检查路引，如果拿不出路引，就必须抓捕到衙门。如果有人检举确实属实，将会得到官府的奖赏；如果有人包庇，与案犯同罪。全国各地重要地段都设立了巡检司，专门用来盘查来往的奸细、贩卖私盐者、逃囚或是可疑的人。
没有路引的人被抓后，也有明确的处罚，小到八十杖刑，大到绞刑。这样一套制度，将每人的行动范围划分得非常清楚，无形中给每个地区加了道铜墙铁壁，百姓被严密地圈禁起来了。路引的领取是要经过地方官的批准的，如果地方官不肯发放路引，便会被禁锢在这块百里左右的土地上。但是国家这么大，要监视全国的人民，只依靠巡检司是远远不够的。里甲这级组织，于是又被赋予了辅助巡检司的职责。洪武十九年（1386），朱元璋又想出个让百姓相互监视的主意，并且发布了与此相关的两道手令。第一道手令主要讲的是里甲邻里之间的连坐法，即一里之中有人犯法，举报为无罪，否则全部有包庇之罪。第二道手令是对旅店检查的规定，再三警示，要把里甲和路引的制度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体系。这种做法不但把百姓圈禁在百里之内，而且还用法律和手令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朝廷的代表，均有执行调查、监视、告发和逮捕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