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朝史书中，《元史》是最具特色的一部。《元史》的修撰，不但要有强于文字运用的编修者，还需要有精通两种蒙古文字的翻译人才。即便如此，资料中蒙古姓氏的特点和文化的差异，仍然造成了《元史》的诸多错误，也正因为这些错误的存在，才让后人在看到元朝历史的同时，还能看到洪武年间文化思想的主流。
丰富的参考资料
洪武元年（1368），明军主帅徐达、常遇春率北伐大军攻克大都，元朝成为历史。朱元璋接到消息后，立刻下令进行《元史》的编修工作。第二年，以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以大学士宋濂、王祎为总裁，加上赵埙等十六人，于南京天界寺，开始了《元史》的正式编修工作，前后仅用了一百八十八天，便完成了一百五十九卷之多的《元史》。
明军攻克元大都之后，发现了许多有关元朝历史的宝贵资料。徐达从元大都缴获的元代“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成为了编修《元史》的基础。为求确实，朱元璋又派欧阳佑等人亲自前往北平（即元大都）搜集元顺帝一朝的史料，之后，又于洪武三年（1370）重新开设史局，除了之前的大部分编史成员外，另召朱右等十四人参加，耗时一百四十三天，完成了五十三卷的续修工作。之后将前后两史合并，以本纪、志、表、列传排列后，共得二百一十卷，编撰工作共历时三百三十一天。
元朝是由蒙古族这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建立的。蒙古族最初兴起于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东，后来渐渐散布在广阔的蒙古草原上。成吉思汗以前，蒙古人并没有自己的文字，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借用了畏兀儿文字来记录蒙古语，创制了以畏兀儿文字为基础的蒙古文。成吉思汗收服蒙古各部后，文化上开始形成了统一。到忽必烈时期，国师八思巴参照藏文字母，发明了蒙古新的文字，得到官方肯定并加以推广。直到新蒙古文问世以后，忽必烈之前的元朝历史，才被追述上去，这一部分历史相对比较简略，也存在一些错误。
元太宗（窝阔台）到元宪宗（蒙哥）时期，编成了元朝自己的史书《元朝秘史》，都是用畏兀儿文字写成。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设置了翰林国史院，开始用新的蒙古文纂辑国史。专职机构的设立，使元朝除了顺帝“实录”部分没有完成外，其他几位元朝皇帝都有很完整的“实录”，为编修《元史》提供了主要依据。元朝的丰富典章制度史和史料杂著都是编修《元史》的材料来源，原始史料如此全面丰富，这是前朝各代没有过的。
纪传体的断代史书
洪武三年（1370）七月，《元史》二次成书，共二百一十卷。这是一部包括了纪、传、表、志的纪传体断代史书，其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记载了从泰和六年（1206）铁木真建立大元帝国根基，称成吉思汗，到元顺帝卒于洪武三年（1370），共一百六十五年的历史。
《元史》本纪记载最为详尽的要属《世祖本纪》，共有十四卷之多，占《元史》本纪总篇幅的三分之一，其次是《顺帝本纪》，也有十卷之多，主要原因是这两位元朝皇帝在位时间相对都较长，原始史料也因此而丰富。根据材料的多少来定每位皇帝的篇幅，充分体现了编修人员实事求是的精神。
《元史》中的志书是对元朝典章制度详细的记述，包含有大量珍贵的历史材料，其中以《天文志》、《历志》、《地理志》、《河渠志》四志的材料最为珍贵。《天文志》中吸取了郭守敬这位元代杰出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历志》主要是以元代历算家李谦的《授时历议》、郭守敬的《授时历经》为基础编撰而成。《地理志》是以《大元一统志》为依据。《河渠志》是以《海运纪原》、《河防通议》等书为基础编撰而成。如今《大元一统志》等书早已散佚多年，《元史》志书中所保存下来的这些书籍内容，成为了非常有价值的史学材料。
《元史》中列传的部分被分成十四种，多数是沿用前朝的史书，仅有《释老》一传是《元史》的创新。《释老》的主要内容是对宗教方面的记载，从中可以了解元朝时期的宗教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以及发展概况。列传中以《儒学》、《列女》、《孝友》、《忠义》四种记录人物最多。《元史》列传中叙述的事件，多有详细的年、月、日，这是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更增加了其参考价值。
《元史》以其整齐的纲列、浅显易懂的文字，体现出朱元璋要求文学著作通俗易懂的特点，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史书。
史实上的错误
虽然《元史》材料丰富、全面，但因为编纂时间距离元朝灭亡只有一两年，当时元朝的很多史料并没有及时获得，如大将常遇春俘获的元顺帝北逃时带去的大量史料。因为在洪武三年（1370）七月，《元史》已经完成了二次编修，所以常遇春带回来的这些史料就来不及引用了。还有一点原因，是因为当时资料多是畏兀儿文字和以藏字为基础新创造出来的蒙古文，很多参与《元史》编修的明朝学士读不懂或认不全这两种蒙古文字，加上多数人没有考订的经验，造成了《元史》中存在着不少失误之处。比如有的应该立传的却没有立传，就连一些元朝开国勋臣的传记也有的被缺漏了。有的因蒙古姓名的特点误作两人，为一人立了两传，再加上那些史实错误以及音译不统一等问题，失误数不胜数。这样就导致了后世人在读《元史》的时候，还要参考《元朝秘史》和《新元史》等典籍。
再有就是《元史》编修过于急躁，而且又出自二十几人之手，谬误之多，历来受到史学界学者们的非议，他们指出的最主要问题是资料随得随抄，重复层出，欠缺剪裁。通过阅读《元史》，很明显可以看出在编修过程中彼此没有互对，参考材料也不相同，前后矛盾的地方层出不穷，一事再书、一人两传、译名不同的情况比比皆是。史文翻译改编工作也有很多疏漏，有的翻译竟然与原意完全相反，根据案牍编修的宰相年表，只是删掉了官衔而不深加考订，以致有姓无名。
列传部分，直接照抄人家的碑志、家传之类的文字，取舍失当，主次难辨。其中改写纪年的干支，居然出现误推出一甲子六十年的情况，这让史料的时间完全错位。在参考材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在改写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更多，如太祖、太宗两帝相互移位，宪宗、世祖两帝相互移位，儿子成老子，老子反倒成了儿子。
再有，编撰者对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不熟，如宋朝时期，各州另有军号、郡名，在《地理志》中，却写成某州改为某军、某郡。诸如此类的问题层出不穷，《元史》的修撰者们因此常被后人拿来嘲笑，说他们是“草泽腐儒，不谙掌故”。
与众不同的价值
虽然《元史》有很多错误的地方，但是它却比某些正史的史料具有更高的研究价值。
首先，许多元代史籍，如“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如今都已失传，其部分内容却因《元史》的摘录而保存下来。
其次，《元史》编写操之过急，开国第三年就已完成了第二次编修，正因为这样，修撰者没有依照修史的惯例，保留了那些儒家学者认为不屑一提的史实。
第三，《元史》中的本纪和志占去了全史的一半篇幅，本纪就占去了全书的四分之一，在这一点上，被后人批评为不合旧制。不知削减的《文宗纪》，竟然一年一卷，这种做法，也许对整部史书的纲例有些影响，但从保存失传史料这方面来看，却是很有意义的做法。列传部分中，由于元朝史库的资料并不是很完整，修史者常用当时古人的碑传作为参考资料。这些碑传多是评述元朝文人的内容，然而对一些蒙古名臣却没有收录，这就是《元史》中列传部分的文人详于元朝将相大臣的主要原因。如元朝丞相的列表有五十九人，这五十九人当中，立传的还不到一半。太祖诸多皇弟、诸多皇子中仅有两人有传，而太宗以后的皇子无一人有传，由此可见那些蒙古人、色目人有一半已经没有任何史料可以参考了，后世人只能在《元史》中看到关于他们的简述。
有人批评说佛事和游皇城的礼乐不应该立书建志，这样做不合乎写史的惯例，《元史》却保留了这些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是根据元代实际情况保存下来的最可靠的元朝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