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妹妹唐宅秀靠贷金才读上中学。（后来解放了，这些贷金也就不用还了。）
熊明谦为了生存，也离开了武昌艺专，去了一所中学教书。直到解放后的1956年，才又返回美院。
我曾问她，她还画不画画了。她说，“很少画了，从江津时期开始就很少画了，那时的主要原因是绘画材料缺乏，也就没有了成名成家的思想，再后来长期教中学，回美院后主要从事教务管理工作，当教务科长，一直到1981年退休，所以也很少画了。再就是“眼高手底”——一般的画看不上，但自己来画又画不好了，所以就不画了。这是知识分子的缺点。加上孩子们（指小禾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在画了，我就搞后勤。比如以前小禾两口子出国两年，两个孩子都是在我这里带。”
武昌艺专也还在艰难地办下去，由于唐氏兄弟一贯以进步思想领导学校，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召学生，武昌艺专的革命校风仍继续得到发扬。1946年，在校的进步学生成立了学生会，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活动，用文艺和木刻形式在校出版“墙报”，揭露反动统治的罪行，在民办的《中华人报》上，常有同学们抨击反动派的诗歌文章。1947年1月，学生会发动了“武汉大专院校学生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暴行的反蒋反美****示威游行”，掀起了学生运动在武汉三镇的蓬勃开展。
在这样的斗争中，终于迎来了武汉的解放。
解放后，武昌艺专结束了它作为私立学校的历史，被中原大学接管。在后来的年代里，有着许多的变化，音专与美专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现在的湖北美术学院，该是分而合、合而分的一种结果吧。
武昌艺专，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名词。
武昌艺专的历史，也是唐氏兄弟的奋斗史。
正如陈克环所说：“唐氏兄弟在他们的一生中，默默地，但坚毅地，卫护了我国传统所珍视的艺术家的清风傲骨，以及教育家忘我为人的精神。他们刻苦克己到把自己的生活降低到仅足以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却将无限的爱心和教诲丰富了无数人的生命。”
八爷唐义慧曾在八十年代后期在她写的回忆大哥、五哥的材料中列下一个名单，这个名单里列的人都是武昌艺专毕业的佼佼者：
有为革命做出贡献的共产党员：如已故原****中央******部长张执一、在对敌斗争中光荣献身的李必超烈士，中国文联常务副主席、著名画家尹瘦石，解放军日报艺术编辑唐平铸，领导全国报告文学活动的作家黄钢……
有不少在全国各艺术院校任领导骨干的，如在湖北艺术学院就有院长杨立光、原院长林路，原附中校长龙发济，声乐系主任蒋箴予、美术系主任刘依闻和副主任刘正德、工艺美术系主任张朗、中国美术史教授阮璞……在其他院校，也有不少领导干部和学术带头人，如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金维若、原浙江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李家桢、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刘国枢、四川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主任刘一层、广州美术学院素描教研室主任周大集、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陆华柏、江西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刘天浪、江西陶瓷学院林宁、贵州师范学院孟光涛……
还有的活跃于画坛，负有盛名，如西安专业国画家康师尧、四川专业版画家傅文淑、武汉专业国画家邓少峰、湖北专业油画家程白舟、水彩画家魏正起、国画家汤文选……
还有台湾著名画家郭道正。等等。
这些人，大都传承着唐氏兄弟为艺术奋斗的精神，向世界向人类传播着真善美。
唐氏兄弟九泉有知，当为此感到莫大的欣慰矣！
人民的艺术家，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1957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唐一禾画集》，由郭沫若题字，陆定一作序。还有一部分作品为中国美术馆收藏。
熊明谦姥姥与我谈起这次出版画册的事，她说本来还请了徐悲鸿先生为画册写序，那是1951年的事，徐的序写在宣纸上，很长，并给了出版社，但画册过了几年才出版，陆定一、徐悲鸿的序在出版社被弄丢了。而外公陆定一写的序幸好熊姥姥抄录了一份，所以保存了下来。外公的序是从政治角度写的，徐悲鸿的序是从艺术角度写的。徐的序丢失后，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为此还找了郭沫若先生，想请他为画册补写一个序。郭沫若说，有陆定一同志的序就行了。他为画册题了书名。
外公陆定一的序也是写于1951年，熊姥姥到北京找到他，他当晚安排她到怀仁堂看晚会的演出，自己即关起门来连夜把序赶写了出来。
他在序中写道：
“唐先生是我国很有天才的油画家之一，尤其是他的素描，极受推崇。但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他的遭遇，也同一切有天才的艺术家一样，真是惨极了……
困难的环境，考验了人们的品质，显出唐先生是爱国的艺术家。唐先生的画，是歌颂抗日的，尤其难得的是，他的很多素描和油画，表现了对祖国对劳动人民的热爱。现在我们读了他的《村妇》、《穷人》、《女游击队员》、《七.七的号角》（画稿）、《胜利与和平》，可以看出唐先生对于劳动人民，是如何骄傲地热情地加以表现。另一方面，唐先生对于民族的敌人和人民的敌人，是不肯卑躬屈节的，他曾拒绝替战犯宋美龄画像的邀请，他说，‘我的画是要传的，我画的人也应该要能传的’。要记住，他这样做，还是在抗日战争的初期，那时，甚至在共产党里都出现过少数投降主义者，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动摇了自己的立场……
唐先生可惜去世太早，国民党反动统治把这样人才埋没了，糟蹋了。据说，唐先生曾经计划，要在抗战胜利之后画很多油画，并已为收集了题材，这个计划当然不能实现了。唐先生去世仅三十九岁，如果现在他还在世，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与成长，那该是多么好呀！
现在把唐先生的遗作刊印出来，这表现了人民的中国对于爱国的艺术家的热爱。……”
唐氏兄弟的学生们，也在深深怀念着他们。
八爷对我讲起过这样两件感人的事：
一件是，原****中央******部长张执一，在去世前，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忍着自身的病痛，在高烧的间歇中支撑着写出了一篇《为人民做好事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回忆敬爱的唐义精校长》。
另一件是，台湾著名画家郭道正先生，自唐氏兄弟罹难后，数十年来，将他俩的灵牌一直和他父母的灵牌一道，放在他家祖宗牌位上，供奉至今。
即便是与唐氏兄弟交往过的许多人，竟也对他们念念不忘，每每想起，都亦动感伤怀。
我国著名诗人艾青，便是其中的一个。
我在小禾舅舅家里，见到了艾青写给他的一封信：
小禾同志：
你于1984年3月17日写的信，我已收到，湖北人民出版社拟出版唐一禾画选，我当然赞成，他的艺术是人民的财富。
一禾同志和我交往是在巴黎，经常在一起，约两年的时间。
抗日战争爆发，我曾在他哥哥主持的美专住过。记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是那时写的。
他们两兄弟不幸逝（世），我很悲哀，当时我在延安。
愿你继承父辈的事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
问候你的母亲。
艾青
一九八四、四月二日
艾青，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唐义精、唐一禾伸出了援助之手，收留了他，让他在武昌艺专住了下来，住了有两三个月，使他有个栖身之地，能有个温暖的居所，安静地写作，写下《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首诗我读过多遍，“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这反复在诗中咏叹着的诗句，我已烂熟在心，啊！难道它们就是在武昌艺专的校舍里写下的么？
熊姥姥告诉我，解放后，她到北京，艾青硬要请她吃烤鸭，她说干嘛破费呢，他说，我还有几个稿费嘛。或许，诗人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一种感激之情。
最为动人的场面是：唐一禾的画册出版后，唐小禾的儿子唐晖把画册面送艾青。诗人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他却紧紧执着唐晖——他的恩人的后代的手，久久不放，他的脑海里忆起了唐氏兄弟亲切的面容，他想起了那些苦难日子里与他们的交往，想到他们的不幸的早逝，诗人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竟然痛哭流涕……
这一方面体现了了诗人情感的真挚、浓郁，另一方面，不正体现了唐氏兄弟身上所表现出的人格力量之巨大么？！
还有一位是陈克环，当年随父逃难至江津，还是个十几岁的“黄毛丫头”，与武昌艺专师生混得烂熟，对唐氏兄弟亦了解颇深，从此对在江津这段日子无法在心中抹去。她后来成了作家，去了台湾，1975年，她在一份杂志上读到了郭道正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武昌艺专》，立即，如她自己所写，“‘武昌艺专’四个字顿时在我脑海里爆开了一阵火花，挑起不绝如缕的往事。”她赶紧通过杂志社转寄了一封信给郭道正先生，请他将武昌艺专在台北的校友的近况告知于她。不久，她便与武昌艺专的校友、在台北的画家徐莹女士取得了联系，并见了面，她们都已是祖母辈的人了，回忆起江津德感坝的日子，两人感慨万千。这一切，促使陈克环挥笔疾书，写下了洋洋数万言的回忆文章《记<；武昌艺专>；——唐粹庵、唐一禾兄弟的奋斗小史》。
她在文章的最后写道：“书写两位先生的往事至深夜，黯然推窗舒怀，但见星空宛然如昔，而在今日社会上价值观念倒置混乱的情况之下，我国艺术界和教育界清风亮节，广爱无私的精神，可谓已荡然无存，遂觉虽然时隔三十余年，二位先生独行苦斗之史实对于现代彷徨的人心，仍然具有启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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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唐义精、唐一禾两兄弟的一次隆重集会纪念，是在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