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3月24日，正是40年前唐氏兄弟遇难的日子，广州、上海、重庆、武汉、台北等地武昌艺专的校友和艺术界人士，集会举行纪念唐氏兄弟罹难40周年的活动。
在这之前，我的外公陆定一写了纪念文章《纪念唐义精、唐一禾遇难四十周年》，发表在3月15日的《光明日报》，他在文中写道：“他们是人民的艺术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他们过着清苦的生活，做着爱国的、同情革命的工作，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唐义精、唐一禾也是共产党所不能忘记的人。正因为有着千千万万这样的优秀儿女，或者轰轰烈烈地、或者默默无闻地坚持为革命为人民服务，俯首甘为孺子牛，中国革命才终于取得胜利。”
3月24日，在武汉，湖北艺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北分会联合主办了纪念会，湖北省的有关领导同志：省委科教部尤洪涛、省委宣传部顾问吕庆庚、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叙之、省文联党组书记周韶华，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陈东成等人出席了大会；老校友、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黄钢特地从北京赶到武汉参加大会，与武汉地区部分画家、部分艺专的老校友聚集一堂，以十分怀念的感情纪念唐氏兄弟。
湖北艺术学院副院长、美协湖北分会副主席杨立光主持会议，他追述了唐氏兄弟从事美术教育、进行创作活动及从事革命进步活动的事迹，高度评价了他们为我国艺术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会上，周韶华代表省文联、美协湖北分会讲了话，他说：“当我们走在平坦大路上的时候，不应忘记，路是从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当我们沐浴在灿烂阳光下的今天，不应忘记，是昔日最先点燃第一把火的人，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们带来了光明……创业维艰，创业者们功德无量，人民将永远怀念湖北美术教育事业的前驱者唐义精、唐一禾先生。”
熊明谦、黄钢也在会上讲了话。黄钢还建议湖北美术界成立唐一禾艺术研究会，并以该会的名义请有关方面与法国政府交涉，把唐一禾留在法国的大量原作复制回来，以供我们学习研究。
上海的纪念活动，聚集了浙江、上海等省市校友，召开纪念座谈会。座谈会开始之前，校友们来到黄浦江边，以鲜花一束投入江中，借以表达他们对两位先师的真挚悼念之情。校友李璐若还作诗一首：
鲜花一束投浦江，
流送川江慰冤魂，
遥念先师唐兄弟，
艺教育人画新春。
在座谈会上，校友们回忆、盛赞两位先师高风亮节，还建议要把两位唐先生和老校董蒋兰圃先生的遗像放大印制，分寄各地校友以作永久纪念。
重庆的纪念会在这天上午举行，地点在重庆解放碑附近的一个小礼堂，会场陈列了唐一禾画册中的作品几十幅。到会的校友共28人，邀请了来宾30余人。
校友们给湖北省美术界纪念两位唐先生遇难四十周年大会发去电文，电文如下：
楚天南山，襟带一江。难兄难弟，灼灼棣棠。高风彩笔，武艺之光。天若有情，曷竟同丧？！忽忽年，风雨难忘。阳春三月，桃李纷芳。馨香一瓣，遥奠两唐。呜呼噫嘻，伏维尚飨！
同一天，在宝岛台北市，在台的武昌艺专校友也举行了纪念活动。
1984年海峡两岸各地的纪念活动，特别是大陆四个城市校友、艺术界人士的集会纪念，给予了唐氏兄弟应有的极高的评价，这种纪念和评价，是真挚的，发自人们内心的。
而在这之前，在那些个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年头，也有个别人，向唐义精的历史泼过污水，使他死后还要蒙冤，使他的子女们受到牵连。
这一情况是我在李家桢口中了解到的。
1991年年底，因我的中篇纪实小说《外婆比我年轻》获浙江省“七一”征文一等奖，我应邀前往杭州参加颁奖大会。事先我从八爷那里了解到李家桢在浙江美术学院，趁这个机会，我前往拜访了他。
李老这时已离休，他在家里接待了我。
八爷曾告诉我，我的《外婆比我年轻》发表后，李老从八爷处得知，特意亲自到《江南》杂志编辑部购买了几本这期杂志，还寄了一本给八爷。我没想到，李老竟如此热诚地关注我们的这件家事。
他和老伴两个人在家，他的老伴身体不太好，寒喧一番后，他就让她到一个房间休息了，然后，他领我到另一个房间交谈。
在这个房间的墙上，我看到有一幅年轻女子的肖像素描，我们的谈话，就是从这幅肖像画开始的。
我好奇地问他：画中人是谁？画又是谁画的？
他告诉我：那是他的前妻，这幅画正是唐一禾画的。
这真是我意外的收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唐一禾所作的肖像素描真迹！我仔细看了好一阵，见上面还有题字：“友鸠同学纪念”。
李老以一种怀念的口吻告诉我，他的这位爱人叫张友鸠，安徽人，当时同在武昌艺专读书，是学校的党员学生之一。他俩在学校谈的恋爱。离校前，唐一禾为她画像留作纪念，画了两个钟头。后来他俩去了成都，想前往延安，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去成，只好暂时留在四川找工作。后又转辗于京、沪、杭三地在张执一同志领导下做地下工作，后来两人都被捕过，在南京坐过牢。张于1962年病逝。
李老回忆起了许多在武昌艺专时的事情：两位唐先生如何帮他解决困难，在经济上帮助他，在政治上保护他，遇到危险时让他退学，一年后又让他复学，等等。他谈到两位先生遇难后，与大家一起寻找和打捞尸体的情景，谈他如何为死后的两位先生化装整容，点长明灯，守灵。
他还告诉我说，安葬他们以后，他在帮助清理校长办公室时，发现在用铜锁锁着的一个书橱里，有一叠寄往江西瑞金“挂号邮件凭单”，还附有“汇款计数单”，估计很可能是他寄往他在江西牺牲的妹妹唐义贞烈士留下来的孩子的抚养户的。“现在知道，这个孩子就是你妈妈。他当时受骗了。”李老说，“但这样不定期地陆续不断地向瑞金寄钱的事，连他的家属们事先都不知道。这说明校长对革命后代的责任和关心。”
他还谈到：冼星海从重庆去延安，唐一禾特意去了重庆，为冼星海送行。
后来李老谈起了解放后有人向唐义精的历史泼污水的事。他的语气变得激愤起来。
泼什么样的污水呢——原来有人“揭发”说，唐义精是国民党员，还担任了国民党武昌艺专区党部主任委员，并说唐义精是“中统特务”。在那些不正常的年代里，有了这样的“名份”，人死了也要蒙冤挨批，而亲属们也因此受到牵连。
李老听说这些事情后非常气愤。1982年，他想到这些事，心绪不平，挥笔疾书，写了材料批驳这种污蔑不实之词，向校友们和有关组织寄发，要还校长以清白，为校长平反。
谈话间，李老还特意找出了当时写的材料底稿送我。我读到的是充满不平和愤慨的文字：
一个了解中国历史和当时现实情况的人，一定也会理解事情的真相。在抗战时候，尤其在皖南事变的前后，国民党为了控制各高等学校，在各校设立区党部，还规定必须由学校负责人担任主任委员。为了学校的存在，他不能不成立区党部；为了他能立足于学校，他不能不担任这反动职务；为了进步的同学和纯洁的青年不受迫害，他也不能不担任。如果他没有担任，后果就很难设想，情况也就不是这样了。事实上当时的确有人想干，想把“主任委员”抓到手上，他却使其没有如愿，而使自己含垢忍辱地干这一种并不光彩的职务，他到底为什么呢？他的用意难道不清楚吗？就我对他的了解，以我的身受体会，我完全相信他那苦心孤诣的心情。如果有人不同意这看法，可以拿事实来否定我们对他的盖棺论定。如果说他是什么“中统特务”，我就要问“中统特务”是干什么的呢？不难理解，特务就是要和中国共产党势不两立；进步的、****的、和****党员是他们要迫害、要消灭的对象。如果他真是“中统特务”，不说在以前的三十年代对待张执一同志的爱护，就是在四川的四十年代，他完全可以拿我们和那个姓张的同学交特务机关来邀功，不是很容易得到一笔犒赏吗？他也就不会穷得那样。相反的他却和特务们反其道而行，这是为什么呢？事实究竟是事实，不容颠倒，更不容诬陷，他虽死了，还有我们一些人——他的学生出来做证。因为他的一切都是我们目睹的。我在党的领导和指示下做过地下工作，也有过一些策反工作的经验，我们看到一些‘红皮白萝卜”，也看到了一些“白皮红心萝卜”似的人；从我们的工作中，从我们接触的国民党员中，我们都能体会到校长的当时的处境和他的内心。可是一些别有用心、而自己并不干净的人，想在他死后的枯骨上寻找借口，来掩饰自己的丑恶历史，推卸自己的罪责，以他‘国民党区党部主任委员’的历史，把他推向‘中统特务’的黑坑，使死后还受屈辱，使他的子女们受到连累，这是不公道的，也是使活着的人感到不平的。应该为他平反，恢复他本来面目。正如张执一同志说的：“唐校长不仅是党的同路人，而且还是革命家属，党外志士！唐氏兄弟姐妹是我们共产党人难以忘记的，他们的精神是永远同中国人民在一起的。
我读了这些文字感慨万千：张执一、李家桢这些共产党员，积极地为一个“国民党区党部主任委员”主持公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在为一个纯洁而又高尚的人伸张正义！而张执一写下那篇《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怀念党的朋友唐义精校长》》，是在1982年3月，他去世前的病榻上，在与病魔的搏斗中很艰难地争分夺秒地完成的，我想其苦心，是要在死前为老校长澄清事实，除去加在他身上的诬蔑不实之词，使其得到公正的评价——此情此景，又是让人多么感动呀！我还想，正因为有这样一些伸张正义的人们，维护唐义精的清白，才使得1984年的纪念活动得以顺利举行，并给予唐氏兄弟以应有的也是极高的评价。
是的，历史是公正的——“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