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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描述了唐氏兄弟遇难之后的众多情形，但一直不敢正面描写唐家人面对这突然而至的灾难时的情景，因为那一定是悲痛欲绝、痛不欲生的一些场面：太姥姥赵喜龄，白发人送黑发人；张瑛、熊明谦和老四唐义为的夫人陶静贞，一下子失去了丈夫；还有一群失去了父亲的孩子，他们一定感到孤苦无依……
在唐家外婆的亲人中，我接触最早、也是接触最多的当属八爷唐义慧。我最早也是从她口中了解了唐家家族的一些情况。岁月的磨难会使人的心灵变得坚强，时光的流水又会冲淡过去的悲伤。但是八爷每每谈及过去的伤心往事，却依然哽咽难言，常常潸然泪下。
在了解了家族中的许多事情后，我也曾请她谈过她自己后来的一些情形。
在大哥、四哥和五哥惨遭不幸后很长的日子里，八爷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来的——她只感到天昏地暗，只觉得自己的家被判了无期徒刑，她真想也随哥哥们那样去算了——真的，如果不是为了母亲，她真想自杀！因为大哥他们在她心目中，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崇高！他们又是那样地爱她！当她做了母亲，做了教师，他们仍然把她当作没长大的小妹妹看待。在他们的眼里，她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可以想象得到，当她失去了他们，所遭受的打击是如何的沉重！
要生存下去，还必须工作，在料理完哥哥们的后事后，她又不得不告别母亲，随刘爷爷来到了成都。她找到了一份工作，在成都女子师范学校任教。
在成都，她生下了第二个男孩，取名刘亚宁。
生这个孩子，是她在肚子痛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挣扎着走到医院的。因为她找不到刘天民的人影！
孩子生下来后，一个熟人告诉她，说她看见刘天民了，他在公园里呢——他与一个姑娘在公园里，两人那个亲密劲，完全是谈情说爱的样子嘛！
八爷那个伤心呀——好哇，人家在受苦，你倒好，在公园里与年轻姑娘约会去了！看不出你个刘天民，竟是个拈花惹草的花心男人！
当再见到刘爷爷时，她对他进行了一番盘查审问，但他矢口否认。
任凭她怎么闹腾，他只是陪着笑脸，“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为此她与他赌了很久的气。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场误会：他那时在公园里是真的，与一个姑娘在一起约会也是真的，但不是为了谈心说爱，而是秘密接头——他与那姑娘都是地下党员。
但因为地下工作有纪律，这一切又不能跟妻子解释，因此他只好矢口否认，只好长时间忍气吞声背着“花心男人”的“黑锅”。
1946年7月，刘爷爷调往东北沈阳，八爷也带着孩子前往。刘爷爷在沈阳电信局当工程师，后又当了市话处副处长，她却失业在家。在沈阳，她生了第三个孩子：女儿刘三宁。
在沈阳过了半年时间，刘爷爷在大公报上连发了两个寻人启事：“庞表姑，我已到沈阳，请速联系。”唐义慧感到奇怪：“庞表姑不是在北平吗，还找什么表姑？”刘爷爷不作正面回答。实际情况是：刘爷爷从四川调东北时，曾要党组织开组织关系介绍信。组织上考虑，他要走大半个中国，怕路上危险，就不带介绍信了。商定他到了沈阳安顿下来，如半年后无不测，则在报上登拟定好的寻人启事。但寻人启事登出后，久久没有回音。这是因为四川地下党组织被严重破坏（即小说《红岩》所描述的情况）……好在有原同是民先的地下党员知道他是****党员，便派他做一些外围工作，如修理通讯器材，保护设备以防国民党破坏等。（解放后，刘爷爷向党组织说明情况，要求恢复党籍，所幸的是，在四川的原联系人在重庆解放前夜从渣滓洞冲出来了，组织调查时，他说的联络方式和刘爷爷说的一字不差。）
1947年，国民党当局包了一架飞机，强行把八爷及一批技术人员的家属送到北平，这样做的目的，是害怕技术人员跑到共产党那边去，把家属当人质。她们到了北平，生活无着，摆过地摊。八爷是家属委员会的头，这会儿使出了闹学运时的本领，领着大家到电话管理局请愿，要求发给她们生活费，华东第七电话管理局的工人也声援她们。电话管理局局长周鹏飞想收买八爷，悄悄送钱给她，说她是知识分子，不要跟无知识的家属一般见识，在一起闹事。但他看错人了，她哪里肯为些小恩小惠丢掉名字中的那个“义”字，坚持带领家属们进行请愿斗争。接着传来了东北解放的消息。周鹏飞见利诱不成，却又威胁她，说：刘天民左得很，该不是共产党员吧？她立马使出了“九头鸟”的性子：他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的问题是没饭吃！
北平和平解放了！她们与北平市民一起，迎接解放军进城，八爷在欢迎的人群中，激动得哭了。****党代表王铮接管了电话局。八爷向他反映家属们生活无着的问题，他很快给大家发了生活费。她又问他：“你认识陆定一吗？”他说：“认识呀，你与陆定一同志是什么关系？”她将那层关系说了，王铮说：“哦，你原来是唐义贞的妹妹呀！”王铮对她更加热情了，还告诉她，陆定一现在大概已抵达石家庄了，他很快也要进北平来的。“可我还没见过这位姐夫呢！”她对王铮说。
两三天后，组织上安排这些家属回东北，为她们在一列军车上挂了一节车厢，送她们回沈阳。
临走，八爷又找到王铮，请他待姐夫陆定一到了北平后，捎个口信给他，告诉他她在沈阳的地址，希望他与她取得联系。
她返回沈阳后，就被一位担任抚顺矿务局炼钢厂厂长的同学找去了，请她出任炼钢厂化验室主任。这是一家生产特殊钢如工具钢、切削钢、刺刀钢等的钢厂，质量要求高。厂子是在被毁的日本人办的钢厂的基础上建起，没有资料，只有一本《国际化学典大全》，八爷在老工人的帮助下制定了特殊钢材炉前分析、质量鉴定等操作规程。这期间，她又生下第四个孩子：男孩刘四宁。生下孩子的第三天，她就下了床，将规程整理成书出版。
在这期间，又传来武汉解放的消息，她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往事，想起了死去的哥姐们，百感交集，又想到从报上看到姐夫进北平的消息，她提起笔来，给姐夫写了一封信。
云哥：
我在北平时，由王铮同志处，得知你已抵石家庄，我曾托他带一口信给你，也许是他忘了，也许是你们太忙，到今天我回沈阳已两月多了，还不见到你一点消息，我想象你们太忙了！
我返沈阳即被抚顺矿务局炼钢厂找去在那边分析室方面负点责任，天民仍在沈阳报话局主持机务。我们的工作也是特别忙，弄得我和他以及孩子们一月中难见一两次面，甚至一切生活琐屑都无法料理。这在你们已成了习惯，我则非常感到不便。天民和我又不一样，他是那样兴奋、愉快而紧张地工作，个人生活如何料理，他连想都懒得想，这大约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基本作风吧！
我回到沈阳不久，由报纸得知你们已到北平。我很后悔，我不该回来得这么快，以至见不到你们。喊云哥已近20年了，您是胖子还是瘦子，是长个还是短个，我还不知道。纵有会面的机会，若不说明恐怕还是不会相识的。我想以后也许有会面的机会吧！
那次政治协商会议，您到重庆的时候，天民也正在那儿，几次我写信要他看你去，那时他正在成都搞邮电工人大罢工的行动，工作关系，以后行动即受到狗腿子们的监视，不得自由，加之你们居处四周又是国特大包围的中心，虽相距咫尺，却无法谋面，好容易我们现在终算获得了自由，我们可以自由说话、自由地写了！
现在我有许多的话要问你，第一件事贞姐是如何死的？死在何处？何以他会离开你而遭受逮捕？现在有坟墓也无？在重庆我曾见到投到国党党怀抱的张国焘他的女人，据她说在莫斯科与贞姐感情甚好，拿贞姐大做宣传材料，说什么：贞姐是什么新莫斯科派刺死的，又是什么现在在延安政治舞台上占优势的人给弄死的，我那时虽然年纪很轻，但是经过“一二.九”洗礼的北平学生，决不是他们这些无耻的托派汉奸所能欺骗的。我当时真是鄙视、厌烦他们到了极点，但是我什么也不敢讲，我只能睁眼看她扯谎。那时他们正与国民党做帮凶，搞军统局那些玩意，我如果说实话，我会吃亏的。
其次是关于萍儿的事，据大哥和你的来信，均说他是女孩子，可是与赖家通了几次信，他们全说是男孩子，有一次，有个很好的机会，我有个同学就便可以把那个孩子带到我面前来，可是就因为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否是你们的亲生子，我不敢做。那时我与你又无法联络，不能问你，我想萍儿到底是男是女，你总能知道吧！为了对得起地下的贞姐，为了了结死去的哥哥们的心愿，我将来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你的工作责任是那样繁重和忙碌，我想这件事我做较合适，好在全国不久即全面解放，这件事以后做，不会有什么困难了！
自北平解放后，我即与妈妈失掉联系，过去我妈妈在武昌的生活费用，每月由我小小接济一点，但是已有五月了她连这小小一点接济也无法得到。据报载，汉口在解放前一月，有钱人连米都不易买到，像妈妈这样风烛残年，度着这样贫困、凄凉、伤心的晚年，最近几月来简直怕想到她。每天当我工作疲乏了，躺在床上，我就仿佛见到她因饥饿、疾病而衰老垂危的情景，我难过万分。记得大哥生前常对我说，我们留下你安慰母亲，安慰母亲是你的职责，别的一切由我们分担去，否则我们弟兄姐妹太对不住她了！但是连这一点我都没有做到！唉！有为的人，伟大的人是那么容易死，兄弟姐妹间为什么单单留下了我！？
前天武汉解放了，我说不出我的感觉是悲是喜，他们生前贡献了那么多，却让他们受尽一切折磨而死去，现在光明和理性的日子来了，他们却无份见到，丢下这些老的小的，我将作何安排！
日前我只想回去，可是朋友们说：学技术的人在东北搞工业是对的，但是一想到了妈妈，我安不下心工作，希望你给我点意见，我回武汉可能不呢？希望你与我解决问题！
最后问候你的爱人和孩子，并致敬礼！
八妹五月二十三日
她称姐夫为“云哥”，是以前形成的习惯称呼，大概姐姐以前不便说出丈夫的名字，就叫她称其为“云哥”。
她后来也接到了姐夫的信，对于她提出的一些问题，姐夫也难以回答，比如义贞是怎么牺牲的，在什么地点牺牲的？因为他当时也未获得过确切的消息。但他在信中给了她很大的鼓舞，鼓励她从悲伤中走出来，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因为积极地工作、把祖国建设得富强起来就是对死者最好的纪念。他还对老岳母的生活进行接济。
八爷也终于在工作中重新焕发出生气。那时工作是十分紧张的，她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还要为孩子们缝补浆洗，每天都忙到深夜。每天又是凌晨四点钟起床，把一天的工作流程写好，以便一上班的时候交给车间实施。
1952年她调沈阳市，任东北机械局综合试验室主任。总算与刘爷爷在一起了。也就在这一年，她把母亲接到沈阳。恰逢外公去苏联看病路过沈阳，专门探望了她们——这也许是她第一次与当姐夫的见面。外公还把老太太接到他下榻的招待处，从下车起，外公一直小心地搀扶着老太太，搀上楼梯，搀到沙发上坐下，然后又是递毛巾，又是递茶、削水果。吃饭时询问老太太：这个吃不吃？那个尝不尝？还不停地亲手给老太太夹菜……外公似乎要把外婆几十年要尽的孝心集中补偿出来，以慰老太太对女儿多年的思念……
1954年全国各大行政区改组，八爷随刘爷爷调北京，在一机部电器研究院工作，起初搞建院筹备工作，负责新分配来的大学生的实习培训工作。1956年建院完成，鉴于我国触头材料不过关，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情况，组织上指定她攻关解决这个难题。她白手起家，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首先试制出了低压银－氧化镉触头，而后又试制成了银铁触头。同时她还承担行业管理工作，主编了《精工电工合金》一书，还担任了《电工合金通讯》刊物的主编。
1959年5月苏联召开全苏粉末冶金会议，给一机部发了请帖，部领导指派她赴苏进行短期学习和参加这个会议。苏方把她当做中国女专家接待。从苏联回来，她当选为出席全国妇女联合会的代表，并在此后的十年里荣任全国妇联第三届执行委员。自1956年至1964年，还担任电器科学院工会主席。
后来她调桂林，在机械部桂林电器研究所工作，1975年作为高级工程师退休回北京。1995年改为离休待遇。
五十年代末，一次她出席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议时，迟到了一会儿，邓颖超招呼她在她身边就坐，请她吃茶点，问她多大了、有几个孩子、爱人做什么工作……八爷回到家里对人说起，还觉奇怪：“邓大姐怎么把我当成小孩子啦？”1988年她同我外公和我母亲等一起去拜访邓颖超，因知道了邓颖超与姐姐唐义贞的关系，一定要带上件礼物去。外公说贵重的东西邓颖超同志肯定不收。商议后选了两双镶有贝壳的乌木筷子作礼物。见面时回忆起当年开妇执会的情形，邓颖超说：“当时怎么不告诉我你是唐义贞烈士的亲妹妹呢？”又说：“恩来和我从来不收礼物，你是义贞的妹妹，我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