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爷生了六个孩子，他们的名字好记，前面一个字是排行，后面都是一个“宁”字，即：刘伯宁、刘亚宁、刘三宁、刘四宁、刘五宁、刘路宁。孩子们也都很有出息，刘伯宁任机械部桂林电器研究所所长；刘亚宁在空军总医院发光研究室搞研究，颇有建树，还几次受邀出国参展其研制的仪器和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报告；刘四宁在国家测绘局从事科技工作，其科研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八爷还经常深情地回忆起她的母亲、我只能在照片上瞻仰到的太姥姥。
太姥姥经历过大悲大苦大动荡，心灵布满创伤，但她在一次次的磨难中坚强地挺过来了。在困难的日子里，她经常一碗南瓜当饭，却不卑不亢不怨不张扬，恬淡度时光。
她有20多个孙子孙女，老人家却心长得很，牵挂着每一个孙儿。抗战胜利后，八爷带着伯宁、亚宁路经武汉看望她，女儿回家，自然要扣在身边多呆些日子。一天，刘爷爷从上海打来电报，叫八爷带孩子到上海去汇合。伯宁得知后告诉亚宁：“爸爸来电报啰！爸爸来电报啰！我们要去上海见爸爸啰！”亚宁不到两岁，听懂了哥哥的意思，但话还说不连贯，坐在门坎上手舞足蹈：“啊？爸爸呀……爸爸呀……”太姥姥当时心就酸了，对八爷说：“快带孩子去吧！快走吧，俩孩子那么想他们的爸爸……”五十年代初她住在沈阳八爷家，冬天亚宁腿痛，她亲自用白酒每天给他按摩，非常管用。老人家嘴上经常念叨的是凯凯、朗朗（小禾），别的孙儿虽然丧父，但他俩最年幼。熊姥姥寄去小哥俩的合影：都穿着黑色短大衣、戴着黑色贝雷帽。太姥姥捧着照片，看了又看，眼里含着泪，口中不断地说：“我儿遭孽（武汉话：可怜之意）我儿遭孽……”
五三年太姥姥返回武汉。她每年秋未冬初都给八爷寄来一个大包裹，里面是老人家给外孙们做的棉鞋，男孩的是黑色条绒的，女孩是红色条绒的，最年幼的是虎头绣花的，大大小小一共六双，一直寄到老人家去世……八爷说，如果叶坪、小定能早些找到，也会年年穿上姥姥的厚棉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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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武汉之行，收获是多方面的，最大的收获是情感方面的，我们见到了众多的亲人，圆了几十年的梦。我们还了解和感受到，这个从苦难中走过来的家族，现在很是繁荣昌盛，经过几十年的变迁，人口遍布各地。我们没有见到的二房、三房的亲人，就是因为他们有的在内蒙、有的在四川，有的在江苏、有的在南宁，也有在台湾、美国等地的。还有见到过的八爷一大家在北京，后来见到的四房的唐宅中及其子女在广州……
还有可喜的是，唐义精和唐一禾兄弟对艺术和艺术教育奋斗和追求的精神得到了传承，后继有人，除开他们培育的众多学生（前已叙述），还有后代唐小禾夫妇及其孩子们。
在武汉期间，我很想有个较完整的时间能与小禾舅舅坐下来谈谈他的生活和创作，但一方面，我们一家一家地走，需八九天时间，而我在武汉的时间有限。另一方面，他总是很忙，公务缠身，因为当一个学院的院长，管着一个学校，等于管理一个小社会，事务十分繁杂。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栏目还就此以他为对象进行了采访和报道。所以我与他只是作了些短暂的交谈，看了些他与程犁的作品的照片。当然他还匆匆忙忙地找了些有关他们的文字资料给我，还有那本《重返埃及》。
在交谈中，我问过小禾舅舅：您作为一个画家，现在做了学院的院长，要处理繁杂的校务，肯定会对自己的创作产生影响，当时考虑过这个问题吗？他说：考虑过，但想想大伯父和父亲为了艺术教育把毕生的精力甚至生命都贡献出来了，自己的这点影响和损失就算不了什么，也就不去想了。
是的，正是父辈的崇高信念和精神在鼓舞和鞭策着他，使他肩负起这样的使命。受命之初，事务繁琐，矛盾重重，让他身心憔悴。在一个夜晚，他重阅校史，伯父和父亲的创业所经历的磨难和牺牲如历在目，他不能自已，掩卷痛哭……他也暗下决心：父辈的事业，传承到自己肩上，只能发展得更好、更快……经过几年的努力，如今的湖北美院，成为江南的重点美术学院，并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
我在他的一份“自述”里读到他写的话：“我从小立志于艺术的事业，主要受到家庭的影响。伯父办学不屈不挠，父亲的艺术直面劳苦大众，他们为人的正直热情，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所表现的气节等等，为我日后事业观、艺术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潜移默化作用。”
唐小禾出生于1941年4月21日，即生在四川江津德感坝五十三梯的那座大祠堂的破旧房子里。三年后，父亲罹难，三岁的他当然不懂死亡的意义，但就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父爱的不存。
父亲的血液却在他的血管里流淌着。他在少年时期就痴迷上了绘画，母亲并未刻意教他，是他的身心传承了父亲痴情于艺术的天性。他独个儿一天到晚地画呀涂呀，以此为乐，而且他的艺术天赋和才华很快表现了出来，他在少年时期的素描就被选送参加在印度举行的国际少年绘画比赛，并获一等奖。
1957年，他考入了湖北艺术学院附中，二年级时与人合作了一幅版画《丹江截流》，又被选送到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
1961年进入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学习，师承著名油画家杨立光教授。
杨立光，正是当年武昌艺专的学生，唐一禾的高足之一，他继承了唐一禾那种写实的绘画传统，他的油画，造型准确，用笔潇洒，对线条、色彩的感应力和表现力极强。他当年从武昌艺专毕业后，就职于重庆励志总社，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创作了大量的人物肖像画，并屡屡在全国获奖，成为美术界引人注目的画家。正当他艺术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唐氏兄弟遇难，这一意外的事件改变了他生活的轨迹。他闻讯后，毅然辞职，赶回母校，继承恩师未完成的事业，将自己的心血投入美术教育中……现在，他又成为恩师的后代的老师了。
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继传：唐一禾的艺术灵光，就这样一代代地被继承着、传播着……
唐小禾又成了杨立光的得意门生，他在读书期间就两次参加了全国美展。
程犁，从附中，到大学，都与唐小禾同班。
程犁当年进美术学院附中读书，纯属戏剧性的偶然。她是在入学考试的时候给一个邻居女孩作伴，陪女孩来考试的，一时兴起觉得好玩也就参加了考试，结果出来，邻居女孩没考上，她倒榜上有名。就这样，她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
她的艺术感觉敏锐细腻，想象力活跃且丰富，个性鲜明强烈。她在大学期间创作的油画《阶级仇》、《红榜》，相继参加全国美展，并获广泛好评，后者还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唐小禾的性格是属理智型的，稳重，深沉，爱思考；而程犁却恰好相反：单纯、活泼、开朗，富于想象。但这两个性格不同的人，却相互倾慕，在大学快毕业时，订下了终生之盟。
1965年毕业后他俩却劳燕分飞。唐小禾留校，程犁分配在云南省文化厅。这时，唐小禾所在的美术系停办，更名为湖北美术院。同年，他被文化部和全国美协选派到中国博物馆历史画创作组，在王式廓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学习和创作，受到他系统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
1966年，“**********”爆发，5月，中央开展了对“彭、罗、陆、杨****集团”的斗争。全国掀起了批文艺黑线的高潮。熊明谦被揪斗，因为中央陆定一专案组来武汉调查陆定一的罪行时，她却为陆定一作证：当年他拿了家里的钱支援革命；加上大哥唐义精是“国民党武昌艺专区党部主任委员”，自然也要受到牵连。6月，唐小禾被勒令回武汉，他也被说成是文艺黑线上的人物——他被旧文化部抽调到北京本身就是证据。有关他的大字报列出了一个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的黑线人物序列表：最上面是“刘、邓”、其次是“彭、罗、陆、杨”，接下来是文艺界的黑帮、湖北省的黑帮、美术院的黑帮，最下面是唐小禾，这大概属“爪牙”的层次。
1967年，唐小禾与程犁成婚。1972年，程犁调至湖北美术院。
在此后的十余年，唐小禾的创作主要有油画《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与程犁合作）、《一九七六年中国的十月》、《葛洲坝人》（与程犁合作）等，属革命现实主义范畴的作品。程犁还作有《景颇女儿上大学》、《迎春》、《生命的归宿和起点之舞》等油画。上述作品在全国美术展览展出，具有广泛影响。
从1979年开始，唐小禾开始转向对民族传统艺术的研究，提出了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以浪漫风格的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文化，与以现实风格的秦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各有源头、并行发展的新颖独到的见解。为了熔铸新的艺术语言，他与程犁一起，自八十年代起，开始了传统继承与现实创造的开拓性实践。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大型陶版壁画《楚乐》、壁画《生命的归宿与起点之舞》、大型磨漆壁画《火中的凤凰》和大型铸铜装置艺术《天籁》等。
《楚乐》是为武昌东湖宾馆宴会厅所作的。高6.2米、长12.5米，从1979年受命，费时三年，至1982年才完成。它以随县出土的铸铜编钟和玉雕编磬，二十五弦的楚瑟，以及丝、竹、匏、木俱全的大乐队为中心主题，伴有他们从战国的舞佣、玉雕和漆画、画像石和画像碑中感受到的舞蹈形象，表现了屈原在《九歌》和《礼魂》中描绘的歌乐交响、舞姿飞翔的宏大场景。《楚乐》被《人民日报》载文评论为“堪称当今第一流的壁画”，获全国第六届美展金奖，其局部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火中的凤凰》，是1986年至1987年完成的为荆州博物馆门厅设计的大型壁画。其长30米，宽3.6米。此画以红、黑、青、银、金的主要色素画出凤凰的“自在、自为、自由”的三个阶段：自在的凤凰是一对乐园鸟，自为的凤凰是三只集香木以****的献身者，从火焰中飞出来的永生的凤凰，是自由的女神。它们占据了门厅的三面大墙，上面是星空，下面是红色的地毯，让人一进去，就产生一种恍然置身于宇宙大剧场的感觉，忘却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只见七只巨大的凤凰在广廓天宇中，上天入地，纵横驰骋，黑色的虚玄空间中流动着红色的云与火……他们塑造的凤凰是精神上的凤凰，是火中涅槃、再生的生命，其三个阶段代表了生命的自在、自为、自由的三种境界，本质是超越，寄托了画家对民族精神的崇尚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理想。《火中的凤凰》荣获湖北省“屈原创作奖”。
《天籁》是为湖北省博物馆编钟馆制作的门厅巨型壁画，由传统铸铜工艺和现代工业所提供的物质材料如金属、玻璃等结合成的15个组件组成，布置在64平方米的三面大墙上。作品为了表达自古以来我们民族对人类所感受到的音乐的理想境界，即“至乐”、“希声”的旋律——宇宙的声音，借助了楚艺术所提示的“云雷纹”、“云气纹”、“星云纹”、“卷云纹”，甚至楚器皿的高颈长足，楚文字中的造型等可视形象，重新塑造了用以可以连接天地、在天地之间亦升腾、亦倾泻、相互感应，“缤纷交错”、“若离若合”、“归绝复续”的符号，将这些符号的组合方式让人们产生既繁丽又疏朗，既诡异又畅达，向上升腾，向下感应的意境与情绪，感受在无序中显得有序，在有序中又显得无序的宇宙景观。
上述作品，表明他们对楚文化的钟情。这期间历经17年的对这一地域性艺术的勘探、挖掘，并使它们融入现代意识后得以升华和发扬光大，是他们为延续民族文化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中央工艺美术院袁运甫教授说：“近年来在美术上运用楚文化传统，是从程犁和唐小禾的《楚乐》开始的。”随他们所做开发性工作之后，才有了一批舞、美、乐的新作品，而他们自己的艺术创作也经历了阶梯升级的过程，正如人们评论的那样：《楚乐》将楚文化再现于壁画舞台；《生命的归宿与起点之舞》是对活着的楚文化的体现；《火中的凤凰》则是对楚文化精神的表现；《天籁》更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无疑是他们对楚文化的见解和他们艺术生命成熟的标志。
1987年，他们还领衔完成中国军事博物馆大型丙烯壁画《华夏戎诗》。
他们无疑也是中国传统的壁画艺术的复兴者！
而这一切的实现，需要他们付出多少心血和艰巨的劳动呵！壁画制作不同于一般的美术创作，既要“苦其心志”，又要“劳其筋骨”，既要当画家，又要做“工匠”。比如，为制作好《楚乐》，他们深入到宜昌陶瓷厂，学习陶瓷工艺，在现场组织各个环节如制砖、刻绘、上釉、上窑、烧制的试制和生产。他们常常顶着窑内的高温工作，穿在脚上的塑料鞋被烤得冒烟。这幅画由1114块陶砖拼成，历时一年零七个月才烧制成功，其中的艰辛和付出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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