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贬低善和爱的价值，似乎已经成了哲学和文学上的一种时髦。怀疑主义者尼采就嘲笑爱的意义，视同情为一种有害的“恶习”，认为“虚弱的人和失败的人应当灭亡：这是我们人类的爱的首要法则，人们甚至应该帮助他们自取灭亡”。我们虽然不像尼采那样极端和简单，但是，我们也否定普遍的爱，而肯定有限定的爱，只不过，尼采站在强者一边，我们站在相反的另一边。我们把冲突和对立当做生活的本质。个性千差万别的人，处境各各不同的人，被草率地区分为好人和坏人，被简单地划为敌人和朋友，被随意地贴上进步和落后的标签。无休止的斗争被当做推动生活前进的动力。恶被赋予了使人眩惑的魔力，而善则被歪曲为令人讨厌的德性；仇恨被当做一种高尚的激情，而恐怖和暴力则被浪漫主义地诗意化。我们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们一样，无所畏惧，“醉心于危险感”，“不断陶醉在胜利中，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所向无敌的”。我们缺乏朴素的生活态度，讨厌一切平淡无奇的事物；我们丧失了对时间的敬畏感，竟然妄想将一万年化为一瞬间。我们渴望一蹴而就、惊天动地的成功。我们将自己想象为普照万物的太阳，以君临万物之上的最高主宰者自居。基里洛夫说：“人将成为上帝，并将发生本质上的变化，种种思想和一切情感亦将如此。”我们完全被基里洛夫式的自大和傲慢异化了。我们成了在自我想象中不断膨胀的怪物，成了灵魂粗糙的“新人”。早在1946年，宗白华先生就发现我们民族的灵魂“粗野了，卑鄙了，怯懦了，我们也现实得不近情理了”，“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忌、斗争”，“没有了构成生命意义、文化意义的高等价值”，于是，便提出了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国精神应该往哪里去？”
“中国精神”的未来去向，也是齐邦媛甚为关心的问题。她关心中国文化的“高等价值”，关注中华民族“人性”的健全发展。她将“保持中国文化的最高水准”当做自己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使命。她认为，钱穆的《国史大纲》“对中国半世纪动荡，饱受摧残的人性应该有增加温厚自尊的影响”。事实上，她在写作的时候，也抱有对读者“增加温厚自尊的影响”的目的。
齐邦媛生活在天下多故、海水群飞的时代，世道人心经受着可怕的撕裂和严峻的考验。她立志要写出外敌入侵、风雨飘摇之时，中国人的坚韧与不屈、宽厚与仁慈。所以，《巨流河》既是一部感伤之作，也是一部赞美之书。她赞美在生活的重压下依然正直的人格，赞美不为窳败的世风所污染的温良的德性，赞美始终坚持扶危济困的心地善良的人们。齐邦媛说自己写《巨流河》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诗的真理(the poetic justice)”，写出自己“忘不了的人和事”。而《巨流河》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一部别样形式的“抗战史”，真切记录了中国人民在战乱时代的艰难和坚强，也不只在于它通过大量的细节，还原了那些被历史的尘埃遮蔽的真相，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展示出了一种业已模糊的人格图景和道德风范，写出了一群古道热肠的中国人的精神境界，——他们仁慈、克己、真诚，急公好义，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情上，都显示出一种温良的态度和中正的精神。
齐邦媛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写到了一位不知其名姓的小镇医生。他不仅有悬壶济世的慈悲心肠，肯从“十华里外的镇上”，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深夜到我们村庄里来”，凭着妙手回春的医术，救了一个“马上就要断气”的婴儿的命，而且，还颇知诗书，竟然妙手偶得，给那个被自己救活的婴儿，起了一个极为雅致的名字——“齐邦媛”。作者怀着感恩的心情说，在自己的生命之初，这位医生给了她“双重的祝福”：“我长大后知道此名源出《诗经》《君子偕老》：‘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前几年有位读者寄给我一页影印自宋朝范成大《明湖文集》的文章，居然有一段：‘齐邦媛，贤德女子……。’我竟然与数百年前的贤德女子同名同姓，何等荣幸又惶恐！在新世界的家庭与事业间挣扎奋斗半生的我，时常想起山村故乡的那位医生，真希望他知道，我曾努力，不辜负他在那个女子命如草芥的时代所给我的慷慨祝福。”读着这个故事，我联想到了汪曾祺的小说《陈小手》。虽然这个“小镇医生”不像陈小手那样，有着清晰的形象，有着可以让读者寻绎的来路和去路，但是，他们却一样善良，一样代表着昔日中国一个特殊人群的温良和德性，一样给读者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在齐邦媛笔下，做为家里辈分最高的长者，祖母张从周讲“规矩”，但更讲“仁义”，有威严，但更有柔情。祖母留给作者的记忆是如此美好，以至于许多年后，回忆起往事，她仍然如此动情和感念：“祖父母的庄院是祖母独自撑持的家，由她与我母亲，这两个长年守望的寂寞女人，带着三个幼儿、二十多个长工，春耕秋收过日子。我跟着哥哥满山遍野地跑，去拔小西山的棒槌草、后院的小黄瓜、黑浆果……，冬天到结冰的小河上打滑溜，至今印象清晰。祖母是位雍容大度、温和仁厚的人，对我母亲——她独生子的媳妇，充满了同情与怜惜。但是在那个时代，她也是由媳妇熬成婆的，她知道哪些规矩不能改变，所以虽然她对媳妇好，绝不找麻烦，对她说话声音也很柔和，但规矩还是规矩，虽然家里有许多长工与佣人，但公婆吃饭时，媳妇必须在旁垂手侍立，这是‘有地位人家’的样子。祖母对我最为怜惜，命也是她救的，后来我到北平西山疗养院，害她流了许多眼泪，至今我仍愧疚地记得。”懂得“同情与怜惜”的人，就是一个内心世界美好的人，就是一个值得所有受她关爱的人铭记和感恩的人。事实上，齐邦媛自己就有这样的慈悲心肠和同情之心：她的心里，并不是只装着自己的悲伤，她的眼泪，也不单为自己而流。她忘不掉那些在战争中饱受折磨的士兵，忘不掉士兵们的哭泣：“在我有生之年，忘不了他们枯干的颜面，忘不了他们眼中的渴。有时在电影看到西洋古战场上，威武战将后面举着盾牌奔跑的兵，我都流泪。古今中外，那些在土地上沙沙地跑、‘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兵都令我悲伤，它具体地象征了战争对我心灵的伤害。”
在齐邦媛的叙事语境里，善良乃是一种最美好的德性，温和乃是一种最优雅的的气质，——如果，在这“善良”与“温和”里，再加入一点“宁静”和“忧郁”，那么，它便具有“美”的意味了。齐邦媛从她终生难忘的张大飞身上，看到了这种接近完美的德性和气质。他心性温良，喜爱宁静，甚至乐于沉浸在寂寞中。在一群“喧闹”的年轻人中，他的“忧郁温和的笑容”，便成了齐邦媛的“期待”：“他最喜欢带我那三岁的大妹妹到院子里玩，有时帮妈妈抱襁褓中的二妹，偶尔会到我常坐的椅子旁看我新买的书。有一次，他带来他自己的那本小小的、镶了金边的《圣经》给妈妈和我看，说这是离家后唯一的依靠。当时我虽不懂，但多年后我明白，为什么在他淡淡的落寞中有一种和平、宁静，我似乎又找到了一本深奥待解的书，很有吸引力，可是他又随身带走了。”显然，在他的温良的心性里，在那“淡淡的落寞中”的“和平、宁静”里，已经包含着一种别样的精神内容，那就是基于宗教情感的博爱，——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自己一次空战经历的回忆中看出来。张大飞在写给齐邦媛的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前天升空作战搜索敌迹，正前方云缝中，突然出现一架漆了红太阳的飞机！他清清楚楚地看到驾驶舱里那人的脸，一脸的惊恐。他来不及多想，只知若不先开枪，自己就死定了！回防至今，他忘不了那坠下飞机中飞行员的脸了。……我没有看见，但是我也忘不了那在火焰中的脸。”在敌人的脸上，他看见了“惊恐”，而缺乏宗教情怀的人，对这样的表情，往往是视而不见的。从这样的叙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一颗尚未被“战斗激情”和“民族仇恨”扭曲的心，可以看到对生命的怜悯和不忍之心。
父亲齐世英是齐邦媛一生最尊敬的人，也是作者着力来写的人。他有着亦新亦旧的道德，既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现代人”，又是一个行己有耻、宽以待人的“古典人”。齐世英十八岁就到日本读书，在此期间，他对现代的文明有了初步的认识，对于未来的社会进步有了很深刻的理解：“更进一步认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国民普遍的教养是清洁守法，教育程度高些的讲究温恭的礼节，鼓励知识的追求。对国家有强烈的效忠思想，所以日本那么小，却已成为亚洲强国。”在德国留学期间，他成了一个冷静的理性主义者，认识到社会的进步，端赖理性意识的成熟，那些德国哲学大师的思想，“使他坚定地相信，只有真正的知识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潜移默化拯救积弱的中国，而不是激动热情的群众运动。不择手段只达目的的阶级革命，留下的社会、文化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解决，才能弥补。”反对一切形式的狂热，不赞成用极端的手段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一点，无疑显示出他在心智和思想上的成熟。
如果说，在思想和知识上，齐世英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那么，在情感和道德上，他则是一个纯粹的中国士大夫。在齐邦媛的记忆中，“父亲齐世英一生都是位温和的君子。他说那实在是他理想的开始，做人要有个人的样子”。他廉洁自爱，公私分明。齐邦媛在初春泥泞的路上走，棉鞋陷在泥里，这时，父亲乘坐公务车经过，他叫司机把鞋从泥里拔出来给她穿上，就开车走了。晚上回来，他对年幼的齐邦媛说：“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务车上学，公务信纸有机关头衔的，我们也绝不可用。一则须知公私分明，再则小孩子不可以养成炫耀的心理。”直到成年以后，齐邦媛依然记得父亲的这句话，会“突然警觉”，从院长的公务车上下来走路。齐世英像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一样表达自己的意见，又像一个古代知识分子一样温文尔雅地包容那些因为误解而伤害他的人。他被开除党籍，剥夺公职，但是，他始终坚持“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原则，不曾说过那些伤害他的“政客”一句坏话。当齐邦媛自己在大学期间受到“前进的”侯姓学姐人身攻击的时候，她第一次感觉到了“斗争”的可怕，内心充满深深的困惑。尽管如此，她始终保持着做人的道德底线，因为，“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体验了太多的家破人亡、不遑宁居的痛苦。无根的漂泊，则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共同境遇，只不过，漂泊，对《巨流河》中的人们来讲，是空间意义上的，对另一部分人来讲，则是文化意义上的。在包括“****”在内的一系列的文化破坏运动中，我们鄙弃“温良恭俭让”，践踏“仁义礼智信”，变得冷酷无情，粗暴无礼。我们成了失去立身之本的孽子，成了失去精神家园的浪子。《巨流河》的出版，它对温良心性的叙写，又一次将我们的“文化无根状态”和“精神漂泊境遇”清晰地凸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