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此圣洁
如果说，爱情生活是衡量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状况的重要尺度，那么，爱情叙事则是衡量一个时代文学精神品质的重要尺度。在当下的大陆小说作品中，不缺乏“身体叙事”，不缺乏“欲望化书写”，但却很少看到美好的爱情。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一部实录性质的《巨流河》，却给读者讲了一个至纯至美的爱情故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可爱亲切的民族英雄。
在谈论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齐邦媛甚至不能接受用“恋爱”这个热烈的词，而宁愿用“钟情”这个相对内敛的词。她说：自己与张大飞的感情，“在今天来说很难称为恋爱。对我来说，是一种钟情。‘钟情’这两个字在现在当然是很过时的了，可是那个时代，第一见面很难，第二也有很多的顾虑，不是像今天这样交通便利。所以回忆当年就是那么简单，又是那么诚恳，那种钟情因是一生只有一次。人家那么轰轰烈烈的生和死，我很怕别人拿来亵渎，那样亵渎的话，会很对不起他。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为了维护那份“钟情”的圣洁性，齐邦媛拒绝将它改编成电影。有很多导演找到了她。他们甚至做了“一些计划”。但是，“我发现我不能接受他们的方式。所以我就公开地说了，在我有生之年不拍电影，我希望我的书先站稳，保持自己的价值。”其实，更内在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害怕亵渎了自己的情感，害怕亵渎了逝者的尊严：“他们一定要把张大飞那个感情写成一个热烈的爱情，因为不这样做电影就不能卖。这样做我受不了。在现实里他是个木讷寡言的人，连人生都没想清楚，二十六岁就死了。他死得那么干净，全心全意的，就是为了报国。我在有生之年，不愿意看到他短促的一生成为一个热闹的电影。”
齐邦媛的叙事上的含蓄和克制，首先表现在她对自己的“爱情故事”的分散化处理上。像这样终生难忘的情感记忆，集中在一个叙事单元，酣畅淋漓地讲述出来，无疑更有助于获得强烈的叙事效果。但是，也许害怕过于热烈的表达，会亵渎那本来就纯净而庄严的情感，齐邦媛便选择了一种更自然的叙事策略，那就是，按照情感发展的自然过程，将他们的“爱情故事”，片段式地呈现在次第展开的章节里，仿佛一条小路，在铺满鲜花的原野上，曲曲折折，忽隐忽现地通向远方。
他们之间的“钟情”，开始于齐邦媛12岁那年。家破人亡、失去家园的张大非（参加对日作战的中国空军后，改名“张大飞”），常常来齐邦媛家做客，因为，父母经常会在家里招待那些来自东北的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一天，吃过中饭，哥哥和七、八个同学要去爬不远处的一座名叫牛首山的小山。齐邦媛因为看着那山羡慕许久了，就追着赶上跟了去：
下午四点钟开始下山的时候，突然起了风，我比他们下山时走得慢，渐渐一个人落后了。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我仍在半山抱着一块小岩顶，进退两难。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我在寒风与恐惧中开始哭泣。这时，我看到张大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我。
天已渐渐暗了，他竟然走回头，往山上攀登，把我牵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学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躯，说：“别哭，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眼中的同情与关怀，是我这个经常转学的十二岁边缘人很少看到的。
……数十年间，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总记得他在山风里由隘口回头看我。
然而，平静安闲的和平生活结束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抗日战争”开始了。“张大飞于一九三七年底投军，入伍训练结束，以优良成绩选入空军官校十二期，毕业后即投入重庆领空保卫战，表现甚好，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一九四二年夏天，他由美国科罗拉多州受训回国，与十四航空队组成中美混合大队，机头上仍然漆着鲨鱼嘴，报纸仍旧称他们为飞虎队。”在战斗的间隙，张大飞与齐邦媛继续保持着通信联系。这些“天上的来信”，见证着一个优秀青年为国征战的历程，也反映着他可爱的性格和纯洁的心灵：
他的信，那些仔仔细细用俊秀的字写在浅蓝色航空信纸上的信，装在浅蓝的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奇奇怪怪的地名：云南驿，个旧，蒙自……，沿着滇缅铁路往缅甸伸展。他信上说，从街的这一头可以看见那一端，小铺子里有玻璃罐子，装着我大妹四岁时在逃难路上最爱吃的糖球。飞行员休假时多去喝酒，他不喝就被嘲笑，有一次喝了一些就醉了，跳到桌子上大唱“哈利路亚……．”从此没人强迫他喝，更劝不动他去跳舞，在朝不保夕的人眼中，他不肯一起去及时行乐，实在古怪。在他心中，能在地上平安地读《圣经》，看书报，给慧解人意的小友写家书比“行乐”快乐多了。
爱情最有韵致的阶段，是在它还不能被称作“爱情”的时候，就像花儿最妩媚的时候，是在它尚未完全绽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彼此见面所说的，也许都是题外的话，都是不相干的话，但那些看似与情感无关的话，其实已经是情话了，——它无疑是最浅最淡的那种，但也是最深最浓的那种，就像最轻最薄的羽毛，往往会飞得最高最远一样：
高二那一年暑假，吃过中饭，我带他穿过中大校园去看嘉陵江岸我那块悬空小岩洞。太阳耀眼，江水清澄，我们坐在那里说我读的课外书，说他飞行所见。在那世外人生般的江岸，时光静静流过，我们未曾一语触及内心，更未及****——他又回到云南，一去近一年。
江淹在《别赋》里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寻常意义上的分别，已足以让人依依不舍，爱情故事中的永别，就更加令人柔肠寸断。在《巨流河》里，升空作战的张大飞随时都有可能牺牲，每一次分手，都有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面。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依然显得那么克制，依然表现得那么含蓄：
一九四三年四月，我们正沉浸在毕业、联考的日子里。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们全都回到楼里准备晚餐了，一个初中女孩跑上来找到我，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
我出去，看到他由梅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
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只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撑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半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
这一年夏天，我告别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长江远赴川西。一九四三春风远矣。
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
“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句话里，有两个层面的意思：表层，是从哥哥的角度说出的，包含着对小妹妹的成长之快的欣喜，深层，则传达出含着爱意的惊讶，是一句含蓄而又热烈的爱的语言，难怪“我”会把它当做“赞美”，难怪“我”说自己对当时的“心情”，是“忘不了的”。在上引的这段叙述语言里，作者的节奏，是缓慢的，在“我必须走了”之后，写“我”见“他”离去记忆的一句话，则断为四顿，别为两句，仿佛低沉、舒缓的慢板，蕴藉婉转，意味深长。而“一九四三春风远矣”一句，更是语意古雅，耐人寻味：春风虽远，但温暖仍在，记忆永在！
《巨流河》的爱情故事之所以令人震撼，之所以令人觉得美好，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包含着神圣和庄严的宗教情感。虽然爱情，就其本质而言，都是美好的充满诗意性的，但是，只有当它充满克己利他的牺牲精神的时候，它才有可能是真正高尚和伟大的。《巨流河》里的爱情，就具有慈悲的情怀、利他的精神和圣洁的宗教色彩。
张大飞身上没有一丝一毫好斗成性的戾气，没有一丝一毫舍我其谁的傲慢；由于天性的善良和对悲苦的敏感，他本来最适合做一个济世利物的行善者，然而，他却不幸生活在一个乱世，不得不参加抵御外侮的战争，不得不做与自己的天性格格不入的事情。他的慷慨赴国难的英雄行为，固然令人感念和钦佩，但是，他对生活和爱情的庄严而纯洁的态度，却更加令人感动和尊敬。虽然不幸生活在一个战争年代，虽然他不得不通过暴力的方式，捍卫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成为有信仰的人，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家破人亡之际，他将《圣经》当做他“唯一的依靠”。他的爱情与他对上帝的爱，是融为一体的。他把一本“和自己的那本一模一样的《圣经》”送给了齐邦媛。他把爱情和对上帝的爱，一同带给了自己所爱的人。他对“邦媛妹妹”的“祝福”——“愿永生的上帝，永远地爱你，永远地与你同在。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使你永远活在快乐的园里”，每一个字句里，都充满了宗教的温暖和柔情。
二十六岁的张大飞在豫南会战掩护友机时，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这给齐邦媛带来巨大的痛苦，直到抗战胜利后，她仍然难以摆脱。最终，她终于受洗成为基督徒：“我在长期的思考后，以这样严肃的方式，永远地纪念他：纪念他的凄苦身世，纪念他真正基督徒的善良，纪念所有和他那样壮烈献身地报了国仇家恨的人。”这种严肃的纪念方式，赋予了他们的感情以神圣的性质，别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哪里有信仰，哪里就有奇迹；哪里有纯粹的爱情，哪里就有神奇的相遇。齐邦媛竟然意外地在南京新街口的教堂前，看到了悬挂在那里的“纪念张大飞殉国一周年”的横幅。横幅上的字，让她心如刀绞，也让她觉得神秘不解：“在雨中，我痴立街头，不知应不应该进去？不知是不是死者的灵魂引领我来此？不到十天之前，我刚刚意外地飞越万里江山，由四川回到南京——我初次见到他的地方——是他引领我来此礼拜，在上帝的圣堂见证他的存在和死亡吗？”《圣经》里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齐邦媛相信这样的“定期”，相信这样的“定时”。所以，这样的“寻找”和“相遇”，并未结束。七十五岁那年，在五月温暖的阳光里，她终于来到了南京，来到刻有张大飞名字的“航空烈士公墓”。在这次的“重逢”里，作者再次获得了宗教性的启示，明白了《传道书》里“舍弃有时”的象征，而对于所“钟情”过的人，她也再次用诗意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和赞美之意：“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合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巨流河》是一部见证历史的书，是一部抒发漂泊之感的书，是一部赞美温良德性的书，更是一部印证“爱情”的书。因为有生离死别，因为有深哀巨痛，所以，它的笔调，难免染着感伤的色彩，叙事的语调里，也难免含着些微的悲凉，但是，从它的字句之间，你却读不到一丝一毫的消沉和颓唐，更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戾气和怨毒。它没有一句爱国主义的高调，却深切地表达了对父母之邦无边的眷恋和至诚的热爱；它无意制造浪漫，但却在平静而敛抑的追怀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浪漫而圣洁的爱情故事。
“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这是《巨流河》曲终奏雅的最后一句话。
“一切美好的，都将在永恒的平静里不朽；一切仁慈的，都将在永恒的平静里长存。”这是我从《巨流河》读到的更为深刻的昭示。
2011年11月28日，北京平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