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话语，表面上看，是由交代人物的心理活动的间接叙述话语（如“她觉得”、“他感到”等）、叙述人显示自己意见的直接叙述话语（例如，“一九四九年还是一个十七岁的黄毛丫头，改霞是在社会改革的风浪中长成大姑娘的”）和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直接描写话语（例如，“她细密的牙齿咬住红润的嘴唇”等）三部分构成。但是，这些话语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它们的背后，其实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由作者控制的“时代”的声音；也反映了一种共同的心态，那就是根据阶级成分和对“政治生活”的态度来评价人的狭隘心态。这样的声音和心态，显现出的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歧视和偏见。这种歧视和偏见，作者在塑造姚士杰、郭世富、白占魁等人物形象的时候，表现得更加严重。
舍斯托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一位具有双重视力的人。”其实，任何一个成熟的小说家，都应该是具有双重视力的人。他要学会用所有人物自己的眼睛来看世界，要同情地理解每一个人物，要尊重每一个人物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他不能仅仅满足于站在外部，或者站在“时代的高度”，而必须进入人物的内心，按照人物自己的“视力”写出他们自己的思想和声音。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柳青是最懂得小说艺术的人，是懂得客观地从人物角度来写人物的重要性的。他说：“作家的困难在于：……要扮演他书里的所有角色。平庸的作家，不善于把自己变成他书中的人物，或者是变成这一类人物，而不善于变成另一类人物。就是说，他呀，不能拿他的人物的感觉，来表现作品里面的情节、环境；而是把作者的感觉，强加给他的人物。”然而，柳青和他同时代的很多小说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几乎个个都在自己的文本领域内独断专行。在他们笔下，人物尤其是那些属于“反动阶级”的人物，几乎从来就不曾发出过自己的声音。他们从进入文本的那一刻起，就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人，就是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人，就是注定要永久沉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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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柳青在写梁生宝的时候，自觉地将其拔高和夸大，从而写得不够亲切和真实，那么，他在写梁三老汉的时候，则不自觉地将他写成了比较接近真实的样子。如果说，很多时候，梁生宝过的是在天空里飞翔的生活，那么，梁三老汉则过的是在大地上行走的生活。从梁三老汉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旦摆脱抽象观念的束缚，一旦回到日常生活的具体氛围里，柳青就能写出令人觉得亲切和熟悉的东西。
梁三老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他习惯于顺民式的感恩。他把土地证往墙上一钉，就立即跪下对着“毛主席像”磕起了头。他的生活理想并不宏伟。他热爱劳动，只想通过勤劳和节俭，实现自己卑微的理想——盖一座三合院的瓦房，“穿着很厚实的棉衣裳，腰里结着很粗壮的蓝布腰带”，前院里有牛马，后院里则是鸡鸭成群。他也许略略有点自私，但却从来没有做过损人利己的事情。他内心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恶意，几乎没有恨过任何人，始终是一个对生活、对他人、对世界保持着善念的人。这样的生活愿望，本应该受到人们的理解和尊重，但是，在柳青所为之辩护的“运动”里，这种平平常常的生活愿望，却受到了严重的挤压和无情的否定。
如果说，我们在梁生宝身上看到的是对爱的淡漠，那么，我们在梁三老汉身上看到的，则是朴素的同情心，是体现于细节中的对家人的柔情。他的柔情，不仅表现在对梁生宝的舐犊情深上，而且表现在他对自己的童养媳妇的爱护和怜悯上。如果说，在情感方面，梁生宝内心生活越来越“钝化”和“硬化”，那么，在梁三老汉身上，人们反倒看见了许多让人觉得家常亲切的东西。在第十七章，柳青这样写梁三老汉对梁生宝的不满：
清明前三天，汤河流域的庄稼人，就开始上坟了。庄稼人们洗了手，提着竹篮，带着供品、香和纸。孝性强的人们，还带着铁锨，准备往先人坟堆上培土，或者堵塞田鼠打下的洞穴，以免山洪灌进墓里。
到清明节的一天，平原上所有的坟堆，就都插了白纸钱了。有没插结实的，被春风吹起来，在麦田里和路上，随意地飘飘落落，渲染着清明节日的气氛。
梁三老汉拿眼睛盯着哩：看他生宝想起上童养媳妇的坟不？真是铁石心肠的家伙呀！看他那股上天入地的劲头吧！为了筹办进山的事务，下堡村一跑，黄堡镇一跑。他回到蛤蟆滩，又从这草棚院跑到那草棚院，忙得碰破了头。看！看！唯有上媳妇的坟这件事不当紧。他到底忙些什么事务呢？
“你小子不喜愿对我说嘛，我也不喜愿问你！”老汉心里头赌气地想。
为了公众事务把世俗人情撇在一边，这种心情，是梁三老汉所不能理解的。他一辈子老实、无能，对环境的压迫逆来顺受，人生的目的十分微小。他看不惯生宝这股叱咤风云的劲头！就像他真是治国平天下的人！
生宝做些什么事情，一点也不和老人商量。梁三老汉也不情愿问他。问他做什么呢？人家在党！啥事，人家都和党里头的人商量哩。还来问他爹做啥？
老汉心里头想：“全蛤蟆滩，不，全下堡乡，就你小子能！人家谁倒像你小子一样，领带人马、安营下寨、盘锅头起火，成个把月在山里头割竹子呢？就像要夺江山那神气！哪里有点庄稼人的气味呢？”
从中国文化和中国伦理的角度看，这段文字有着特别值得重视的意义。柳青写出了清明时节的氛围，写出了中国人在这个节日的习俗和心情，更重要的是，写出了两种对逝者的态度。柳青不经意间，把两种话语并置到一起，形成了连作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不乏冲突性的对话语境。一方面，作者说，“为了公众事务把世俗人情撇在一边，这种心情，是梁三老汉所不能理解的”，作者显然是站在梁生宝一边，为梁生宝辩护的：不能指望一个“老实、无能”的父亲理解梁生宝的伟大抱负；另一方面，“就像他真是治国平天下的人”，则显然是梁三老汉的话语，——它是对梁生宝的“公众事务”的一种批评，与作者为梁生宝辩护的话语，构成了微妙的冲突。在梁三老汉看来，“老实、无能”并不可耻，但“铁石心肠”的无情，却实在要不得，所以，“庄稼人的气味”远比“夺江山那神气”重要，所以，梁生宝可以不上坟，但梁三老汉却不能不“代表生宝”上坟。
梁三老汉对死去的童养媳妇的感情，像泥土一样质朴、深厚。他在这个可怜的童养媳妇坟上的哭泣，是《创业史》里最令人感动的情景，在这个细节里，柳青不经意间表达了自己对中国传统伦理情感和健全人性的记忆，甚至，赞美：
清明节这天，梁三老汉终于代表生宝上童养媳妇的坟了。就拿这一点来说，老汉也鄙弃生宝！不管怎么，总算夫妻了一回嘛！一日夫妻，百日恩情嘛！给死人烧纸插香，固然是感情上需要；但有时候，为了给世人看得过去，也得做做样子吧！你共产党员不迷信，汤河两岸的庄稼人迷信嘛！哼！
梁三老汉蹲在媳妇的新坟堆前了。纸烧了，香插了，老汉想起过去的凄惶日子来了。老汉的眼泪流出来了。
开头，眼泪只是揩了又流，流了又揩，不断线地涌着。随后老汉竟用理智的力量，控制不住情感的冲击了。摆毕了供品，他竟完全被感情所驱使了。他竟不顾体统地哭出声音来了。
哭就哭吧！哭一哭会疏散一些心中的郁闷的，胸腔里头会觉得宽敞一些的！
“我那可怜娃呀！唉嘿嘿嘿……”
让我深感讶异的是，柳青竟然用了“鄙弃”这样一个很重的词。其实，转念一想，也不奇怪。因为，在梁三老汉的情感世界里，“恩情”乃是一个重大而庄严的问题，而对死者的祭奠和怀念，压根儿不是什么“迷信”的问题，而是人的“感情上需要”，——无视这种需要，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都是应该被“鄙视”的。是的，只有眼泪是真实的。只有眼泪能显示人性的仁慈和美好。只有包含在眼泪中的真情能普遍而强烈地打动人。然而，柳青写到眼泪的时候实在太少了：梁生宝这样的英雄，因为“伟大”，已经不会流泪，而姚士杰这样的人，因为有罪，既无权悲伤，也不敢流泪。所以，泪水只能由梁三老汉这样一个处于“两间”状态的人来流了。
创业和尊严，是《创业史》的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在柳青的叙事里，梁三老汉和他父亲两代人的创业是失败的：“实在说：那不算创业史！那是劳苦史、饥饿史和耻辱史！他爹和他合起来，在世上活了一百来年，什么时候倒在一个冬天同时穿上新棉袄新棉裤来？总是：棉袄是新的，棉裤是旧的；几年以后，棉裤是新的，新袄又是旧的。常常面子是新的，里子是旧的，或者絮的棉花是旧的。”只有梁生宝们的创业才是成功的，因为，梁生宝终于要给老汉“圆梦”了——要给他做一套崭新的棉衣。衣服还没有穿上身，老汉就感动得落泪哩。作者趁势赋予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感动以特别重大的意义，将它上升到了“尊严”的高度，发出了这样的的议论：“人活在世上最贵重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人的尊严吗？”的确，尊严是“贵重”的。但是，获得真正的尊严，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体面不等于尊严，而物质形态的拥有也不能被直接兑换为精神形态的享有。具体地说，一套新棉衣能让人感觉到寻常意义上的体面，却未必能让人获得高级形态的尊严。尊严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有关，是一种不依赖他者馈赠的精神体验。所以，梁三老汉的“尊严”，其实不能叫做尊严，而不过是普通性质的“体面”而已。因为，这“体面”作为一种偶然获得的感受，根本上讲，来自于梁生宝的权力地位对他的“馈赠”：“梦想的世界破碎了，现实的世界像终南山一般摆在眼前——灯塔农业社主任梁生宝他爹，穿上一套崭新的棉衣，在黄堡街上暖和而又体面！”假如没有“灯塔农业社主任梁生宝他爹”这一前提，光穿一套新棉衣，那么，梁三老汉所体验到的“体面”，绝不会比蛤蟆滩任何一个穿上新棉衣的农民体验到的“体面”更多。正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他才在排队的时候，被人们让到了前边。他终于提了一斤豆油，“庄严地走过人群”。柳青接着说道：“一辈子生活的奴隶，现在终于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了。他知道蛤蟆滩以后的事儿不会少的，但最替儿子担心骇怕的时期巳经过去了。”遗憾的是，柳青的“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的判断，只对梁三老汉有效，因为，直到许多年后，胡玉音和秦书田才不再被人侮辱，冯么爸才敢第一次站在“乡场上”大声地说“不”，李顺大才有机会圆自己“造屋”的梦，李铜钟的乡亲们才不再被饥饿折磨得死去活来。就此而言，柳青关于梁三老汉们的想象和叙写，并不真实，至少，并不十分真实。因为，更真实的是疼痛和眼泪，而不是廉价的欢乐和荣耀。
在“****”期间的1971年，柳青回信给陕西作协的董得理说：“外界不了解我的生活，以为我泡在痛苦中，正在苟延残喘。小丑某某某对人扬言：我即使解放也做不成什么了。此儿原给狗当狗，足见其不知人事也……比贾谊晚一代的司马迁，则是完全另一种风貌。他的为人、遭遇、奋斗和贡献，几千年来人类进步文学史上谁人可以伦比？并非因为他没有政治抱负，只想当个作家；确实是因为他懂得比贾谊多得多，人品也确实伟大。他不顾一切完成他的工作，并不因为受了残害就忧郁而死。如得全（空），可找《太史公报任安卿书》。”
柳青在听到别人关于他的“扬言”的时候，忽然想到了司马迁，且颇有以司马迁自况的意思。然而，他看到了司马迁人品上的伟大之“然”，但却没有认识到他伟大之“所以然”。司马迁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写出了不朽的《史记》，是因为他有着独立的人格，是因为他有着无畏的批判精神，能够“以义抗君”、“以仁抗爵”，是因为他从不对陷入逆境的不幸者落井下石，是因为他有着更为宽容的道德尺度和更为开阔的人性视野，是因为他能同情地理解几乎每一个人物，总之，一句话，是因为他极大地超越了自己时代的精神局限，执著地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当做自己的理想目标。
然而，柳青却自觉地将自己的写作，纳入到时代的规训模式之中。他的叙事乐观而又简单，随顺而又盲目，缺乏指向更高目标的精神力量。他的笔下，没有司马迁的尖锐反讽，没有司马迁的悲剧感，没有司马迁对失败者和弱者的爱和怜悯。柳青只在有限的意义上记录了自己时代的生活，只给后代描绘了那个时代的有待仔细辨认的面影。时过境迁，《创业史》留给人们的，更多的是疑问和隔膜感。
我知道，做这样的对比，对柳青来讲，有点不公，因为，他所面临的写作环境，远比司马迁要复杂。然而，对文学评价来讲，重要的，不是别的，而是如何说出真相，以及如何拓宽通向自由和尊严的道路。
2011年12月22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