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铁生的文学心魂与精神持念
伟大的艺术作品像风暴一般，涤荡我们的心灵，掀开感知之门，用巨大的改变力量，给我们的信念结构带来影响。我们试图记录伟大作品带来的冲击，重造自己受到震撼的信念居所。
——乔治·斯坦纳：《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
文学常常产生于心灵孤独、忧伤、痛苦、绝望甚至愤怒的时刻，但它本质上是爱、信念和希望的结晶。没有对人类和世界的爱的态度，没有对生活的理想主义热情，就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一个冷漠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作家，一个对人类和生活完全丧失爱意和信心的人，也许仍然会有发泄和写作的冲动，也有可能写出颇受市场欢迎的畅销书，但却很难写出真正伟大的作品。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史铁生无疑是最具爱的情怀和能力的作家，也是最具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家。面对他者和生活，他的内心充满深沉的忧悲情怀和博大的爱愿精神。他具有“匡正”现实生活和建构理想生活的文化自觉，试图通过写作积极地影响人们的“心魂”和内心生活，教会人们如何有尊严地面对苦难与死亡，如何积极地与世界和他人保持爱的关系。所以，他虽然多以自我的苦难体验为叙写内容，但却超越了个人经验的狭隘性，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刻理解和深切关怀，——就像他评价一部作品时所说的那样，通过对“不尽苦难的不尽发问”，“使人的心魂趋向神圣，使人对生命取了崭新的态度，使人崇尚慈爱的理想”。
他像虔诚的“信者”那样探索宗教问题，又像睿智的哲人那样喜好思辨；他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敢于直面沉重、苦难的人生，又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坚定、执著地探索精神生活向上前行的路径；他尊重“传统文学”的经验和成就，却又有突破小说叙事成规的先锋精神，敢于将长篇小说发展为结构复杂的“往事与随想”；他是一个全面意义上的作家，既是小说家和散文作家，又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抒情诗人，——在他那里，散文和小说的分野，纪实和虚构的边界，其实并不很分明，而他作品的成功之处，恰在于，散文里有小说的魅力，小说中有散文的自由，而朴实内敛、打动人心的抒情性，则是他几乎所有作品的共同特点。他将冷静与热情、尖锐与温和、严肃与幽默统一起来，显示出一种极为独特的文学气质和写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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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知识分子，他的文化气质和文化性格，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多多少少总会受到时代风气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一个时代的精神如果是理性、健全的，是客观的和向上的，那么，知识分子就很容易受其影响，具有同样健康的性格和积极的精神状态；一个时代的精神如果恰好相反，是非理性、不健全的，是主观的和向下的，那么，知识分子就更有可能成为一个盲从的人，成为一个缺乏个性、独立精神和批判能力的人。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只有那些特别优秀的知识分子，才能摆脱时代和环境对自己的消极影响，成为自己时代的清醒的分析师和冷静的批判者。
就精神生活的外部环境和时代条件来看，史铁生实在说不上幸运。他从小就生活在气氛紧张而缺乏理性的“斗争时代”。充满自信和豪情，是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点，只是，那自信里，更多的是盲目，那豪情里，更多的是冲动。这个时代的思维习惯，具有独断而教条的特点，而其行为模式，则具有极端和狭隘的性质；它把盲从当做美德，把仇恨当做力量。它鼓励、纵容人的攻击本能和好斗天性，试图将“运动”凝定为日常的生活状态，试图将“斗争”凝固为绝对的生活原则，而“打倒”和“砸烂”、“造反”和“推翻”、“摧毁”和“消灭”、“扫除”和“埋葬”、“深揭”和“狠批”、“口诛”和“笔伐”、“炮打”和“刀剐”、“火烧”和“油炸”、“痛斥”和“声讨”、“无畏”和“不怕”、“忠诚”和“捍卫”、“无情”和“勇敢”、“彻底”和“坚决”、“牺牲”和“献身”、“一定要”和“定能够”、“斗志昂扬”和“意气风发”、“不共戴天”和“誓不罢休”，则是这个时代最流行的话语。这些话语体现着美国哲学家尼布尔所说的“硬的乌托邦主义”理念，即“他们宣称代表着完善的社会，因此他们觉得自己在道理上有理由使用任何诡诈或强暴的手段，来反对那些不赞成他们所自以为完善的人”。深受时代情绪感染的年轻一代，因为相信这样的理念，并且按照它来行动，所以表现得傲慢而自负，冷酷而无情，完全不理解爱的意义，严重缺乏爱的能力。索尔仁尼琴笔下的英诺肯基，从母亲的笔记里读到这样一句话：“怜悯心——是善良灵魂的第一个冲动。”他因为怀疑而皱了皱眉头，因为，“他从学校里，从生活里受到的教育却是：对于怜悯别人的人以及对于被别人怜悯的人——这都是一种可耻的、屈辱的情感。”像英诺肯基一样，在“斗争”时代和“运动”环境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几乎全都是把“怜悯”当做“可耻的、屈辱的情感”的人，直到现在，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仍然会在报纸上公开说：“怜悯是一个让人恶心的字眼”。
就是在这样一个患有多动症的混乱无序的时代，就是在这样一个无爱的甚至无缘无故地仇恨人和伤害人的时代，史铁生度过了人生历程中最关键的阶段。在慭慭然的恐惧中，他的童年时代结束了；在惘惘然的焦虑中，他的青春岁月蹉跎了。他在自传性很强的小说《奶奶的星》中说：“海棠树的叶子落光了，没有星星。世界好像变了一个样子。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严肃的结尾，大约都是突然面对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再不能睡一宿觉就把它忘掉，事后你发现童年不复存在了。”小说中，“我”最爱的奶奶，被当做“地主”赶出北京、送回农村老家去了；“我”为此松了一口气，因为，“那些天听说了好几起打死人的事了”。正是因为这些“严峻的事实”，清醒的反思开始了，灵魂的觉醒开始了：“不断地把人打倒，人倒不断地明白了许多事情。打人也是为革命，骂人也是为革命，光吃不干也是为革命，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乃至行凶放火也是为革命。只要说是为革命，干什么就都有理。理随即也就不值钱。”“童年不复存在了”，但精神上的成年阶段开始了，——史铁生的思想成熟了，人格发展了。他克服了时代对自己的消极影响，超越了冷酷无情、颟顸自负的“斗争哲学”，并一再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话提醒人们：“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渴望自由的干渴。”。在他的身上，你看不到一丝一毫“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凶暴和戾气；面对他人和世界，他的内心没有一星半点的恶意和敌意。他终其一生，都保持着的理性而宽容的生活态度，都按照可靠的逻辑和基本的常识来思考和写作，从未被那些看似“悲壮”的狂热所迷惑，从未被那些看似“正义”的风潮所裹挟。所以，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看到一些人像当年的“红卫兵”一样，血脉贲张地宣泄愤怒，盛气凌人地激扬文字，他终于忍不住了，终于坦率而尖锐地批评道：“现今，信徒们的火气似乎越来越大，狂傲风骨仿佛神圣的旗帜，谁若对其所思所行稍有疑虑或怠慢，轻则招致诅咒，重则引来追杀。这不免让人想起‘红卫兵’时代的荒唐，大家颂扬和憧憬的是同一种幸福未来，却在实行的路途上相互憎恨乃至厮杀得英雄辈出，理想倒乘机飘离得更加遥远。很像两个孩子为一块蛋糕打架，从桌上打到桌下，打到屋外再打到街上，一只狗悄悄来过之后，理想的味道全变。”史铁生所表现出的，无疑是一种更加健全的生活态度，是一种更加清醒的文学精神，——他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成了一个能正确地思考、判断和写作的知识分子。
在人们已经习惯了痛苦和死亡的非常时代，史铁生克服了无痛感的麻木，依然保持着对别人的痛苦和死亡的敏感和同情，所以，他能在人们习焉不察的地方，发现生活的乖戾和荒谬，看见“暴力诗学”和“仇恨哲学”对人的荼毒和异化。在“****”武斗最激烈的时候，“那个八月里死了很多人”；“打死”和“打死了”在人们的嘴里，轻轻地就说出来了，仿佛他们谈论的不是人，而是别的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这种冷漠甚至冷酷的话语，却引起了史铁生的颤栗和反思：“……打死了这三个字像小学校里的读书声那样传来，曾让我心底一阵阵颤抖，十五岁的少年还说不清是为什么颤抖，但留下了永不磨灭的阴冷和恐怖。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是因为那三个字的结构未免太简单了，那三个字的发音未免太平淡了，那节奏未免太漫不经心了。……打死了，这三个字很简单，说得平平淡淡。多年以后，我习惯了每天早晨一边穿衣服一边听广播，我听见广播中常常出现这三个字，在越南和柬埔寨、在阿富汗、在拉丁美洲、在中东、在所有进行着战争的地方，广播员平平静静地报告说在那儿：‘昨天，XX游击队打死了XX政府军XX人。’或者：‘前天夜间，XX军队在于XX组织的一次交火中，打死了对方XX人。’听起来就像是说打死了多少只老鼠和打死了多少只苍蝇。”在“战争状态”中和“斗争环境”里，这种轻松、随意的“死亡统计学”，已经成为日常性的话语现象，很少有人将它当做一个问题来质疑。然而，史铁生的心，却被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刺痛了，于是，他便第一次将这种“死亡统计学”话语的可怕性质揭示了出来。他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如果经常在广播等大众传媒里，轻轻松松地炫耀“毙敌”、“歼敌”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几十万的“战绩”，那么，这种具有狂欢性质的话语表达，不仅会让有爱愿的人们感受到心灵的疼痛和颤栗，而且，必将造成严重的道德后果——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习惯残酷，失去对同类的最起码的爱意，从而最终导致敌意和仇恨的蔓延，造成人心的冷化和硬化。
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转型时代”，将“经济建设”当做生活的“中心”，人们的兴趣和热情，因此被吸引到了对金钱的渴望和物质生活方面，进而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和“后现代时尚”，其特点，就像利文斯顿所指出的那样：“一是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感觉，这种感觉基本上是非意识形态的和实用主义的；二是相当浪漫的享乐主义。”当代文学显然极大地受到了新的社会时尚的影响。许多作品推波助澜，将“实用主义”合理化，将“享乐主义”浪漫化。然而，在史铁生的笔下，你看不到普遍存在的“后现代时尚”，诸如模棱两可的相对主义、缺乏理想的虚无主义、缺乏热情的混世主义、唯利是图的拜物教倾向等等。他对一切下行和后退的生活理念，对一切降低人类的尊严和道德水准的主张，都非常警惕。例如，“生命的唯一要求是活着”，是一句似乎很深刻的话，也是某些先锋作家挂在嘴上的“流口常谈”。但是，史铁生想了好久之后，却“怎么也不能同意”。在他看来，“当生命二字指示为人的时候，要求就多了，岂止活着就够？说理想、追求都是身外之物——这个身，必只是生理之身，当生理之身是不写作的，没有理想和追求，也看不出何为身外之物。一旦看出身外与身内，生命就不单单是活着了。……而爱作为理想，本来就不止于现实，甚至具有反抗现实的意味，正如诗，有诗人说过：‘诗是对生活的匡正。’”史铁生具有“匡正”生活的自觉意识和使命感。他无法认同那种过于实际的生活态度。仅仅满足于吃喝拉撒睡的动物主义生活方式，在他看来，还只是“生理之身”的生活。所以，他反复强调理想的意义和爱的价值。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史铁生的写作和思想的意义，就突出地体现在这一点上——始终为理想和信仰的价值辩护，始终站在理想主义的高度，来思考和探索苦难、生死、爱愿和拯救等重要的问题。
当然，面对自己的遭遇和残酷的现实，史铁生也有过愤懑和不平，也有过怨望和颓唐。在自己的文学创作的探索期（1978-1982年），史铁生曾写了《午餐半小时》、《我们的角落》两篇情绪低落、略带幽怨的作品。前一篇写的是“八个半人”的小工作间午餐半小时期间的生活情景：日常的近乎无聊的对话里，反映出底层人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等级差别和贫富悬殊的不满，揭示了卑微的人们庸俗的生活态度和庸常的生活愿望，也反映出底层人艰辛而无助的生活现状，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灰暗的色调和悲观的情绪。《我们的角落》写的是三个病退的残疾青年，在一个非正式的“生产组”的劳动生活、内心的苦恼，以及他们与困退回来的姑娘王雪之间的友谊。这篇小说写于1980年，后改名为《没有太阳的角落》，1997年收入《当代作家选集丛书·史铁生》的时候，删掉了后半部分过于冗杂、低沉的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