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写出了人性的软弱和凶恶，写出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真实。一切都是那么令人震惊：“只要你到监狱里打一个转儿，便会对人间之种种罪恶，震惊于歹毒和残忍。因贫穷而堕落，因黑暗而沉沦，因无知而愚昧。”
她完成了穿越人性黑暗和人生苦难的一次文学远征。对那些安于“身体写作”和“私人写作”的“新生代作家”来讲，对那些丧失历史感和缺乏苦难意识的当代叙事来讲，对那些满足于芜杂、粗糙的“消极写作”的“著名作家”来讲，章诒和的这次文学远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她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罪恶、黑暗和苦难，乃是文学叙事的重要内容，而一个小说家，倘若还不想碌碌无为，还想写出有价值的作品，那他就要有勇气直面一切形式的残缺和不幸，就要努力赋予他的写作以深永的悲剧意味和深刻的苦难性质，因为，文学的感染力和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这些方面。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切文字中，我只爱以血书写者。他说的是真理。文学的根须是深植于血泪之中的。文学的美学建构，最终要有一个伦理的向度。没有血与泪，没有爱与恨，没有罪与罚，没有不幸和苦难，没有绝望与挣扎，就不会有伟大的文学。我们的文学之所以不发达，之所以不成气候，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它缺乏苦难感，缺乏悲剧精神，缺乏对血与泪、爱与恨、罪与罚的叙写。
五
章诒和的小说，写得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她对读者是尊重的，唯恐慢待了他们，所以，她的故事讲得很周到，很用心。在语言上，她的态度尤其严肃认真：力求上达，一丝不苟。
章诒和的小说语言，虽然不像她的散文那样珠飞玉溅，流光溢彩，但仍然保持了优雅不俗的风格。她喜欢用四字一句的构语模式。例如：
“饭菜齐备，碗筷摆好。”这八个字，排布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很是俊爽。
“大火最终熄灭。死者无数，全是犯人。”后面一句，别人写出来，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意思或许相去不远，但语感却全然两样的。
“收工时，夕阳敛去，四野烟笼，她一屁股坐在山坡，向着那条通山下的土公路，望了又望，有时能望到天黑。”这是真正的汉语，淡淡的意境里，内含着蕴藉的诗意，令人悠然意远，怦然心动。
她也用五字一句的对偶句式。例如：
“岁月重重去，隐恨日日生，‘钱袋’外表平静，私下议论却是越发恶毒了。”即使在叙写平淡事象的时候，也能将对仗工稳的诗句融进去，真是妙极了。
两字一顿的句式，也有。例如：
“风起，日落，时光不疾不徐地像水一样地流淌，带走了一段一段的岁月，而岁月把原来柔软的变得坚硬起来。”这句话，开首便两字一顿，然后接以长句，长短搭配，疾徐有度，是诗家的语言。
切切嘈嘈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章诒和更擅长的，是将散与整、短与长、文与白，自然而巧妙地搭配起来，所获得的效果是，读出来，好听，闭目想，如画，细咂摸，有味：“入冬的高原，特别空旷，辽阔。山风吹来，一无阻拦地呼啸而过，把身上仅有的一点温度也带走了。谁都把大棉袄紧紧裹好，两手有空就缩在袖笼子里。野草随风俯仰，树木枝叶纷披，景色霎时变得荒凉而沉郁。给人哀愁的，就是这风了。骤然而来，悄然而去，不详其所起，亦不知其所终。思之，令人肠断。”这样的语言，如佳酿醇酒；充实于字里行间的，全是诗意的情调和古典的风度。
一方面，章诒和小说的语言，具有散文的流丽和诗意之美，另一方面，在叙事上，她似乎也没有摆脱散文的羁绊。她放不下、也摆不脱那个写散文的“我”。昨日一切，刻骨铭心，不思量，自难忘。非同寻常的经历和创巨痛深的记忆，给章诒和的小说写作提供丰富的材料，但也给她的小说写作添加了负担，——要她把自己跟小说中所写的人和事分开来，实在太难了。还有什么比“我”的经历更像小说的呢？还有什么比“我”的讲述更真实、更动人的呢？
于是，像几乎所有开始学写小说的人一样，她选择了第一人称的叙事策略。表面上看，让“我”担当叙事人，似乎很方便，很凑手，其实，事情并不这样简单。“我”其实是一个很受限制的叙事者。事件多，头绪繁，事有为“我”所知者，有为“我”所见者，但也有为“我”的所见所闻所不及者，这就给叙事带来了难度，——作者必须将叙事的半径限定在“我”的经验范围之内，否则就会带来混乱和虚假的后果。对于这样的困难，谙知文章之道的章诒和，自然是清楚的，正像她在《芦花吹白上人头，镜里萧疏不奈秋——<；刘氏女>；笔谈》中所说那样：“一下笔，便知转换文体之不易。散文很自由，而小说首先遇到的就是人称问题。散文不用设置人物关系，而小说人物关系的设置就至关重要。散文里，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在小说里，主观情感不可投入过多。一切都不熟悉，一切均需从头学起。所以，我很吃力！由于认真，故又很卖力。”
然而，《刘氏女》还是被“我”给绊住了。虽然作者尽了最大的努力，尽可能合乎逻辑地组织情节、展开叙事，但是，事实证明，如果选择了全知的第三人称叙事，她遇到的麻烦可能会少得多。尤其是当叙事的内容涉及的是杀人这种非常极端的事件的时候，“我”所面对的麻烦，就更多了。例如，刘月影杀人的心思，“我”怎样才能尽知其详？即使她对“我”的讲述足够详细，但要要将它转化为细致、真实的细节，仍然很难。而“钱袋”这个异性人物的复仇心理的产生过程，覃天聪的母亲对儿子和刘月影婚事的态度，就更非“我”所能轻易探知，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来交待“我”的叙事赖以展开的信息源的问题。除非像鲁迅在《祝福》中那样，巧妙地完成从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的叙事转换，然后将复杂的“断片”的叙事内容，“联成一片”，否则，单用第一人称来叙写如此纷杂的内容，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事实上，即使在《祝福》的第三人称的叙事部分，关于祥林嫂的叙事，依然被严格地限制在“听说”的范围之内。
然而，第一人称叙事的确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叙事方式。选择第一人称叙事曾经是一种流行的现代小说写作套路。有一位西方批评家曾作过统计，结果发现，自1921年以来，第一人称叙事占有极高的比例。1958年6月15日，茅盾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中说：“我并没作过统计，但本年三月份的六、七种期刊所登的长约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说，其中百分之五十以上是用‘第一人称’的；《人民文学》三月号的三篇全是‘第一人称’。三月以后的各刊物，‘第一人称’的短篇小说还是比较多，而且每篇字数大都是五千到七千字。”为什么会这样呢？茅盾的解释是：“大概作者觉得这个方式适宜于写得短些”。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作者觉得采用这种叙事方式更方便组织和结构，也更容易获得真实可信的效果。然而，这是一种错觉。第一人称可以强化真实感，便于表达抒情性，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它也会削弱小说的整体感和客观性。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人物的命名。给人物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谁若把这看作薄物细故的小事，他就大错特错了。命名是一件庄严的事情，是一个神圣的仪式。它包含着作家对人物的理解和态度，也表现着作家的美学趣味。没有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是随便给人物命名的。然而，现在的不少小说家好像没有这样的意识。他们在给人物起名字的时候，态度随随便便，表现出对人物的不尊重，让人读了极不舒服，看着就让人倒胃口。
《刘氏女》在对人物的命名上很用心，甚至有唯美化的倾向。尤其是女性人物，大都有一个很美很有诗意的名字：刘月影、苏润葭、杨芬芳、邹今图、张雨荷、骆安秀、易风竹。刘月影和张雨荷的名字，甚至有一点象征的意味——前者象征着人生的游移不定、变幻莫测，笼罩着一种凄迷而神秘的色彩，体现出作者对她的怜惜和同情的态度；后者则既象征着无辜者遭受风欺雨打的境遇，又象征着身陷泥淖依然不可污染的风骨和节操，体现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一种积极的道德评价。也许，有的读者也许会觉得，从监狱囚犯的名单上，一下子读到这么多美丽的名字，实在太过奢侈，甚至不够真实，但是，我相信，肯定还有另外一部分读者，他们宁愿这些不幸的女性都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宁愿她们的名字有兰蕙的气息，珠玉的光泽，——这也算是对她们所遭受的不幸和痛苦的一点儿补偿。
至少，我愿意接受这种唯美的命名，愿意就此向作者致敬——能在最没有诗意的地方保持对诗意的热情，能在穿越人性黑暗和人生苦难的里程之后，依然保持着对光明和美好的向往，这，难道不也是很值得尊敬和赞赏的吗？
2011年5月21日，平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