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骚土》的“****”叙事与反讽精神
人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有气运和机遇上的等差，就像古人曾经感叹的那样，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或拂帘幌而坠于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而落于粪溷之侧，其间的幸与不幸，实在是天差地远的。
像人一样，每一部作品也都各有自己的命运。有的作品因缘凑泊，在合适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出版，有的则“遭时不辰”，完成于错误的时候，并以不恰当的方式出版，——要么被删得面目全非，要么被改得一塌糊涂。老村的《骚土》，似乎就属于后一类。
1993年，在“长篇小说”出版火爆异常的热潮中，老村的《骚土》，在多次与体制内出版社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交给出版商“操作出版”，结果“污秽的封面和删节使《骚土》陷入不堪之境。作者看过样书，跪倒在地痛哭失声”。就初次出版的境遇来看，《骚土》可谓是一部不幸的小说。幸运的是，在后来的多次再版中，老村终于有机会不断修改，为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一涤其污，一洗其冤，一雪其耻。
出版二十年来，《骚土》虽然也得到一些学者和批评家的高度评价，但是，它所受到的误读和误解，似乎更多更严重。许多年前，一位老作家曾对老村的《骚土》大加指责。面对这样的“求全之毁”，敏感自尊、厚道老实的老村，并没有反唇相讥，恶语相加。他选择了沉默和退避。他知道自己写了什么。他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信心。他说：“我知道真正版本的《骚土》是什么样子，我没有必要和别人争执。”
其实，《骚土》更内在的主题和主体性的叙事内容，根本不是写什么“乡野风情”，不是写什么“男欢女爱”，而是苦难与不幸、混乱与毁灭。谈及自己从事写作的缘起，老村说过这样一段话：“从根子上说，我的写作缘起于对人生苦难的觉悟，缘起于我对贫瘠如天罚的黄土地，对苦难无边的父老乡亲无比悲悯的情感。这情感时刻潮动于我的心灵深处，充盈于我的眼眶中，成为我由最初的探索学习以及后来写作的最根本的动力。”
《骚土》也是一部“粘血带泪”的、关乎“尊严”的作品。它写乡土中国的封闭和愚昧，写“****”的“瞎折腾”，写“上层”的权力斗争，如何侵入“下层”社会，如何极大地改变了“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改变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意识和行为。就此而言，《骚土》乃是在反思“****”方面别具慧眼、独具价值的叙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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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积淀并形成了一个“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二元并存的稳定结构。在这个结构里，上层的“权力社会”与底层的“民间社会”，保持着相对疏离的甚至相安无事的关系，当政者大多本着“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论语·雍也》）的原则，使民以时，轻约薄赋，不劳民，不伤财。在这种粗放型的农业社会里，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只要完成的那些“天经地义”的“义务”，——只要在收获的季节按时缴纳“皇粮”，只要适龄的时候按规定服兵役，他们便可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便可体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的自由，便可享受“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逍遥。除了在社会****和战争状态下，底层社会的生活，一般较少无端地受到严重的干扰。在某些特殊的时期，他们甚至可以逃入深山避乱，以远祸全身。陶渊明在《桃花源诗》中这样写道：“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这里的描写固然多有理想化的色彩，但现实中也不乏这样的事实。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年代，天崩地解，倒转乾坤，中国社会的固有结构，被彻底地改变了。按照新的“乌托邦”社会理念，全社会“都鄙有章”地实现了绝对的一体化。上层的“权力社会”与下层的“民间社会”，被按照一个单一的模式整一化了。下层社会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和不受侵扰的生活格局，都被打碎了，都因为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而一去不复返了。在新的制度模式下，农民不仅失去了选择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自由，而且还必须按照新的意识形态要求，改变了自己的道德观念、交往方式与关系模式。他们被改造成了“新人”，一种失去了稳定的文化基础和文化传统的“新人”。老村的《骚土》从1966年写起，其着眼点和着力处，便在细致呈现中国农村社会的“下层结构”，如何在“史无前例”的“****”期间，被外来的“上层结构”彻底改变的过程，便在细致呈现由“底层文化”传统陶塑的“旧人”，如何被改造成了与“旧文化”彻底“决裂”的“新人”。
在《骚土》里，一开始，鄢崮村就闯入了一个“外来者”，一个被称为“季工作组”的人。见多识广的庞二臭告诉惶惧而好奇的村里人，全国到处都在抓“反革命”，而他们这个地处僻远的村子里也出了“反革命”：“贫下中农社员同志们，不是我庞二臭瞎喷，现在全国形势非常紧张，北京，毛主席身边出了反革命。这次县上农机站的季站长，亲自到咱鄢崮村来，而且还带着毛主席亲自写给他的一封公函，要抓咱村的反革命哩。”村民郑栓摇晃着头，只是不信，说：“啥？咱村？人家反革命到咱村来？到咱村喝西北风哩！”二臭道：“你敢不信？****的郑栓你敢不信？反革命就是你！我看你信也不信！”二臭说着揪住了郑栓耳朵，提溜出人群。郑栓疼得直咧嘴，哎哎地叫着，要庞二臭赶紧松手。然而，无论有没有“反革命”，县里抓“反革命”的“工作组”还是来了，而鄢崮村的“旧的”、“落后的”生活，也将成为历史了。
季工作组一来，就迅速展开工作。“季工作组在大队部里，当天就召集了干部民兵动员大会，非常严密地做了布置。其后又是乌烟瘴气有黑没明地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议，最后又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先在资产阶级占领了的学校里头找出人选。你猜此人是谁？说来倒也平常，在鄢崮村小学里，通满不足三百来人的圈子里，最像化装成牛鬼蛇神的反革命，莫过于杨文彰了。”杨文彰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农民中的“知识分子”，是鄢崮村小学的老师。而文化“整一化”运动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批倒”、“搞臭”农村里最有知识的人：
动手抓杨文彰是一日凌晨。学生娃娃从家里出来，但见灰忽忽的马路两边，贴着许多标语。上操时感觉也不同往日，首先是那黑脸校长没有出来督阵。体育老师也不说正经喊操，偶尔叫一声，也似从石头缝里蹩出来的，生狰冷倔，任由着学生绕圈。跑了几圈，下来说是拉开架势做广播体操，只见学生们轰声乱了。回头一看，原来是民兵连长吕青山带着几个如狼似虎的壮汉，手持钢枪，冲进校门。说起来也不知是那年那月那个朝代，谁****的兴下的规矩，遇事便拿读书人开刀。杨文彰老师起初还在那里装模作样的扭腰摆胯，活动筋骨。人群大乱之时，他还伸着脖子去看热闹。正觉好奇，只见吕青山指他一下。他以为咋的，仰面一笑。几个壮汉走了上来，啪啪几个巴掌，打得他口鼻喷血，跌倒在地，几番想硬撑着站起来，都被民兵镇压下去。这真是所谓的英雄气短。只可怜他一个风流才子，没来得及表演出才子风骨，便被人家连推带搡，押出了校门。经这一闹，学生们一时三刻竟不能安生。这时候，黑脸校长黑着脸子从校长室里探出头来，将学生又拢在一起，宣布了县上停课闹革命的指示。
季工作组在批斗杨文彰的会上，这样讲道：“广大贫下中农社员同志们，贫农社员贺根斗的发言，说得何等好啊！请大家认真地思考和领会他的发言。他的这个发言，是在给大家讲着一个道理：地主阶级虽然被我们打倒了，但现在又有一批人，在干地主阶级所不能干的事，继续欺压我们贫下中农。我们大家眼前立的这个反动分子杨文彰，就是这号货色……”通过对“上层话语”的鹦鹉学舌的模仿和宣传，季工作组完成了对鄢崮村的“下层社会”的政治动员。从此后，鄢崮村就不再是那个自然意义上的村落了，而是中国的规约性极强的“整一化”结构中的有机构成部分，是无数中国农村生活样态的极具典型性的样本。农村的生活完全被“政治化”了。人们彼此相逢，不是像陶靖节诗中所赞美的那样“相见无杂言 但话桑麻长”，而是大讲与自己的生活本来完全不相干的“杂言”：
自从季工作组来了之后，村里头热闹了起来，干橛风冻的黄土坡上，似乎比往年也暖和了许多。这些日子，是人都不再闲着。田里回来吃罢晚饭，男人们一个个窜到照壁前，互通消息，议论朝政。女人们也不说在家纺纱织布了，只怕晚人一步，争先恐后地跑到大槐树底下，竖着耳朵瞪大眼睛，探听对面照壁下的男人们咋说。论起来毛主席是咱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能人，原因就在这里，的确是最会揣摸民众心思不过。他大概也看到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甚是无聊，于是便想到要给大家解一解闷，去一去闲。所以他果断地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
这种异化的“政治生活”导致的后果，就是人们心性的败坏，就是假话的盛行：“‘**********’以来，咋不咋都摸到了一点底细，人人都学会了架着他人说话，实际也就是胡蒙。胡蒙二字看似简单，其实学会了威力无比。其时所谓的意识形态，大多是靠胡蒙出来的。但说到底，群众还是蒙不过领导，下级还是蒙不过上级。几个月来的革命，学校的老师，有的吃了苦头，有的尝了甜头，有的在其间成了冤家对头。但是，大家比已往都有所自觉，主动靠近领导的心思都有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正派社会”，而“正派社会”赖以存在的的基础则是能为人们提供“是非标准”的“公共生活中的道德习俗”。然而，在鄢崮村，“公共社会中的习俗道德”就这样解体和崩溃了，而“‘在没有道德习俗的社会中，是不可能有称得上好的生活的’。这样的社会也不可能是一个正派社会”。
在季工作组的眼里，农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劳动，不是任何别的关乎“民生”的事情，而是“学习”。判断一个农村干部是否合格，是否让人“放心”，其“标准”就是看他肚子里有没有“政治”和“政策”：
季工作组问：“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咋说？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吕连长回答不上来。季工作组着急地坐起来，生气地说：“你这个连长，水平根本不成嘛，你不学习，不懂装懂。村子里一天只见你端着枪，连跑带喊叫。一问你问题，天字号的大笨熊，是啥不晓得；你说你，合乎一个民兵干部的标准吗？”吕连长头点的像鸡啄米，说：“就是就是。”季工作组道：“光说就是不成，肚子里没有政策，头脑里没有******思想武装，迟早要犯错误的。”叶支书忙打住说：“季站长，我们都学习不够，日后你还得多引导，多给我们讲解。”季工作组十分焦躁地说：“讲解，讲解什么？自己不说抽空拿上书本学习，光靠别人讲解怎么能成？做为一个民兵连长不注重学习，让党怎么放心？让毛主席怎么放心？”叶支书道：“这不全怪吕连长，也是我抓得不够紧。”季工作组挥手打住，说：“罢了！互相包庇！”不再说话，眼睛一翻，倒头睡下。二人这才出了窑门。
在农村的“下层文化”结构里，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亚文化”，例如“叫魂”、“驱邪”、“祈福”、“巫祝”等，虽然并不怎么“科学”，但是，对于农村社会来讲，它自古以来便发挥着一种安慰、警示和劝导的作用。然而，这种无伤大雅的“乡村亚文化”，与凡事皆讲求“科学”的“上层文化”格格不入，因此被当做摧陷廓清的打击对象。季工作组斗争张法师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和毛主席党中央唱对台戏”的“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