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下层结构”的破坏，尤其突出体现在对农村的道德基础的瓦解，对农村的维持底层社会“公序良俗”的“支柱性人物”的打击。在农村社会，总有一些急公好义、深孚众望的人物，在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在鄢崮村，邓连山就扮演着这样的社会角色：“邓连山也是虎虎势势的一条大汉，虽说是地主，但为人却敦厚，极讲诚信。接济穷困，也不图他人回报。全然凭着几十年的苦力和节俭，挣下了一份家业。更何况那年月黄龙山里的刀客经常下来骚扰村民。抢粮米，奸妻女，无恶不作。那邓连山掂着一杆丈二铣枪，一马当先，像条大雄狗，守护着村子的安宁，留下了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那也是他这族人声名显赫的时侯。只是待到后来解放，时运不济，被政府判刑，再遇上有柱这样的不肖之子，收拾不住婆娘，以至于祸起萧墙，东窗事发，这家人一天天地败落了。……传说一年秋天，村里最漂亮的女子秋菱，在东埝地里收谷，被黄龙山的刀客遇着，抢到山寨子里，可怜一十八岁的黄花闺女，被那贼人几番轮奸。后来山上刀客捎话下来，要主人带上二百块银元上去领人。秋菱父母急得团团传，正在手足无措之时，邓连生挺身而出，提一包袱铧头，背着铣枪，独自进了黄龙寨。叩响山门之后，声言一手交人一手交钱。墙头上的刀客头目知道邓连山不是等闲之辈，恐怕有诈，断然不许。说是先将钱扔上去，点清再说放人。两个对头争执一天一夜。邓连山一天一夜没有合眼，没有动势，端着铣枪，立在山门底下等侯。临后，还是刀客那边让了步，将秋菱抬出山门。邓连山先把秋菱夹在腋下，扔了包袱上去，刀客头目打开一看，竟是一包生铁。发觉上当，慌忙调集匪人追赶。这邓连山一手挟着秋菱一手挥动铣枪。刀客二三十人，虽说是疯狂乱扑，但竟也近他不得分寸。边打边退，极其英武。”
然而，新的“整一型文化结构”里，不再有这种乡间“支柱性人物”的生存空间。邓连山的财产被剥夺充公了，他的貌美如花的儿媳郑芙能，被迫改嫁，给收购站的法堂“做了婆娘”，而他则成了毫无尊严感的“贱民”。他在监狱里蹲了十几年。为了生存，他迎合时代潮流，通过二年零四个月的不眠之夜，将《毛选》四卷背得滚瓜烂熟。然而，就像阿Q没有“革命”的资格一样，邓连山也没有背诵“毛主席语录”资格。叶支书警告他说：“‘看来监狱这些年你真还没白蹲，你老****的还是口口声声的毛主席语录念个不停。今日个给你说下，朝后不准你再随随便便念毛主席语录了。再念到自家窑里念去，但再见你在公众场合念毛主席语录，甭嫌我下手狠，或者给你再加上一顶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帽子，弄不好再去监狱蹲上几年。’邓连山听这话，应道：‘我晓得。’叶支书说：‘晓得就好，你可以回了。日后有事，随通知随到！’邓连山手捂伤口敬不成礼，但是来个立正动作，大声答‘是。’立即碎步紧跑出门。”他暴打了要为自己“报仇”的孙子雷娃，并且教导孙子要“抓紧学习毛选”，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不是我说，三十年后，学习老三篇背诵老三篇还是人们的头等大事，毛主席的像，还得挂在窑门前头，你信也不信？你不信我信。这你日后自会晓得。”他做吕连长的打手，毫无心理障碍地服从指令，用从监狱学来的方法捆绑自己的儿子。从此，他逢人便低三下四、一脸谄笑。一个“不正派的社会”的特出特点，就是随意用各种方式羞辱人，“许多羞辱人的做法不仅长期实行，有的甚至被冠冕堂皇地赞誉为社会和政治美德”。正是通过粗俗野蛮的花样翻新的“羞辱”，乡村社会的道德习俗和“支柱性人物”，都被彻底地摧毁了。
2
虽然，在当今之世，称赞一个人淳朴、善良，简直意味着极大的不敬，但是，我还是要说，老村是一个心地极其善良的人，是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很少见到的单纯可爱的人。他很温和，也很幽默。他笑起来像孩子一样开心，由不得你也跟着他一同高兴起来。然而，他对是非，却有着清醒的认知和明确的判断。他在听人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和善的眼睛里，流露出调皮的笑意，似乎在告诉对方：嘿嘿，别想蒙我，我晓得你想啥哩。他的小说里，也是充满笑意和幽默感的。在平静的幽默里，他举重若轻，一下子就将内里的本质，彰显了出来，一览无遗地摆在你面前。在长篇小说《骚土》里，幽默不是停留在博人一笑的低级水平，而是被升华为深刻的反讽，升华为对病态的生活事象的充满正义感的嘲弄。
讽刺意味着清醒的认知能力，意味着深刻的洞察力，意味着勇敢的批判激情。因此，任何时候，讽刺都是一种很高级的美学品质和文学精神。一切伟大的文学，多多少少，都具有一个反讽的精神空间。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是否健全，文学成就是否辉煌，一个重要的标识，就是看它的讽刺文学是否发达。
在《骚土》里，老村努力从多种中国文学样式中吸纳反讽经验。老村的写作理念与文体意识是自觉的。他说他“决意用我们民族的所有叙述技巧来写《骚土》”。他试图将古雅的汉语与俚俗的方言土语，融为一炉，以期写出真正的“汉语小说”和“中国小说”。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尤其值得珍惜和肯定。在当代的陕西作家中，很少见到谁对陕西的方言土语的熟悉和运用，达到如此努力和自觉的程度。老村激活并使用了那么多的“土话”，而且用得那样自然，那样恰当，那样巧妙，——小说《骚土》简直可以被当做灵活应用陕西尤其是关中的方言土语的典范。从民间的俚俗话语，到古雅的书面话语，从元代的散曲，到秦腔的戏文，他都有吸纳和借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反讽文体。他借助“戏文”，骂那些“不义的朋友”：
想一想你往昔嚣张气焰，把他人踏脚底任意作践；
用得着你爷时仰头悦面，回转身又把那恩抛九天。
只说你今日里饮风露餐，黄梁梦做得是难敌饥寒；
求着爷叫着爷万般皆好，过得河又把爷搁在岸边。
说你是陈世美你不情愿，只允爷唤你是救星当前；
想一想你救爷救在何处，为何爷至今仍穷困可怜？
从这段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老村拟写“戏文”的不俗才华，也可以看到痛快淋漓的反讽，可以看见他对时风和世相的尖锐批判。
在“****”期间，《毛主席语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是不容怀疑和亵渎的圣物，普天之下与率土之滨的中国人，不仅必须天天学、天天背，而且要努力“活学活用”，要“立竿见影”。在《骚土》里，“季工作组带了县上刚发的红宝书到富堂家吃饭，热炕上一坐，让富堂家的一个男娃一个女娃好生稀奇，争着抢着看那红宝书。季工作组慷慨地递给他俩，说：‘甭弄坏了。’任由两个娃争抢。富堂也伸手试脚，凑上去看，诧异地问：‘这是啥？’季工作组郑重地说：‘是毛主席语录。日后我们无论做啥事，都得靠它了。上面写得周全，天上地下无不包揽，啥都说到了。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富堂若有所悟，说男娃：‘扁扁丢手，给你叔放下，那也不是你碎娃的耍货，弄脏了该咋？’富堂婆娘在那边正冒着热气的灶火下面听说，也忙走过来，看着扁扁在油灯下手拿的语录，说：‘啊呀，值贵的很，扁扁甭占住，叫姜姜念念写的啥。’那叫姜姜的女娃如何抢得到手里，临了还是季工作组要了回去，并当场打了开来，大声读到：‘你们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念罢指点给富堂说：‘你看，毛主席说得话多么在理，只没说把咱这人间社会，男男女女鸡毛蒜皮的所有道理，都一律摸得通通透透。你看，伟大不伟大？’富堂虽然懵懵懂懂，却连连点头。”作者通过戏剧化的场景呈现手法，通过对人物的动作和话语的描写，揭示了“****”时期的“个人崇拜”的病态和畸形，揭示了在“个人崇拜”氛围里人们的心理的幼稚和行为的可笑。
在“个人崇拜”甚嚣尘上的时代，******的著作被比作“永远放光芒”的圣物，被当做不可须臾离开的“武器”和“精神食粮”。然而，在《骚土》里，鄢崮村的一群正在学习《毛选》的人，却突然抛下手中的“红宝书”，去追赶并殴打一个“马大的汉子”。原来，快到春天的时候，“村中家户，十之八九没有糊口的粮食，饿得急了便纷纷出门寻辙。这仇老汉，今年第一个拉起了要饭的家伙，望着北岸深山里走去，路过周家峁，见村中一老妇在村头碾米。心想上去讨把谷糠，也算此行不虚。想着想着，便已走近碾子，可巧这时碾道一旁的院墙里头有人厉声呼唤，老妇答应着慌忙踅了进去。仇老汉看着那碾盘上黄澄澄的米粒，浮想联翩。那拉碾的驴儿一圈圈地转着，仇老汉痴木怜怜立着，一边看一边想，一边等着那老妇速速回来。这等那等，不见来人，少不得自个儿上手，帮着人家，将碹到边沿上的米扫进去。扫着扫着，不觉起了贼心。把人家未舂净的谷米，连糠一起，一捧捧地往自个儿的布袋里撮。这一日也合该老汉出事，没撮几把，那老妇走出来，一眼瞥见，抢天呼地的喊叫起来。院墙那边一大帮人听见吆喝，赶将过来，听那老妇比划了清楚，抬头看见山坡上边，仇老汉一人背着捎马布袋，仓慌逃窜。这帮人原也是正在学习《毛选》，不过到这节骨眼上，《毛选》也不见得有谷米金贵了。一帮人脚不点地地追，仇老汉兔子一般地跑，直让人家追了六七里的路程，方才赶上。”通过这样的事象，作者以幽默的喜剧方式，解构了“个人崇拜”的神话，并彰显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在具体的肉体饥饿面前，只有真正的粮食才能让人为它不顾一切，而空洞抽象的虚言妄语，则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