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很不安静的时代，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鼓励人们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的时代。成为人人羡慕的“英雄”，这是很长时期尤其是“****”期间许多人的“凌云壮志”。很多人为此丧失了正常人的心理和情感，活在虚无缥缈的梦幻世界里。季工作组就做了这样一个美妙的“白日梦”。他梦见了漂亮女人挑逗他，他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以拒绝，说着“像电影里的志愿军战士一样，挥了下手，踏上田埂，头也不回，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前走去。走着走着，他发现自己到了县农机站东墙外的麦子地里，而且听到有人在麦地深处说话。他摸索上去，竖起耳朵听，原来是杨文彰竟和农机站里的技术员老黄勾结一起。两人正在密谋炸毁农机站，破坏今年三夏工作。说时迟那快，炸药包的捻子已经点燃，哧哧直冒火星。那老黄抱着炸药包，欲扔到墙那边。他不能眼看着国家财产受损失。一个箭步冲上去，拦住老黄，夺过炸药包，像黄继光董存瑞那样勇猛无畏，冲到几十米开外的空地上。等了半日，等那炸药包快要响了，高喊一声：‘共产党万岁！’他倒下去了，用干瘦的胸膛，遮住炸药包的烈焰和气浪，人民的生命和国家的财产，免受了一场重大损失。……说也奇，他梦见自己死了。躺在县农机站的会议厅的长桌上，许多人流了泪，甚至他自己也悄悄地流了泪。有人在一旁说：‘季世虎同志光荣的牺牲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接着又梦见毛主席就坐在会议桌的对面，神色严峻地向大家讲话。毛主席说：‘我们无数的先烈，就这样光荣的牺牲了，为此，我们已经开过无数个这样的会了。但是，在你们县开这样的会还是第一次。你们县，在全国名声很小，但因为有了季世虎这样的英雄，我知道了你们，人民知道了你们。’……毛主席的话，句句说到了他的心坎上。他不知什么时候立起来，止不住地痛哭起来，边哭边高声呼喊：‘敬爱的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主席一听这话，面上便露出喜欢，用温暖的大手拨拉着他的脑袋。他呢，竟为自己的脑袋形状太怪而深感内疚。但人家没在乎，微笑着说：‘季世虎同志，你的工作很努力，干得很好啊，很光荣啊！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士而自豪！’他弯着腰颤抖着说：‘我出身贫农家庭，是党培养了我，人民培养了我。’说完，泣不成声，哭得好不惜惶。哭着哭着，醒了过来。”这样的反讽，将异常时代中国人在畸形时代的扭曲的生活状况，深刻地揭示了出来，读来既令人忍不住发笑，又让人觉得悲哀。
《骚土》中最令人震惊的反讽，是对一次近乎游戏的“造反”事件的精彩叙写。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总是宣传农民“造反”的合法性与先进性，所以，鄢崮村的一帮青年，就按照这样的“教导”，按照《水浒》里的套路，想象着做“梁山好汉”的快意和潇洒，照猫画虎地谋划着举起“结义为仁”的旗帜造反的事情。他们陶醉于“替天行道”的“光荣与梦想”而不能自拔。他们用《水浒》中英雄人物的眼光看世界，试图在自己身边的现实生活中，找到十恶不赦的坏人。一个叫大害的小伙子，读《水浒》读得入了迷，“当读到林冲被高衙内一班奸人三番五次的加害，自个儿也觉得不正常了。大雪地里，立在村头，茫茫然昏昏然，用古怪的眼神，注视着来往行人。……栓娃早晌无事，掂枪去大队部执勤，迎头碰上大害，说了句：‘你熊冻屁慌慌的，立在这里做啥哩？’大害两眼一瞪，大喝：‘站住！’栓娃一惊，问咋。大害道：‘今日单要看看你这个陆虞侯欺压好人？’说着也不管栓娃防没防顾，啪啦就是一耳巴子扇到脸上。栓娃不敢辩论，拾起枪连忙逃脱。进大队部门，看吕连长季工作组一班领导都在，三句话没说完呜呜哭开了。”大害从此领着十几个“结义”的兄弟，找个僻静无人处舞枪弄棒，动辄模仿《水浒》中人物，以“洒家”自称，还按照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做法，“将鄢崮村有或没有的驴头马脑一行一百单八人，都一一列了进去。排过之后，自觉得有些人选甚不成熟，比如说王朝奉，算他是小旋风，但那小旋风柴进是何等之人？且不说拳脚武艺，就人家那仗义疏财，三番五次的救助水浒好汉这一条，与他也差个天上地下；又比如那丢儿，生来即一副莺哥儿的脑瓜，浑说浑学还可以，将他当作智多星，岂不是高抬了他？封那大义封为陆军都头，也倒有些道理，原因是他曾多多少少从人家张铁腿学了一点武艺；说歪鸡是水军都头，不免有些牵强。歪鸡说起他凫水如何如何好，充其量也只是在村南那亩半大的涝池里头打滚，将来真的揭杆造反，背叛朝庭，遇着大江大河，那歪鸡岂不是喂鳖的材料？大害写的时候，起初满觉是意气盎然，神情悲壮，心想第二日便要宣布。第二日晨起一看，自个儿倒逗笑了。塞在枕头下，不再与人论说。”不幸的是，他的这个写有名单的本儿，落到了季工作组一班人马的手里。“过了几日，大天白日里头，县上公安局与‘红造司’大队人马一齐出动，荷枪实弹，把鄢崮村包围了个严严实实，照着大害编排的名单，将那有名有姓的二三十人，论个儿一一绑了。装了一大卡车，运上走了。鄢崮村这些几辈子没坐过汽车的土鳖，跟上大害开了个洋荤，坐上了汽车。以后说起这一条，倒都念是大害的功劳。”他们被当做“反革命集团”挖出来逮捕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大害独自坐在县监狱的黑房子里，竟稀里糊涂任啥不晓。夜里做梦，只见大义歪鸡一班弟兄，率领了梁山造反的好汉，过来劫牢，将他救了出去。醒来过后，一个人哈哈大笑，笑过之后，竟又落泪。”公审，然后，枪毙，——这是大害从一开始就注定在劫难逃的命运。
其实，大害的“造反”，与阿Q的“革命”一样，都是具有喜剧色彩的滑稽行为；而他们的死，也具有同样的性质——一样死得莫名其妙，一样折射着时代生活的荒诞和畸形。像阿Q一样，大害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造反”有多么严重的性质。他只是模仿主流意识形态提供的样板闹着玩罢了。然而，在一个不好玩的时代，这样的近乎孩子游戏式的“胡闹”，也是不允许的，也是会惹来杀身之祸的。大害就这样做了自己时代的阿Q。老村通过反讽的叙事，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纯属闹剧的故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令人笑不出来的悲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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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世间不存在无可挑剔的经典，既然任何作家都有承担被质疑的义务，那么，接下来，就来谈《骚土》的问题和不足。
在这部不同凡响的小说作品里，老村试图用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经验来组织情节和展开叙事。然而，在最初的版本里，直到2004年的“足本”，他所选择的“章回体”，都显得呆板、僵硬，不够自然。在后来的修订本里，他终于抛弃了在形式上“复古”的策略。他自始至终都兴味十足地以说书人的形式介入叙事，甚至用自创的近乎“散曲”的“唱词”，对人物的心理和生活事象进行评价，——这些“唱词”有的精彩，有的则显得很勉强，甚至很多余，破坏了小说叙事的连贯性和整体感。
书名做为小说修辞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往往传达着作者对小说的主题和精神的理解。一部伟大的小说，必有一个很漂亮、很有诗意的名字。然而，在我看来，《骚土》这个书名，就起得不十分高明。加“骚”于“土”之上，不仅很难说是一个恰惬的搭配，而且很容易引起误解。“骚”字语意复杂，至少有这样三个义项：一个是“风骚”，一个是“骚乱”，一个是“骚意”；第一义项一般用于口语，用来指涉一种轻浮而俗气的举止和行为，例如“骚情”、“****”；第二个义项常常不能单字表达，而是与“乱”字形成固定表达；第三义项则属于诗学领域中书面语，用来表达命途多舛、郁郁不得志的诗人（所谓“骚人”）不同寻常的“愁苦”和“怨愤”，其渊源可以远溯到屈子的《离骚》。但是，在《骚土》的叙述语言中，老村却只涉及到了第一个义项，而没有阐释第二和第三义项，从而未能对读者的理解和判断，提供充分的信息和有效的线索。
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恣意妄为的时代，一个凡事皆逾矩失度的时代，一个做起事情来不留余地、不计后果的时代。“简单化”和“极端化”成了我们时代最为突出的性格特点。这样的时代性格极大地影响了我们时代的文学想象和文学叙事。然而，对于小说家来讲，没有什么比内在的节制更重要的了。小说家在描写的时候，一定要有良好的审美能力和分寸感，既不过分渲染，故作惊人之语，也不故意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叫人不知所云，不得要领。然而，有的时候，《骚土》的一些描写，就缺乏美感和分寸感。
例如，“法堂看着白净丰腴的女人身子，只觉像是他刮净的肥猪，搁在肉案之上，任他剖胸卸件地摆置。这两人，你是那撂荒不播的凹地，他是那久旱乏雨的禾株，适逢佳媾，甚是相得益欢。一张小床倒蹋半块，两副身板汗湿一双。”这样的描写，是不是显得简单了一些？是不是有些缺乏对人物的尊重？
又如：“季工作组一听根盈是找生产队的马驹去了，也不再追究他。披了大氅随根盈去桂香的家吃派饭。一进门，只见一窑的破烂，炕上连席子都没有得铺，灰麻古董，脏的不成。接着端上来的竟是一碗稀水糊汤和一盘烂咸箩卜，别无它物。正吃着，炕上碎娃拉了一泡黄稀。桂香妈使唤狗来上炕去舔。狗上炕，抡起舌头，啪哒啪哒吃得比人还有滋味。看着那狗，季工作组差点呕将出来。但他毕竟是受过军队正规训练，知道遇到这事该如何处置。埋头强咽下一碗糊汤，搁下碗便说饱了。根盈却无所谓，连吃了两大碗，让季工作组肢捱捱等候他，没有一点儿礼貌。回到大队部，季工作组盘腿坐在热炕上，学起毛主席语录。”这里所描写的事象，有一点自然意义上的真实感，但是，根本上讲，对塑造人物，并无太大的意义和作用，反倒从心理和生理上，都引起读者极为不快的消极反应。
《骚土》在叙事结构和人物塑造上，也存在一些偏差和失误。由于反讽性是这部小说的基本性质，而指向生活背面和人性幽暗面的批判和讽刺，便成了作者叙事的基本姿态。尽管老村大部分时候，都能将自己的反讽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有的时候，他对人物身上的近乎自然状态的心理和行为，对生活和人性的幽暗面，表现得太多了一点。就整体来看，在《骚土》所写的混乱和癫狂的时代，人们受外部力量的控制和摆布，其意识和行为的确具有极强的不自觉性，常常处于一种混沌、盲目的状态。但是，尽管如此，小说家却不可以忽略人物内心深处的哪怕如芥豆之微的光明，不可以忽略那没有被邪恶彻底毁灭的善的因子。
例如，在小说中，一个叫哑哑的女孩，本来可以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可以用她来象征那个时代人们的无奈和无助、悲哀和不幸。但是，对这一点，作者显然缺乏更加明确的认识。作者写到了哑哑的不幸，也写到了她的单纯和善良：“你说哑哑这女子，自生下来便被鄢崮村人看做是动物一般，统势没感觉过做人的滋味。也不是说她能感觉到什么，哑哑感觉痛苦方面，是块愚顽的木头，这方面鄢崮村谁也不如她！这不在于她如何卖力干活，场间地头像一个小子；也不在于她的鞋底纳得有多硬实，可以拿到全公社的妇女鞋底比赛会上夺冠。而是因为她干干脆脆是个哑巴。你想，这年头人们为扑腾点钱物吃食，恨不能脚底生风腋下插翅，谁愿意凭空忍受一个呜哩呜啦说不出话的哑巴的煎熬？你再看看她那父母是如何待她！十七八的女儿家了，搁大户人家那是招不得惹不得的金枝玉叶，噙口里怕化了，抱在怀里防跌了的掌上明珠。哑哑是个什么东西？是他们灶头的使女，田头的奴隶，他们的杀气筒。他们在外头受气，或是心底里有何不平，他们便看着哑哑不顺。不防顾上去就一顿暴打，像是打心中臆想的对头一般。也许世上就得有哑哑这号人，否则为父的王朝奉何以显示一家之主的威风？正如这个时代里一眨眼工夫便搞出一些阶级敌人对整一样，不搞这便不是马克思的斗争哲学了。无产阶级本来就一无所有，但不搞斗争哲学的无产阶级再干什么？这花红世道耍了多年，不就这一点罩眼的法门？其所以那知世明理的真人往往隐居乡野，吃糠咽菜而不为世用，也不是没有缘故。道理是这，苦就苦了铁痴的哑哑。她成了寒号的鸟儿，雨里的花儿，任凭这人世间风雨的摧残！也许只是大害回到鄢崮村后，哑哑才破天荒地感受到处世活人的温暖。这温暖在平常女子身上那是裁来的衣衫一般，鲜亮一时便脱了。搁哑哑身上，却是非同寻常。哑哑想起大害便幸福的直打颤。心里掂念的不是她如何待了大害，而是大害都如何待了她。她嘴上没有眼窝里有。只要是大害在场，她那双眼里都放射着光亮。这光亮把大害随来随去，像是一架机器似的。既使大害不在，或是自己家里做活，她也是立着耳朵，凭她少有的警哨，捕捉着大害的信息。她爱大害是骨子里的。大害是她的魂儿，她的主人，她活这一世，起初不晓为啥，现在才知道为的是大害。她常常觉着，自己要死了，死时是被大害搂在怀里。想到这些，她便悄悄抹泪，抹泪时又总想让大害看见。”哑哑确实是《骚土》中带有亮色的人物。作者自己对她也很有感情。他试图将哑哑塑造成一个有魅力、有生命的人物形象。他在一篇谈及《骚土》的文章中说：“她的哑巴缺陷，也成了她接近人生真谛的通道。”
然而，要将一个心智和心理都存在障碍的人物，写成一个“接近人生真谛”的人，对任何一个小说家来讲，都意味着极大的挑战。就拿哑哑来说，作者在真实地写出她的现实境况的同时，还必须在她的内心世界开掘出一个具有内在深度的意义空间，就必须赋予她的“哑”和“痴”以象征的意味。然而，《骚土》对哑哑的升华性塑造，最后似乎还是没有完成。她对混乱的生活，对自己的爱情，对自己所爱的人，对毁灭自己爱情的现实，都缺乏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她是善良的，也是混沌的；我们会同情她的不幸，会为她难过。她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无人呵护的苦孩子和懵懂无知的傻孩子。她不是一个有行动能力的人，不是一个能让人感受到力量的人。
尽管存在上述的问题和不足，但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骚土》依然是一部文体独特、个性鲜明的厚重之作。它包含着自觉的反思精神，包含着强烈的正义感，表现着作者的反讽勇气，在关于“****”叙事的作品中，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2013年4月22日，北京北新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