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物：面孔模糊的玩偶
沃尔夫冈·凯塞尔在《语言的艺术作品》中，将小说分为“事件长篇小说”、“人物长篇小说”和“空间长篇小说”三类。如果仅就这些概念的字面意思来看，莫言的许多长篇小说，似乎都可以归入“事件长篇小说”。他对“事件”比对“人物”更感兴趣。他善于惊天动地地写故事和动作，而拙于精细入微地写性格和心理。他没有耐心刻画人物形象。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性格单一的“扁平人物”：他们缺乏内在的活力，缺乏自己的思想，缺乏目标感和行为的自觉性；他们是一群盲目的、无力量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像木偶一样活动着。
奥地利作家扎赫尔·马索赫（Sacher Masoch，1836－1895），曾经塑造了一系列受虐狂的男性形象和一系列施虐狂的女性形象，他的虐恋文学使他的姓氏成了“虐恋狂”（masochi**）一词的词根。《蛙》中的飞扬跋扈的女人和窝窝囊囊的男性形象身上，多少都有些“虐恋”的影子。
《蛙》中的男人，似乎都可以被称作“窝囊废”。他们如此缺乏尊严感和自尊心，以至于让人怀疑他们的受虐倾向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我”的生活几乎全然是被动的。“我”尽管并不爱小狮子，但却仍然服从“姑姑”的安排，接受了这桩婚事。“我”这样说：“一切都在姑姑的操持下进行。我感到自己像一根漂浮在水面上的朽木，推我一把，便往前蹿一蹿。”（第156页）“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宿命论者：“我想，人生一世，许多事，都是命中注定的。”（第159页）
秦河，计划生育工作船的专职驾驶员。他爱着“姑姑”，但却仅有爱的想法，毫无爱的能力。除了这种空洞的爱之外，他似乎没有别的任何愿望和追求，所以，“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这个人一直跟随着姑姑，有船可开的日子里他开船，无船可开的日子里，他坐在船上发呆。”（第103页）
与那些窝囊的男性不同，《蛙》中的女性，似乎大都是一群性别颠倒的“男人婆”。莫言小说中的那些占据中心位置的女性人物，性格外向，情感粗糙，言语粗俗，动作粗野，好的时候，表现出一些豪气，不好的时候，则是一身的流气和匪气。
“我”的第二个妻子因为强迫别人做流产，作孽太多，不能生孩子了，但她却自作主张，用近乎瞒天过海的幼稚手段，采取了已经年老的“我”的精子，让一个年轻姑娘来代孕生孩子，搞得“我”无可奈何。“我”向远在日本的“先生”这样抱怨道：“先生，从我给你的信里，您也知道了小狮子的脾气。她当年跟着我姑姑转战南北，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锤炼出了一副英雄加流氓的性格。这娘们儿，被惹急了，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第248页）妻子是“流氓”，丈夫便只能是懦夫，——对《蛙》的作者来讲，事情好像只能如此，没有别的选择。
然而，真正的“英雄加流氓”的厉害角色，还不是小狮子，而是那个被“我”叫做“姑姑”的人。
“姑姑”的言谈举止，不像现实中人，倒像《水浒》中人。她喜欢打人。她对大学生同事黄秋雅大打出手，她对自己的侄子、小说的叙述者“我”说：“她后来可真是被我揍怕了，见了我就像浑身筛糠，像一条吞了油烟子的四脚蛇。姑姑感慨地说，那时所有人都疯了，想想正如一场噩梦。”（第51页）
“姑姑”喜欢吸烟，吸烟的动作，很像一个莽汉：“姑姑将手中的烟用力嘬了几口，然后，用中指，将那烟头用力一弹。烟头划出一道暗红色的弧线，飞到远处的葡萄架上。”（第40页）许多年后，在追赶孕妇的紧张时刻，“姑姑从裤兜里摸出一盒挤得瘪瘪的烟，剥开，叼在嘴上。又摸出一个打火机，扳动齿轮，吡嚓吡喳地打火，终于打着。姑姑眯缝着眼睛，喷吐着烟雾。河上起了风。浊浪追逐前涌。我就不信，你能游过一艘12马力的机动船。……姑姑将烟头扔到水里，一只海鸥俯冲下来，叼起那烟头，腾空而去。”（第111页）
当小说中的“我”和妻子王人美向姑姑要可以生龙凤胎的药的时候，姑姑毫无人情味地说了这样一通“官话”：“姑姑是共产党员，政协常委，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怎么能带头犯法？我告诉你们，姑姑尽管受过一些委屈，但一颗红心永不变色。姑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第87页）当她指挥人拉倒侄媳妇邻居肖上唇家的门楼的时候，竟然如此狰狞、如此平静地说：“我不怕做恶人，总是要有人做恶人。我知道你们咒我死后下地狱！共产党人不信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即便是真有地狱我也不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解开钢丝绳，把肖家的大门楼套住！”（第130页）王人美因为引产时失血过多而死亡，面对侄子“我”的质疑，“姑姑抬起头，鼻皱眼挤，面相丑陋而恐怖，猛然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第138页）
说粗话更是“姑姑”的拿手好戏。她像毫无教养的流氓一样放粗口：“等我见到她把她那张X嘴给豁了。”（第86页）“姑姑”退休以后，还对她的一位叫黄军的同事恨之入骨：“我自然不怕，我口袋里装着一把小刀，随时准备劁了这个杂种。”（第211页）《蛙》里的女人似乎都是“绿林大学”毕业的，都喜欢肆无忌惮地说粗话，就连“我”的媳妇王人美，说起话来，也是一副很吓人的无赖腔调。她为了发泄愤怒，狠狠地咬了自己丈夫一口；当邻居因为受她牵累而向她索赔的时候，她说：“呸！赔你个屁！你儿子摸过我的奶，亲过我的嘴！这棵树，等于赔了我的青春损失费！”（第131页）
《蛙》里的人物在心理的成熟度上，连幼儿园孩子都不如。作者赋予了他们近乎相同的心智水平。他们面孔模糊，思想简单，行为幼稚，远远不是真实和成熟意义上的人，——既缺乏属于自己的个性，也缺乏丰富而普遍的人性内容。他们是飘忽的影子，忽焉而来，忽焉而去，注定是不会在读者的心中久驻常留的。
四 语言：缺少克制和含蓄
莫言的小说，语言恣肆，文体漫衍，显示出一种外向的修辞姿态和浅表化的修辞效果。他倾向于加强语言的冲击力，而对含蓄蕴藉的修辞意味，则不甚注重。在动静之间，他的语言过于“好动”，而缺少“安静”；在深浅之间，他的语言多在表层上滚动，而较少向深层掘进。比喻、夸张和排比，都是他喜欢的修辞技巧，然而，具体的修辞效果，却不甚佳，其中比喻修辞的问题，最为严重，例如：
“听到这个消息后，哥哥姐姐像青蛙一样哇哇叫，我在地上翻筋斗。”（第29页）
人像青蛙一样“哇哇叫”，怎么想象，都觉得不对劲。
“秦河这可怜虫就在我们面前，他身体翻腾着，宛如一根油锅里的油条。”（第108页）
这个比喻同样给人一种言过其实、很不恰切的感觉：落水的人与锅里的油条之间，似乎缺乏充分的可比性。
“她身体蜷缩着，像一只倒干了粮食的瘪口袋，又像一只钻出了飞蛾的空茧壳。”（第175页）
虽然一连用了两个比喻来形容，但是，却很不准确，依然给人一种不伦不类、含糊不清的印象。
“陈鼻坐在我家门槛上，灶膛里的火映得他满脸闪光，那个巨大的鼻子，像一块结了冰的萝卜雕成。”（第188页）
在这个比喻里，喻体和本体之间的相似度，并不很高，让人觉得很不搭调。
“但现实中的姑姑总是以身披宽大黑袍、头蓬如雀巢、笑声如鸱枭、目光茫然、言语颠倒的形象出现在我的脑海，截断我的美好幻想。”（第234－235页）
“头蓬如雀巢”和“笑声如鸱枭”两个比喻，都没有获得化抽象为具象的修辞效果。“雀巢”的样子太过笼统，而“鸱枭”的叫声与人类的笑声，实在相去甚远，——更何况，现在能听到这种鸟叫的人，似乎已经不是很多了。
“……那郝大手，静静地坐在工作台后，目光迷茫，面无表情，仿佛一匹梦境中的老马。”（第210页）
把现实中的清晰影像，比喻为梦境中的模糊幻影，虽然有点新奇，但缺乏具体性，未能获得理想的修辞效果，——所谓“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莫言喜欢运用四字一句的句式，但却总给人一种刻板、僵硬的印象，例如：
“婚礼早晨，阴气森森。乌云密布，雷声滚滚。雷声过后，大雨倾盆。”（第82页）
这里的三个四字句，所用的词汇，都是近乎陈词滥调的“套话”，所以，就给人一种索然无味的感觉，仿佛在喝一碗用发霉的陈米熬出来的稀粥。
“大江滚滚，不舍昼夜。重云开裂，日光如电。”（第174页）
这句话的问题，与前句话相同，都一样缺乏新鲜感和诗意感。
“北风遒劲，遍地白霜，红日初升，……我不怕，我是泰山顶上一棵松，抗严寒斗风雪胸有朝阳。”（第89页）
这句引文中的前半句，是“我”的叙述语言，——因为过于书面化，便给人一种极其呆板的印象；后半句则是“我”的妻子王人美说的一句话，——因为戏仿“样板戏”，所以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另，“遒劲”一词，一般是用来形容书法的“笔力”和“风骨”的，不能跟“北风”搭配。
用词不当，也是莫言作品较为常见的毛病：
“……顽抗政府，辱骂工作人员……”（第128页）
“顽抗”似乎只可作不及物的动词来用，而不可以当作及物动词来用。
“一户人家，突遭变故，父母双亡，只余下十八岁的姐姐与襁褓中的弟弟，万端无奈中，姐姐将自己处女的****塞到弟弟嘴里，几天后之，竟然有乳汁分泌出来了。”（第187页）
这句话将“万般无奈”误用为“万端无奈”，问题虽小，但可以见出一个作家在写作上的态度。
古人讲，“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一切伟大都是从细小处开始的。一个好的作家，就是在一字一句上，甚至一个标点符号上，也从不马虎的作家。
五 获奖：几句多余的话
随着最新一届评奖结果的揭晓，“茅奖”又成了人们谈论和争论的话题。其实，文学评奖，就其本质来说，从来就是“趣味”和“偏见”的产物。无论多么公正的文学奖，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和“公正”，而“失误”则是文学评奖几乎难免要打的“磕绊”。人们谈论起“诺贝尔文学奖”，也许会为托尔斯泰、契诃夫、易卜生、勃兰兑斯、卡夫卡、鲁迅、哈代、毛姆、曼杰什坦姆和伍尔夫等人没有获奖忿忿不平，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诺奖”的关注，并不减损人们谈论“诺奖”的热情。对“茅盾文学奖”，亦应作如是观。
长篇小说《蛙》获得了最新一届的“茅奖”。然而，获奖与其说是终结，毋宁说是开端，——它不应该被当做对一部作品的“盖棺论定”，而应该被当做它接受社会检验的“剪彩仪式”，换言之，它在接受鲜花和掌声的同时，还必须承担这样一个义务，那就是，接受更加挑剔的阅读和更加严格的批评。
然而，在我们这里，文学评奖似乎越来越偏离“文学”，越来越被庸俗化。文学评奖成了作家的最高“梦想”，成了与地方政府的“政绩”相关的事情，甚至被当做具有商业色彩的交易行为。就在“茅奖”揭晓不久，有位评委，就在自己的博客里，声高气壮地说：莫言早该得茅奖，这是“茅奖”欠了他的；今天“茅奖”终于给了莫言，也可以说是茅奖还了他的债。他不知道，文学奖与作家之间，不存在债务关系。“谁欠了谁的”这样的说法，只有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发生了商业性质的契约关系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然而，就我所知，中国作协似乎从来不曾与任何作家，就“茅奖”问题，签订过商业性质或其他利益前提下的契约文本，所以，也就根本谈不到欠债与还债的事情。职是之故，即使“茅奖”的评奖确实有失误，确实很让一些人觉得不爽，那也无妨各行其便：不满的，可以发泄怨气，得了奖的，可以扬眉吐气，体验“云开日出”的快乐。至于“欠债”与“还债”，胡为乎谈哉？
所以，与其贸贸然说某项文学奖“欠某作家一个奖”，还不如平心静气地问那些获奖作家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奉献给读者的作品，配得上我们所获得的奖赏和荣誉吗？
2011年10月5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