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小说里，有的是喧嚣和热闹，缺的是从容和安静；有的是紧张和气势，缺的是内敛和深沉。大轰大嗡的狂欢化叙事，充满戏剧性的情节铺排，使他的小说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但是，耐得住咀嚼的细节，经得住开掘的意义，却并不很多。
最近，纯粹是出于好奇心的缘故，——我想通过重读，来验证自己初读的理解，是否可靠，——便将《蛙》细细地再读了一遍。虽然，随着时间的月摩日刓，我也渐渐“世故”了起来；虽然，我也知道，过于执著的认真态度，很容易被误解为好为忿争、抵脰求胜的坏性情，但是，这次，我还是忍不住想将自己的感受和意见，坦率地表达出来，就像许多年前，我批评《檀香刑》那样。
毛姆在写于1937年的《作家笔记》中说：“要想诚恳地判断文学作品的优劣实在太难了。评判一部作品，几乎不可能一点不受评论家或大众意见的影响。对于公认的伟大作品来讲，它之所以伟大，一部分是舆论意见赋予的，这使其评价工作更加困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克服这些困难，努力诚恳地评判一部文学作品的优劣。
一 主题：《蛙》的象征与观念
从题材来看，《蛙》写的是乡土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这一题材既是重要的，也是复杂的，很能考验一个小说家的写作勇气和叙事智慧。那么，在这样一部处理敏感题材的小说里，莫言提出了哪些有价值的问题？试图表达什么样的理念和主题？
从功利的角度看，计划生育是人类的一种自觉的社会行为，体现出的是一种理性的生存态度，但是，从生命伦理的角度看，它又不可避免地会给人类的伦理关系和内心生活，带来消极的后果。从《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对计划生育问题的二元态度。一方面，作者让小说中的人物为中国的这一“基本国策”辩护：如果不搞“计划生育”，中国将因人口爆炸，而难乎为继，另一方面，他又揭示了在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实过程中，由于具体人员的过激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表达了对受害者的同情之心。同时，作者也尖锐地揭露了中国社会在生育问题上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某些短期暴发的富有阶层，利用自己所占有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通过“无性代孕”和“有性代孕”等方式，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自己的生育目标。作品在批评这类社会腐败现象的时候，显示出极大的道德义愤和很可宝贵的批判精神。
小说的主题主要是通过塑造“姑姑”这个人物来体现的。她是一个严苛无情的计划生育工作者。她对那些害怕“寻死觅活”的孕妇“弄出点事来”的人们说：“你知道我们的土政策是怎样规定的吗？——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她指挥“民兵”把自己的侄媳妇王人美从娘家赶出来引产的手段，极其颟顸无理：先用拖拉机“把你娘家四邻的房子拉倒，然后再把你娘家的房子拉倒。邻居家的一切损失，均由你爹负担。”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和篇幅，叙述“姑姑”在执行计划生育任务过程中的过激行为。但是，由于作者采取一种粗疏的漫画式的方法来展开叙述，所以，“姑姑”这个形象显得非常苍白，不仅缺乏丰富的性格内容和深刻的心理内容，而且，还给人一种分裂而矛盾的印象。例如，像她这样一个近乎冷血动物的人，是不大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的，但是，作者却轻轻松松地就将她写成了一个良心发现的忏悔者：“进入晚年，姑姑一直认为她有罪，不但有罪，而且罪大恶极，不可救赎。”（第71页）其实，“不可救赎”的观念，完全来自于作者自己，——他把极为复杂的问题，简化为“恶有恶报”这一观念，并让亲手流掉“两千多个”孩子的“姑姑”，几乎每时每刻都被“命运报复”的恐惧折磨着。
在这部小说里，蛙的意象显然是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象征，它承载着报复的冲动和复仇的力量。对蛙的浓墨重彩的描写，出现在第四部的第四节。小说叙述了“姑姑”如何被无数奇形怪状的青蛙侵袭的过程。在这段让人毛骨悚然的叙事里，“姑姑”感受到了她作为“唯物主义者”从来不曾感受到的“恐惧”：“常言道蛙声如鼓，但姑姑说，那天晚上的蛙声如哭，仿佛是成千上万的初生婴儿在哭。……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第214页）被失眠和幻觉折磨着的“姑姑”，知道“报应的时候”和“算总账的时候”到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只猫头鹰在树上哇哇叫的时候，他们就来了。他们浑身是血，哇哇嚎哭着，跟那些缺腿少爪的青蛙混在一起。他们的哭声与青蛙的叫声也混成一片，分不清彼此。他们追得我满院子逃跑。”（第338页）她所遭受的报应和惩罚，是极其可怕的。她甚至连死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她自己这样说：“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力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第339页）作者对“姑姑”遭遇蛙群袭扰的场面的渲染，似乎是惊心动魄的，但揆情度理，却是虚构大于事实，很难让人信服和接受。
从上引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姑姑”远不是一个具有罪感意识的人，更不是一个对“罪与罚”有深刻理解的人。她对“惩罚”的想象是被动的、消极的，她对“折磨”的想象则是夸张的、残忍的。她把“受折磨”与“赎罪”混为一谈。她不明白，真正意义上的赎罪并不仅仅停留于对惩罚的想象，而是通过切实的行为完成对“罪”与“恶”的超越，最终抵达“爱”与“善”的彼岸。
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姑姑”关于“赎罪”和“报应”主题的话语，当做作者自己的话语来理解，同时，读者也有理由发出这样的质疑：如此缺乏内在深度的主题建构，是不是也太简单了一些？
二 叙事：作者的情感和判断
虽然，就题材而言，《蛙》倒也还算新鲜，但在别的许多方面，却并未脱出莫言小说的旧格局和老套路。
莫言在写作《蛙》的时候，选择了书信体的叙事方式，但是，很明显，过于冗长和僵硬的话语方式，很难使读者感觉到书信体特有的亲切风格。还有，书信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写信人和收信人之间，应该构成一种对话关系，应该相互呼应。然而，在《蛙》里，收信人的形象始终是模糊不清的，始终是沉默不语的，这使人不由得产生这样的疑问：用如此笨重的方式，对一位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计划生育故事，真的是有必要的吗？真的具有充分的逻辑合理性吗？在我看来，去掉那些称呼“杉谷义人先生”的文字，丝毫不影响人们把这部笨拙的书信体小说，看作常规模式的第一人称叙事。
从小说艺术的角度看，第五部的剧本《蛙》，完全是作者对失败的书信体叙事方式的补救手段。其实，一部好的小说作品，本来是不需要这样大费周章的。布斯在《小说修辞学》第七章，谈到小说的表现力的时候，这样说道：“的确，描绘那些由善与恶，可敬与可鄙混杂起来而构成的人物，没有任何一门艺术比小说更合适。即使能同小说竞争的戏剧，通常处理的也是比较简单的情感与理智之间的关系。”莫言在《蛙》的戏剧部分所完成的工作，完全可以在小说自己的领地上解决。
然而，更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些技巧和形式层面的失误，而是作者在叙事态度上所表现出来的褊狭和促狭，以及小说在细节描写上的所在多有的虚假和浮夸。
一部伟大的小说，是能以朴素的富有诗意的方式，写出人性的美好和庄严的小说。然而，莫言似乎缺乏这样的能力。他喜欢过甚其辞的渲染。夸张的抒情，漫画式的描写，滑稽的对照，是他常用的修辞策略。通过明显过于简单的方式，他把人物写成了一群举止异常的怪物。莫言小说中的人物，大都具有一副“卡通式的”面貌，其言行举止，也大都具有一种滑稽剧中人物的可笑性质。
在叙述王肝写给小狮子的情书的时候，作者就通过《包法利夫人》描写农贸市场种种情景的技巧，即“空间并置”的对照性的交叉叙事技巧，将王肝的爱情表白，丑化为一场可笑的滑稽戏：“狮子，我最亲爱的小狮子，我愿意用我年轻的生命全力以赴地爱着的小狮子……我的亲人，最亲的人，请你原谅我，我已经在你的名字上吻了一百遍……”在他表白爱情的过程中，作者加入了对“我”的感受和王师傅钓鱼细节的描写：“我”对王肝的“闪烁着泪花”的爱情抒发，完全无动于衷，不以为是；同时，就在王肝说完“你一笑，我就感到头晕目眩，恨不得跪在地上，抱住你的双腿，仰望你的笑脸……”之际，王师傅则不迟不早，就在这时钓上来一只鳖：“那只鳖大概被摔晕了，仰面朝天，露出白色的肚腹，蹬崴着四只小爪，既可怜又可爱。”（第100页）就这样，夸张而肉麻的爱情表白，受到了羞辱性的嘲弄和消解。有必要指出的是，人物的这种可笑的爱情表达方式，完全是作者强加给他的，——在《檀香刑》中，作者就曾把孙媚娘变成莎士比亚剧作中的朱丽叶，让她以同样矫情的方式表达过对爱人的思念。
像一些当代作家一样，莫言对人物的肉体经验很感兴趣。他将叙事的焦点，过多地停留在了人物的肉身方面。“身体叙事”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如何使它具有美感和意义感。但是，在莫言的叙事里，关于“身体经验”的叙事，却显得外在而简单，甚至给人一种无聊的感觉。例如，就在追赶潜水逃跑的孕妇的时候，作者竟然忙里偷闲，让小说中的“我”，想象王肝的身体与小狮子的身体相互接触时的感受了：“真是天随人愿啊，她丰满的身体又和王肝靠在一起了。我甚至有点嫉妒王肝了。他瘦猴般的身体，紧贴着小狮子。那么胖的、那么瓷实的肉啊！我猜测着王肝的感受，他一定能感受到她身上的柔软和温热，一定能……想到这里，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我为自己的肮脏念头感到无比的羞耻，慌忙把视线从他们身上移开，把手插进裤兜，狠狠地拧着自己的大腿。”（第110页）这样的“欲望化”描写，琐碎而无趣，显然缺乏深刻的心理内容和意义感。
《蛙》在叙事态度上的问题，还表现在将人与动物混为一体的类比修辞上。在小说的第四部，当“我”看到陈鼻带着一条洋狗流浪时，便发了一通言过其实、不合情理的议论：“在高密东北乡这种新近开发之地，土洋混杂，泥沙俱下，美丑难分，是非莫辨。许多赶时髦的暴发户，初暴发时恨不得将老虎买回家当宠物，破产时又恨不得卖了老婆抵债。大街上许多流窜的野狗，不久前还是富家豢养的身价不菲的名种。就像上世纪初叶，俄罗斯爆发革命，许多白俄贵妇，流落到哈尔滨，不得不为了面包，放下身价，或者为娼卖笑，或者嫁给下苦力的下层百姓，使这地方生出了一些混血的后代，陈鼻的大鼻子深眼窝也许与这段历史有关。”（第252页）这段拟喻失伦的类比，很不得体，不仅“卖老婆”之论很有以偏概全之失，而且对漂泊异乡的俄罗斯妇女，也缺乏最基本的人道同情，显示出一种令人费解的随意态度。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第七章谈到“作家的声音”的时候说：“一个人物身上的善恶交织越复杂，自然就越需要作家的判断。”又在第三章里说：“伟大的小说正是出生于隐含作家所具有的感情和评价。”但是，莫言的《蛙》所缺少，正是那种博大的“情感”和可靠的“判断”，正是那种对小说写作来讲须臾不可缺少的庄严态度。过度矫情的爱情表白，或许应该受到有节制的讽刺；对于“瓷实的肉”的无意识冲动，固然也可以进入作者的叙事视野；将人与狗相提并论，也许不是完全不可以，然而，在《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作者的失误和失败，——他缺乏开阔的人性视野，缺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同情的理解。他亲自设计和导演了这一场场并不精彩的滑稽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