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这两句诗，像莫言小说的许多细节描写一样，写得不够用心，有点“隔”，也有点“俗”，虽然近乎“不须放屁”的流风余韵，但却与写诗的“雅道”，扞格不入，背道而驰。就我所知，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叫“白蛛”的动物，而它所吐之“丝”是什么样子，就很难想象。“真网虫”一语是什么意思，也颇费思量。好耶坏耶？褒欤贬欤？低头思之，一头雾水；仰头思之，还是一头雾水。至于“黑马窜稀”（“窜稀”错了，应为“蹿稀”）一语，既很粗俗，也不准确，给人一种莫名其妙的印象。但无论如何，莫言所指涉的，都是对“声势隆”的运动不加“翘首”甚至有所批评的人，而不是马悦然所讲的那种人，更不是什么“获得声望的人”。要知道，在汉语的语境里，“黑马”不仅是为数不多的“个别人”，而且还是让人不舒服的爱“骂人”的“刺头”，所以，马悦然先生的翻译（“upstarts rush about， pretending to be outraged youths.”），其实是很不准确的，应该直接译成“black horse”，而“rush about”也应该寻求更切近原意的表达（例如have loose bowels，或者have diarrhoea），否则，莫言原诗的粗鄙风格，就会被遮盖过去。关于“黑马”，莫言在一次访谈里这样说：“从历史上来看，‘骂派’批评还是在不断翻新，从刘晓波开始一直发展到李建军，过两年总会冒出一两个人，骂出个‘黑马’来，枪一亮，渐渐地一大批跟风的上来……”所以，在莫言的诗里，“黑马”之类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因为顺着说话而“在……下获得声望的人”。唉！马悦然实在太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了，也实在太不了解莫言写作此诗的“衷曲”了。明人唐顺之在《与洪方洲郎中书》中说：“江湖衷曲亦无可披写处，又恨不得对兄一披写也。”看来，莫言的“江湖衷曲”只可对着中国人来“披写”，而不可对着外国人来“披写”，即便这个外国人是一个“汉学家”，即便他是为中国人争来“诺奖”桂冠的马悦然先生。
对后四句诗，马悦然的理解是这样的：“第二段莫言清楚地叮嘱在重庆的‘文友’在这种困难的时候站稳立场，保持人格。第四行包括一条典故，出自下面的文天祥的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实，这四句，也并不只对“文友”说的，同时，也是对“官友”说的。然而，所谓“为文蔑视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其实也是骑墙居中的“聪明话”与含混其辞的“糊涂话”，因为，所谓“左右党”都蔑视了，就意味着不左不右、不前不后的“既要……，也要……”，一个作家按照这样的路子来写作，可能是“正确”的，但也必然是平庸的、无个性的。而在当前的中国，所谓“官”者，在“政治路向”的选择和判断上，大体上讲，都有一个偏左和偏右的问题，或者说，都有一个偏前和偏后的问题，所以，“当官”的要务，就不仅仅在于“珍惜前后名”，还在于要能看清时代发展的潮流所向，能在“左”与“右”、“前”与“后”之间，做出合乎时代精神的正确选择。
“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马悦然译为：Stand firm like a cliff in the midstream current， like a true gentleman，may your spirit flare like the red cliffs illuminating the Jialing river.此处的翻译，颇为不妥：一是将“君子格”译成了“like a true gentleman”，将一种抽象化的品质，译成了人格化的主体；二是原诗最后一句纯然是有点象征意味的描写，根本没有may your spirit flare的祈愿的意思在里头）这两句其实也是没有实际内容的“大话”。为了什么而“砥柱”？“君子格”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虽然莫言在这里“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但那最后一句的主题指涉，却是十分明确的——“丹崖”者，“红岩”也；莫言通过对“红色”话语的借用，接续了“红色”叙事的传统，也照应了“声势隆”和“翘首望”的事象，从而完成了这首逢场作戏、虚应故事的“打油诗”的写作。从这里，你无论如何“以意逆志”，如何“沿波讨源”，如何只眼独具，如何慧心妙舌，都不可能看见文天祥诗歌的影子，都不能说莫言的“典故”出自“文天祥的著名诗句”。莫言的意象和“典故”的出处，其实近在眼前，那就是《红岩》，一部严重影响了他那一代人的精神成长的小说，这一点，“一个平常智力而有基本汉语常识”的中国人都懂的，马悦然却不懂，——一个汉学家不懂中国人都懂的东西，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纵横捭阖，气吞斗牛。如果言说的勇气与关于中国的知识不相匹配，那么，一个汉学家，在开口说话的时候，在谈论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时候，最好谦虚一点，谨慎一些，而不要动辄就来教训中国人，更不要动辄就指责一个中国教授并强求他道歉。倘若因为自己是“诺奖”的评委，便颐指气使，便信口开河，那么出乖露丑，丢人现眼，则简直是一定的。
虽然有读者跟帖中对马悦然提出批评，认为他将莫言的打油诗与文天祥的诗句混为一谈，是一种望文生义的穿凿附会。然而，马悦然却在回复读者的一封信中，坚持认为莫言的灵感来自于文天祥的诗句（I rather believe that the wording of this line made Mo Yan think of Wen Tianxiang's line人生自古谁无死 and that this association made him phrase the last line in the poem as an allusion to Wen Tianxiang's famous lines.）。唉！真是一个倔强而可爱的怪老头啊。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仿佛浩茫不见涯涘的大海。《庄子·至乐》云：“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My ability is unequal to the given task，for you cannot use a short rope to draw water from a deep well）。所以，我想对那些过于自信的汉学家说，谈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应当时时抱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才是。然而，让人费解的是，马悦然先生的胆子和口气，怎么就那么大呢？他不仅敢说自己不懂的事情，而且还敢轻下判断，妄责贤者。在那篇博客文章的最后部分，他这样说道：“许纪霖教授对于莫言这首诗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但已经被互联网上的大量人士引用转载。一个像廖亦武这样的人不能理解莫言的诗我毫不奇怪，但是一个中国著名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还不能正确解读莫言的诗歌，让我就难以理解了。我觉得许纪霖教授和他的追随者欠莫言一个公开的道歉。”
批评家享有说错话的自由。无论社会批评，还是文学批评，本质上都是一种允许说错话的高级的精神活动。怕的是不说话，而不是敢说话；怕的是说假话，而不是说错话。说错了，可以通过对话来沟通和修正，从而最大可能地接近那个最好的认知和最高明的判断。所以，尽管按照我的分析，应该道歉的是马悦然评委，——是他欠许纪霖教授一个“道歉”（莫言则欠许纪霖先生一个“感谢”），而不是相反，但是，出于对“敢说话”的勇气的鼓励，出于对“说错话”的权利的保护，“道歉”一事，就免提了吧。
2012年3月27日，北京平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