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从沙场凯旋的功臣，往往会得到皇帝的隆恩渥泽，要么御赐九龙辇和黄罗华盖，要么特许佩剑上朝，赞拜不名，入朝不趋，要么颁他一张“有司不得加责”的“丹书铁券”免死牌，总之，世俗世界的安富尊荣，可谓“蔑以加于此矣”！自打获了“诺奖”，莫言也成了与瑞典皇家“剖符作誓”的功臣，不仅获得了批评的“豁免权”，而且被赋予了不容怀疑和不容否定的绝对“正确性”。试看今日之宇中，还有几个中国学者和批评家敢说莫言的作品写得烂？
一个神话人物一旦产生，参与造神的所有人，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有为他辩护的责任和义务。倘若有人肆无忌惮，横加议论，就不仅是对神话人物的不敬，而且还是对神话制造者的冒犯。这样，你就不难理解，“诺奖”评委马悦然为何要无原则地为莫言辩护了。在马老先生看来，如果谁敢质疑莫言，敢对他有否定性的评价，那一定是谁的理解能力有问题，谁就一定要向被冤枉的莫言道歉。
上海的许纪霖教授，属于为数不多的敢于尖锐质疑莫言的学者。2013年1月18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访谈的时候，他从知识分子人格的角度，表达了与高度评价莫言的刘再复先生截然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做为公共知识分子，莫言的某些行为是让人失望的，而他的某些作品则俗不可耐。他用“平庸的乡愿”来评价莫言。他说：“90年代到今天，我觉得最大的伤害就是，犬儒和价值虚无主义盛行。”他怀疑“诺奖”的权威性和普遍有效性：“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是欧洲一些学者、文学评论家以他们的眼光看出来的一个标准而已，多多少少有点东方主义的偏好。如果我们把这种偏好看作是最高的、唯一的价值标准，那么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化就失去了自主性，所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但从莫言得奖以后，上上下下引起的狂热来看，这恰恰是中国今天精神堕落的一个标志，失去主体性堕落的一个标志。”在一篇发表于2012年10月12日的题为《我为什么批评莫言》的文章中，他这样说道：“我并不期待得奖后的莫言能够成为‘中国的良知’，那是太高的道德要求，我只希望这位被许多人喜爱、并且引为国家骄傲、中国崛起的标杆性作家，能够自珍自爱，爱惜自己的羽毛，守护自己的信念，生活在真诚之中。这也是对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包括对我自己，让我们相互激励、相互监督。”
然而，马悦然先生无法理解许纪霖教授的焦虑和愿望，也无法接受他对莫言以及“诺奖”的批评。在题为《许纪霖教授欠莫言一個公开道歉！》（2013-02-23 05：33：39）的博客文章中，他在细致解读莫言“打油诗”的同时，批评许纪霖教授“在2012年12月16日与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公开对谈讨论莫言时”，严重误读了莫言的诗，因此，他最后的结论是：许纪霖教授“欠莫言一个公开道歉”。
马悦然的辩护显然具有打群架的性质。他的爱憎分明，他的挺身而出，虽然有一股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豪侠义气，但是，从文学批评的立场看，这种文过饰非的曲意回护，却实在是很有害的，实在是很要不得的。
马悦然在博客文章中所解读的那首诗，就是莫言的《打油诗赠重庆文友》：“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为文蔑视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这首不顾平仄、不合格律、干瘪乏味的打油诗一发表，便引起成千上万网友的“围观”，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尖锐质疑。网友戴建业跟帖：“这不能叫‘打油诗’，只能算‘打地沟油诗’。莫言先生还是不要写诗为妙，以免我读了他的诗以后不想再去读他的小说。”网友梦笔生花则质疑作者身份的真实性：“不相信，这么拙劣的诗歌水平会出自一个诺奖获得者，是山寨莫言吧。”
然而，在马悦然看来，包括许纪霖教授在内的许多人，都没有读懂这首诗，都误解了莫言，冤枉了莫言。八十八岁的“诺奖”评委慷慨激昂、言之凿凿地说：“对于一个平常智力而有基本汉语常识的读者，莫言的诗显然都不应该看作歌颂的诗歌，而应该是讽刺，对薄熙来有严肃的批评，并且莫言警告自己的朋友不要卷入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遗憾的是，他的想象过于活跃，他的理解过于随意，他的最终判断，因为基于想当然，则属于“过于执”一类。
莫言写作此诗之际，正当“唱红”活动歌声嘹亮、响遏行云之时，正当“打黑”行动缇骑四出、势不可当之日，当此时也，所谓“讽刺”诗，借莫言十个胆，他也不敢写一句。事实上，像许多被蒙蔽的人一样，莫言也看不到“红”背后的“黑”，看不到“黑”之下的“打”，所以，他表现在诗里的情感态度一目了然，就是肯定的和歌颂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固然无须苛责他，但也不能因为他是莫言，就将事实和真相“一床锦被遮过则个”。
马悦然别出心裁，将莫言的八句打油诗分作“两段”：“第一段是清楚地批判薄熙来和他的运动：第一句：‘唱红打黑’诠释了薄熙来呼吁恢复****精神的口号；第三句：包括对网络上支持该运动的疯狂行为的一条说明；第四句：‘窜稀’（黑马）是指过去无名小卒目前在薄熙来王国之统治下获得声望的人，其行为就如**********中的‘愤怒的青年’。”诗歌要靠意象来表达情思，其意蕴具有一定程度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因此，才有“诗无达诠”、“诗无达诂”之说，但是，这并不是说诗可以妄加臆测，可以像马悦然先生这样随意阐释。莫言的这首诗，虽然也有一点儿曲言隐喻的“比”，但基本上属于直言其事的“赋”体，大体意思昭然若揭，并不难懂。
“唱红打黑声势隆”，这句话像新闻报道一样准确地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此“声势隆”的“运动”，是非同寻常的，是很能吸引世人的眼球和注意力的。于是，这才有了下一句：“举国翘首望重庆”。如果说前一句还只是客观的描述，那么这一句就彰明较著地显示着莫言“歌颂”而非“讽刺”的态度。在汉语里，“翘首”和“望”通常都与值得期待的美好的人和事物相关联，表达的是渴望见到的迫切心情。例如，“翘首以待”（be on the tiptoe of expectation），意为抬起头望着远方，形容殷切盼望的样子；例如，“翘首跂踵”（语出宋人王明清《挥麈三录》：“天下之士翘首跂踵，冀阁下日以忠言摩上，不谓若今之为起居舍人者，止司记录而已也。”）则是抬着头、踮着脚后跟望着远处等待。“举国”而“望”，则所“望”者，必是非同小可的事物，必是值得“歌颂”的事物。马悦然在阐释的过程中，完全忽略了这近乎“诗眼”的一句，实在粗疏得很不应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