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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关系。因为，苏维托尼乌斯和司马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凭着优秀的历史学家特有的敏感，发现了日常生活细节对于了解历史人物的意义，尤其注意到了帝王们的私密生活里所潜含的政治信息和文化密码。
判断一个政治家的品质和人格，不能单单根据他的气贯长虹的宣言和口号，也不能根据那些慷慨激昂的诗词和掀天揭地的文章，而是要根据包括饮食、睡眠等在内的日常生活的细节，尤其要看他的情感生活，也就是说，看他如何处理与异性、下属的情感关系。事实上，历史的真相和本质，就潜含在那些看似琐屑的细节里，而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只有拨开外在的假象，向内探察、开掘这些细节，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才能写出真实的有生命的人物。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这样说：“我们从那些最为冠冕堂皇的事功之中，并不一定能够极其清晰地看出人们的美德或恶行，有时候一件微不足道的琐事，仅是一种表情或一句笑谈，比起最著名的围攻、最伟大的军备和最惨烈的战争，使我们更能深入了解一个人的风格和习性。”
司马迁无疑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封禅书》的赞语里说“具见其表里”，徐复观先生认为这句话是太史公“作史的最大目标，最大成就”，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政治人物之生活，有公私两面。其政治社会的地位愈高，则由私生活所透露之真，愈为装扮粉饰之公生活所遮蔽。于是事有表有里，人也有表有里。事与人的真实，常在里而不在表。且表的材料，远远超过里的材料。假定一位史学家，只停顿在表的材料上，而不能由表的材料以通向里的材料，则他将是一个被权势所玩弄所驱遣，以向世人，向后代，提供历史假象的人。这对史学家自己而言，是悲哀；对所发生的影响而言，是罪过。归结起来，这只能算是无赖的宣传家，而不配称为史学家。”
正是因为看到了“在里”的材料的价值，所以，像苏维托尼乌斯一样，司马迁便注重从生活的内部往外写，注重写细小而真实的事情，而不是宏大而虚假的事件。司马迁写了中国皇帝在日常生活中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尤其写了汉代的包括“今上”在内的多位皇帝的私密生活。他这样写了，却屡屡被人误解。有人说他“有好奇之过”，有人说他由于泄愤而“丑诋”汉廷太过，有人甚至干脆将他的《史记》看做心理阴暗的“谤书”。他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汉家从刘邦到刘彻的几代皇帝的包括断袖之好在内的生活细节，实在与他们的政治人格有着微妙的关系——他们的情感上的冷酷、心智上的幼稚和行为上的疯狂，都与那种病态的性心理有些关系。
从《樊郦滕灌列传》、《佞幸列传》可以看出，司马迁是何等重视从私生活的角度来写自己时代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描写无疑具有丰富的人性内容和宝贵的认知价值。司马迁写出了他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世界，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从心理学、伦理学等角度认识汉代最高统治者和汉代政治生活的可靠资料。不仅如此，他的叙事还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启蒙性。《史记》的深入“宫闱”日常生活的叙事，真实地揭开了最高统治者的神秘面纱，扫去了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光环，这就有助于打破我们对帝王的盲目崇拜，有助于我们把他们当做寻常的人来看待。《史记》告诉我们，自战国迄于秦汉，几乎没有一个帝王是值得我们完全信赖的，几乎没有一个人配得上人们的尊敬和赞美。他们甚至有着比常人还要严重的道德弱点和人格残缺，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毫不设防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他们，否则，就会造成巨大的人道灾难，人民就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例如，在《樊郦滕灌列传》里，刘邦生了病，心绪甚恶，不想见人，一连十几天，躺在禁宫里，与宦官相狎亵。樊哙便排闼直入，看见“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振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在《项羽本纪》和《樊郦滕灌列传》里，司马迁两次写到同样一个令人吃惊的细节：在被项羽追击的时候，刘邦为了自己逃命，竟然把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丢下不管——“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一个人，如果如此缺乏承受痛苦的意志品质，那又怎么能指望他把一个国家的希望和命运担负起来？如果他对自己的儿女，尚且如此无情，怎么能指望他以仁慈之心善待他人？
如果说汉代的皇帝普遍薄情寡义的话，那么，武帝刘彻恐怕是他们中间问题最严重的人。在汉代的历代帝王中，武帝的宫闱生活尤其混乱，对正常的行政生活的破坏也最为严重。据《佞幸列传》记载，他先后宠幸过邓通、韩嫣、李延年等“佞幸”之臣。刘彻高兴的时候，赐给邓通铜山，使他“得自铸钱”；韩嫣“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邓通”；李延年则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等到刘彻兴尽爱弛，则邓通被立案侦查，最后“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韩嫣被“赐死”，李延年昆弟则被“禽诛”。读这些文字，令人油然而生发出这样的感慨：把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交给刘彻这样的人，真是可怕，——他们是多么无情，多么容易堕落，多么不值得信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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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汉武帝像秦始皇一样暴虐和昏聩，然而，自古以来，就有人对他大唱赞歌，说他有雄才大略，北伐匈奴，南诛两越，东灭朝鲜，西征大宛，功绩卓著；说他懂得用人，所以，在他的时代，人才济济，各显其能。然而，这些轻飘飘的赞词，其实全然是靠不住的，全然没有看到他的好战激化了********，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和无尽的灾难，正像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所说的那样：“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那些歌颂刘彻的人，也没有看到他因为冷酷和褊狭，扼杀了多少人才，甚至剥夺了多少杰出人物的生命，例如，李广一家，三代名将，却都毁于刘彻之手：李广不被赏识，未尽其能，兵败自杀；李敢又被霍去病射杀，刘彻却为“方贵幸”的霍去病遮掩罪行，编了“鹿触杀之”的谎言；李陵之败降，刘彻亦难逃其责——若不是他出于私心，偏护李广利，屈抑李陵，结局断断然不会如此。甚至魏其侯与武安侯因睚眦之怨而两败俱伤，刘彻也要承担主要责任——他在“廷辩”时的低能表现和首鼠两端，正是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如此者多矣，岂能一一。
关于刘彻，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在给唐太宗的上疏里，有过一针见血的评价：“……孝武帝虽穷奢极侈，而承文、景遗徳，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于时代差近，事迹可见。”对这样浅薄无德的“今上”，司马迁自然是不满意的，甚至是鄙夷的，因为，他在《五帝本纪》里，完整地表述了自己评价伟大君主的标准，如尧帝，“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能明驯徳，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和合万国。”而汉武帝离尧帝的境界，实在是太远了。李长之说，“汉武帝在许多点上，似乎是司马迁的敌人，抑且是司马迁所瞧不起，而玩弄于狡猾的笔墨之上的人”他说对了。司马迁的确是含着极大的失望和不满来写汉武帝的。他不仅写出了刘彻道德和心智上的残缺，而且还揭示出了中国所有暴君的本质。难怪清代的杨琪光读了《外戚世家》，要如此赞美司马迁的写作勇气：“读此篇，汉宫闱不堪数矣。《史》、《汉》皆为直笔之，皆若无为忌讳，汉法虽严，其如彼何哉！班氏从后书之，犹可无畏；史公竟指摘并世事，直哉！铁笔如山，难为动摇矣。”
敢向权力说真话，敢批皇帝之逆鳞，司马迁的无所畏惧的伟大叙事，仿佛高高的航标灯，历两千多年而不灭，成为引领中国文学写作的伟大力量。司马迁的永恒的光荣，就来自于这种正直而勇敢的良史精神和文学精神。从人格气度和人文精神上看，司马迁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生活在古代的现代知识分子，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世界知识分子——他的博大的人道情怀，他的伟大的文化抱负，他的深邃的历史眼光，他的坚定的求真热情，他的成熟的理性精神，他的不羁的自由意志，他的傲岸的独立人格，他的豪迈的侠骨义胆，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是令人高山仰止的伟大典范。
写作《史记》的司马迁，正像黄履翁所说的那样，始终“如天马骏足，步骤不凡，不肯稍就笼络”。一个作家如果只想轻轻松松地写作，只想写一些媚悦时代和市场的作品，那就无话可说；如果他还有更大的抱负，还想写出有正义感、有生命力的作品，那他就应该像司马迁为那样“不肯稍就笼络”，——即使没有他敢批皇帝逆鳞的勇气，至少也要在权力面前保持基本的人格尊严，或者，至少不能低三下四地对暴君“心怀感激”，更不能卑躬屈膝地对他大唱赞歌。至于错把他乡当故乡，将“大秦帝国”当做“高端文明”的样板，或者，把“大清帝国”当做道德隆盛的典范，那就简直近乎文化犯罪，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对真相的可怕无知，而且意味着对良心的严重背叛。
2011年2月7日，再改于平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