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鹏论
一
启蒙是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任务，而启蒙主义则是这一运动的主旋律。虽然由于种种干扰，“启蒙”先后被“救亡”所压倒，被“蒙启”（“蒙昧主义”与“反启蒙”的代名词）所瓦解，但是，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依然将“民主”、“科学”、“平等”、“自由”、“个性解放”等现代的理念，播种到中国人文化意识的土壤里。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当我们经历了严重的文化脱序，尤其是经过“****”的沸反盈天的“蒙启”，二十世纪的单极性启蒙文化所存在的问题，便显得越来越突出，所造成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
一个良性的启蒙文化结构，必然具有多元性的特点，需要有左翼，也需要有右翼，需要有前锋，也需要有后卫，需要有激进的启蒙主义，也需要有守成的启蒙主义。然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启蒙主义者往往都表现出一种简单化的情绪与绝对化的姿态，——那些以为只有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的激进启蒙主义者，通常总是表现出一种“唯我独尊”、“唯我独是”的文化霸权主义做派，表现出一种排斥不同声音、抵拒不同主张的狭隘的文化性格。布隆纳在批评欧洲的启蒙主义的时候说：“启蒙思想家无法跳出自己的时代。他们许多人都流露出精英论和种族论的痕迹：他们不重视非洲，反犹思想也很普遍。”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也有自己不曾跳出的局限，他们自始至终都拘囿于一种“单极化”的文化格局里。
所谓“单极性启蒙文化”就是指以西方现代文化为指归——包括以“苏俄”经验为绝对真理——的激进启蒙主义。这种向外寻找资源的启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资源，特别鄙夷和不屑，——他们将复杂多元的中国文化，笼而统之地命名为“孔家店”，视之为一无是处的、需要彻底清算的“封建文化”和“落后文化”，对具有守成主义倾向的文化派别，他们更是视若寇仇，大有“屠其徒，火其书”之势。那些激进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无论是留学东洋的，还是负笈西洋的，几乎都对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全盘否定，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深恶痛绝，主张不读“中国书”，主张废除“汉文”，“改用罗马字书之”，将汉字说得一无是处。更极端的，则以阶级话语解释一切社会现象，以“阶级性”排斥“民族性”，以“阶级认同”代替“民族认同”，对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某民族文化大加赞美，却视自己民族的文化若粪土，就像瞿秋白在《学阀万岁！》中所说的那样：“……用文艺的手段，更深入群众的心理和情绪，企图改造他们的民族固有道德，摧残安分守己的人性，用阶级意识来对抗以至于消灭民族意识。”更有甚焉者，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至喊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经过了数十年的文化迷失，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逆子贰臣”，终于踏上了还乡之路，终于开始寻找和体认自己文化的根脉：“20世纪中国走了一个圆圈，又走回来了。经过许多周折，许多巨大的牺牲之后，中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了。但在20世纪初期，中国遍地都是革命者，即假洋鬼子，再即啊Q，即群氓，革命、革命喊个不停，到后来发展为造反有理的高论。文学革命出乎胡适的预料成了政治革命，并且发展为叫嚷废除汉语汉字的狂吠，并且叫嚷与传统决裂，打倒孔家店，打到三纲五常等吃人的封建礼教。这种情况是令人沮丧的，是与中国古典文化背道而驰的。”
事实上，传统文化内部本来就是由“启”和“蒙”两部分构成的，甚至在某一家文化里面，也存在“启”和“蒙”两方面，例如，儒家文化固然有“天尊地卑”、“男尊女卑”、“思不出其位”、“不俟驾而行”、“民可使由之”的“蒙文化”，但占主体的，却不是这个，而是“仁者爱人”、“仁者无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民为贵，君为轻”、“视君如寇仇”、“望之不似人君”、“诛一夫纣”、“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民无信不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强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匹夫不可夺志”、“可杀而不可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启文化”，——后一方面的文化不仅培养了中国知识分子“养吾浩然之气”的独立不迁的人格精神，也培养了心怀恻隐、兼济天下的利他主义的人文精神，——从司马迁的《史记》和杜甫的诗歌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伟大的文化情怀，可以看到辉照千古的启蒙主义价值理念。因此，我们有必要改变那种将中西、古今对立起来的激进启蒙思维定势，改变那种浅薄、躁锐的否定一切的幼稚的思维方式。换言之，我们要把传统的启蒙文化看作“新启蒙”的土壤和武库，要从传统文化里开掘启蒙性的文化资源。我们可以将这种“替往圣继绝学”的启蒙主义，叫做“守成启蒙主义”或“保守启蒙主义”。按照布隆纳的说法，无论面对怀疑传统的“批评性知识分子”，还是面对崇尚传统的“赞同性知识分子”，对其进行评价的标准，只能是“知识分子是否愿意对新事物进行实验，还是愿意满足于事务现状”，而不是别的，所以，我们不应该不加分析地就给“守成启蒙主义”贴上“守旧”、“落后”甚至“反动”的标签。
就近年的守成启蒙主义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来看，林鹏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典型个案。对一个文化转型和文化重建的时代来讲，他的文化随笔和小说文本中所包含的成熟的“保守启蒙主义”思想，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很值得关注和研究。
林鹏（1928－），字翔凤，号蒙斋，河北易县南管头村（今狼牙镇）人，1941年参加革命，1958年转业到山西工作，1990年离休；是著名的学者、书法家和小说家，也是继顾准、李慎之、王元化之后又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几乎所有的启蒙主义者，都是特立独行、拒绝随顺的人。林鹏也不例外。耿直的个性，使他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异类”。在一首打油诗里，他这样给自己画像：“吊儿郎当小八路，自由散漫一书生。命中注定三不死，胡说八道老来风。”所谓“三不死”，按他的解释，就是“战争中没有被打死，困难时期没饿死，运动中没整死。”他拒绝循规蹈矩，属于那种很不驯服的性格，“讲起怪话来毫无遮拦。或许我骂过某位首长，我不记得了。出身不好的人最爱汇报，肯定是有人汇报了。‘****’中抓了我一个‘思想老虎’，贪污犯叫‘老虎’，我没有贪污，叫‘思想老虎’。”于是，“让我检讨资产阶级思想，主要是个人英雄主义，骄傲自大，瞧不起人等，我检讨了，定为‘思想老虎’。军委直接对我下了个处分决定：行政撤职，降为新战士，党内留党察看两年。”他处处碰壁，以正连级入伍，以副连级转业。
偏险而悖乱的现实生活常常使林鹏深感困惑。他因此上友古人，开始读书和思考。他要通过读书来自我“解惑”，弄清楚中国历史内里的真相，弄清楚生活到底在哪里出了偏差，弄清楚中国文化应该选择的正确路向。他的志念和抱负，是为中国文化的未来重建，理出一个头绪，寻找一个出口。
他把文化思考和文化研究的基点，从外部视角转换到了内部视角，从他者立场转换到了自我立场。他试图回到自己民族的文化本体，从社会现实和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外来的种种教条出发，鹦鹉学舌，数典忘祖。他反对中国人对西方学者的观点生吞活剥，“在名词概念上打转转，硬把韦伯的名词概念搬到中国文字中……”，因为，中国没有宗教，“中国古代的政只是管理职能，所谓教也只是文教，首先是家教，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他在《中国人得的是皮毛病》中说：“不能让中国人见到个什么新东西，一见就拥上去抱住不放，至死不渝。本来是外国流行一时的什么玩意儿，昙花一现，外国人玩一阵都丢了，中国人抱住不放，一辈子坚持不渝，甚至两辈子、三辈子，以至无穷……有人批评某些歌唱家，一辈子就会唱一个歌儿，至死不变。我想，岂止是歌唱家哟，这是中国人的习性。他们批判旧道德，可是却按旧道德办事，至死不渝。”
在林鹏看来，文化与道德的发展和建设，并不是一刀切断、推倒重来。新的来源于旧的，没有旧的就没有新的，“要说新的事业，古今中外没有全新的东西，尤其是道德，不可能有全新的道德。说是建立‘新道德’，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抛开旧道德就没有革命的理由，比如说反对压迫，反对剥削，保护私有财产，耕者有其田，就是为此起而革命的。”启蒙并不是简单的排斥和否定，更不是以别国的“先进”的“新兴”的文化，来取代甚至消灭自己民族的古老而伟大的文化。启蒙文化固然要对民族的固有文化进行反思和评判，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将它彻底推倒、全盘否定。林鹏的保守启蒙主义主张，对于克服全盘否定固有文化的“拜新教”倾向，对于纠正激进的文化虚无主义，有着很可宝贵的价值。
二
法家学说是中国的帝王主义赖以形成的意识形态基础。治污必先清源。林鹏的反抗帝王****主义的文化启蒙之旅，合乎逻辑地从批判法家文化开始。法家文化就是为赤裸裸地为皇权阶级辩护的****主义文化，就是冷冰冰的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暴力主义文化，就是贱兮兮的甘为****作鹰犬的奴才主义文化。林鹏要把法家文化的本质揭示出来，帮助人们认识中国集权主义政治的真面目，为人们认识儒家文化的价值，认识士君子文化的伟大，提供一个异质性的参照物：“儒法是对立的，这就是士人文化与帝王文化的对立。”
法家的词典里没有“善念”和“信任”这样的字眼，那些“智法之士”教唆帝王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治于人。”这种阴暗的权术理论，极大地刺激并助长了****帝王雄猜多忌的病态心理。法家乜斜着阴鸷、怀疑的目光观察生活和人性，看世界一团黑，看一切皆是恶，怀疑人性的善良和美好，怀疑人的道德自觉和改过迁善的可能，——人与人之间，即使父子、兄弟、夫妻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除了互相利用和互相算计，没有别的，于是，便主张用残酷的手段，来对付险恶的人心。
几乎所有具有民主精神和博爱情怀的知识分子，都对法家“意忌内深”的心性状态及“与人为恶”的政治理念深恶痛绝。顾准就批评韩非“根本没有考虑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而且这是从动物式的本能中发展出来的。……韩非的利害学说，是****君主立场上的利害学说，这是他的特点。……我十分厌恶这点。”他认为，韩非“在中国史上没有起一点积极作用，而他本人在道义上也毫无可取之处”。虽然郭沫若后来成了一个畏忌讳谀、不敢端言的人，但是，在早年，他却对法家文化和极权主义政治，做过猛烈而尖锐的批评，认为韩非的学说“以变例为一般，那是诡辩，那是横道理”。
林鹏对法家也同样没有什么好感，曾经写过《讨厌韩非》等文章，对法家和法家文化，大加抨击。所谓“法家之徒”，在他看来，“追求个人前途，统治者好什么，他就来什么，多半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严刑峻法，立竿见影之类。”他看见了“法家”的法律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法家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这话从一开始制造出来，就是为了骗人的。怎么只敢提王子，不敢提国王呢？难道国王就不可能犯法吗？”
作为一个保守的启蒙主义者，林鹏的思想具有反抗性的伦理精神，——这一点，既体现在对法家文化的整体性的抨击上，也尖锐而集中体现在他对“帝王文化”的具体批判上。“帝王文化”是中国特色的****主义****，是造成中国社会黑暗和人民苦难的罪恶的渊薮。抓住“帝王文化”这个线索，就抓住了解剖极权主义****的关键，也就抓住了解析中国历史的密钥。林鹏对“帝王文化”的理性断制，尖锐而深刻，往往能直中肯綮，是自司马迁、方孝孺、黄宗羲、唐甄、梁启超之后，较少听到的弥足珍贵的启蒙声音。
法家与帝王的心是相通的，而法家文化与帝王文化则是高度同构的。在前现代的极权主义社会里，拥有权力的人，其心理也往往诡谲而多疑，而且，权力越大，地位越高，对人性善的一面，便越是不信任，便越是倾向于用恐怖、残忍的手段，来对付民众，来巩固、维护自己的权力。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法家”帝王。所以，林鹏批评秦始皇的政策，“完全是商韩的一套，这是富国强兵的一套，也就是霸道的一套，它既可以把国家引向强大，同时也可以把国家引向灭亡。商韩的药方，不过是强力****罢了。所有后来的帝王，在帝王思想的支配下，着急了都是这样饮鸩止渴而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