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儒内法”的诡异历史和“评法批儒”纷乱现实中，林鹏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千百年来，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制度建设，几乎全都循着法家的理念和精神来展开。法家的法术势，总是会受到历代极权统治者的认同和接受；他们明里可以不讲，暗里总是用一用的。韩非子说，“上古竞于道德，当今争于力气”，真可谓见道之语：“自从有了皇帝以后，无一不是迷信暴力的，所以随时都离不开法家，随时都离不开酷吏，一时一刻也少不了的。有统治阶级存在，有帝王存在，严刑峻法是不可或缺的。这就造成一种政治态势，法家永远站在帝王一边，他们是帝王思想帝王文化的实施者，他们的学说就是法、术、势，最后就只剩势而已，势者，权势也。暴力是权势的标志，没有暴力就没有权势。权势在暴力中生，在暴力中亡。杀人如麻，血流成河，至死不悟。”总之，“只要帝王存在一天，帝王之术就存在一天，统治阶级存在一天，统治之术就存在一天，血是不会少流的。”
一部中国历史，大半可以被看作帝王任性妄为、“瞎折腾”的历史。林鹏说：“自从有了皇帝以后（应该从秦始皇算起），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就是帝王文化。”“帝王文化”的本质，“不过就是********”，而“********的特点是：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顾眼前，不管其他；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过后不准提起；只有眼前的权和利是真实的。权利就是一切。不过也毋庸讳言，他们的权利是盗窃来的，是赃物。”在****集权的环境里，皇权必然导致人性的异化和道德的堕落，“宝座具有无边的魔力，无论多么优秀的人，一旦坐上去，立刻就变质，变为庸俗不堪的小人。”皇权必然使最高统治者陷入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疯狂的享乐主义：“自从有了皇帝以后，小人得志必做皇帝，英雄得志必做秦始皇。一旦做了皇帝，只关心两件事：一、穷极饮食男女；二、追求长生不老。为此，一保密，二保卫，此二者可谓生命线。秦始皇发现李斯减车，因此杀死所有从者。保密如此重要，保卫如此残酷。”
林鹏洞察到了中国****暴政的本质，也看到了****暴君的真面目。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暴君始终按照一个原则，为了一个目的，无恶不作，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只有一副道德面孔，只有一个道德形象，所以，林鹏对那些为暴君回护的辩词就特别不以为然，拒绝认同那种关于暴君的“两截论”：“说某人的一生，前半生都正确，功劳盖世，后半生都是错误，罪恶滔天。这就要问，前半生真的都是正确的吗？这正确是怎么来的？后半生都是错误的吗？又是怎么来的？对一个历史人物，如此机械，如此切割，一刀两断，颇为随意，太随意了。”在他看来，把巨大的“功劳”归于一人一家一姓，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是千百万人民的意志和千百万人民的流血建成的。至于罪恶，众人不能负责，凡是罪恶都是个性造成的。首先是自私自利之心，越是位高权重，自私自利之心越重。这是不可否认的。”林鹏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尤其“罪恶都是个性造成的”一语，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被长期遮蔽的事实——巨大的社会****的造衅者和人民苦难的遘祸者，就是那个作为首恶罪魁的独裁暴君。与那种将世间一切功德和荣耀，皆归于帝王的蒙昧主义不同，林鹏将反思和批判的剑戟，直指****帝王和最高统治者，显示着一个彻底的启蒙主义者才有的清醒和深刻。
三
如果说，法家意味着冷酷无情的凶暴和虐杀，而法家学说是****政治的最理想的意识形态和最有效的统治工具，那么，儒家则反对以猛治国，反对滑贼任威的不教而诛，强调仁爱的价值和德性的作用，力求建立一种基于忠恕精神与道德感化的仁政。林鹏将儒家文化视为法家文化的解毒剂，尤其强调士君子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在《我的文化宣言》中，林鹏表达了自己对“国学”的认识：“国学就是经学，经学就是儒学，儒学就是仁学。仁者人也，仁者爱也；仁慈，仁政，仁以为己任，仁者爱人，仁者无敌……当今中国学术应该回到国学上来。只有立于国学，中国学术才有发展。”林鹏的守成启蒙主义的突出特点，就在于他不仅将儒学当做“国学”与中国文化的主体，当做文化重建的根本资源，而且着重强调了“仁爱”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他将“仁爱”当做中国文化的灵魂和精神，当做未来文化重建的重要基础和最终归依。没有“仁爱”，就没有方向，就没有归宿，就什么都谈不到。为此，林鹏反复申说“仁者无敌”的伟大意义，视之为“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所谓“无敌”，绝不是“战无不胜”的意思，因为，“偶然胜一回，也是侥幸而已，算不得什么胜利。仁者无敌的真正意义，是仁者根本没有敌人。……而不仁者有敌，有敌则必有一败，一败就是一败涂地”。“仁者无敌”的确是伟大的真理，但只有那些深刻洞察了历史本质的人，才能看得到，而更多的人，则更相信短暂的表象性的“战无不胜”。千百年来的大量表面性的事实，似乎也都在证明这样一个铁律：谁越是残忍，谁越是无耻，谁越是迷信刀与枪的力量，谁就越有可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和成功者。“恶者无敌”、“忍人无敌”，似乎远比“仁者无敌”更切近事实。所谓“忍人”，就是残忍的人、硬心肠的人，《左传·文公元年》：“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大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且是人也，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可见，在春秋时期，人们对“忍人”还有着清醒的认识，还保持着警惕的态度。然而，到了后来，随着“忍人”的行为被涂抹上正当而神圣的色彩，暴力斗争中傲慢的胜利者，便被当做英雄和圣者来崇拜，而悲惨的失败者，则受到尖刻的嘲笑和无情的羞辱。“成王败寇”的庸俗哲学已经成为庸人们评判历史的绝对尺度和唯一标准。如此一来，要让那些迷信“暴力”的人接受“仁者无敌”，无疑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说服工作。
那么，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刻，靠谁来砥柱其间？在四维断绝、混乱无序的时代，靠谁来承担文化重建的使命？
林鹏的回答很简单：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靠“士君子”。
所谓“士君子”就是一群人格独立、道德高尚、仁以为己任、任重而道远的人。他们心中装的是“天下”，对他们来讲，“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他们常常被称为“国士”或者“天下之士”。他们鄙弃商人的唯利是图的德性，赋予自己的行为以超功利的高尚的性质。林鹏赞美式夷的舍己为人，在他看来“此种有觉悟的士，已经变成了全新的士，全新的人。他们可以毫不迟疑地为别人的利益去死，过去是为统治者的利益去死，现在是为普通人（即使是不肖人）的利益去死，这不是简单事情。”林鹏之所以对《吕氏春秋》评价极高，其原因，就在于这部著作具有极为先进的“天下观”：“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吕不韦及其门人全面地弘扬了“士君子”文化，高度赞美“国士”之风，表现出很可宝贵的启蒙主义精神：“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有如此者，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务求此人也。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齐有北郭骚者，结罘罔，捆蒲苇，织萉屦，以养其母，犹不足，踵门见晏子曰：‘愿乞所以养母。’晏子之仆谓晏子曰：‘此齐国之贤者也。其义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今乞所以养母，是说夫子之义也，必与之。’”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士’是主体人格，不是从属人格，这一点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尤其重要。通观《吕氏春秋》全文，可以感受到中国古典之‘士’浓烈的主体性，而这也是其他经典文献中十分罕见的。”
一个真正的士，是一个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他不是权力的奴仆，从不卑己自牧地服从他者的意志。他是敢于“逆命”的人。《礼记﹒表记》中说：“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林鹏特别强调“士君子”对帝王个人独断专行的“逆命”（不服从）精神，视之为儒家文化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家特别强调这一点，强调天下不乏正人君子，不乏特立独行之民，有不臣之士，有不使之民，即指挥不动的臣民。这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这是天下稳定的重要因素。也许有人要说，儒家这个理论不好，这是极端民主，这将办不成任何事情，这很不方便。是这样，然而这仅仅是暴君的不方便，并且仅仅是使阴谋集团干不成任何事情，不过如此而已。这种不方便，将迫使普天之下，上至君王，下至臣民，都服从仁义道德，这才是无往而不胜的道理。”在阐发“逆命”意义的过程中，林鹏还尖锐地批评了“唯物主义者”王夫之对“逆命”的误解，否定了他的“臣皆受焉”、“逆亦安之”的谬说。
林鹏高度认同阿克顿勋爵在一次演说中所表达的观点。阿克顿说：“赞颂乃是历史学家的破产。”在这位英国思想家看来，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要与权力保持距离，对胜利者、权势者（例如光荣革命的胜利者，英国国王威廉三世），所持的批评尺度，要更加严格。这些观点对林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切，是如此鲜明，如此尖锐，如此激烈。这些话，使我们感到震惊，以往我们连想都不敢想。”事实上，林鹏自己的头脑中，本来就有这样的思想。在林鹏的理解中，士君子文化就是一种行动的文化。它不仅拒绝顺从权力，而且还积极地抗争：“历史上的士文化，就是抗争文化，谁敢抗争，谁就有成果。谁抗争得巧妙，谁的名气就大。笨拙的遭受迫害，不敢抗争的遭到唾弃。”向谁抗争？向权力抗争，而最根本的抗争，则是向最后的胜利者、最高的权势者——皇权抗争。
林鹏的“士君子”思想最独特、最闪光的地方，就在于他重新阐释了士君子中的“烈士”之风，高度肯定了向帝王“报仇”的英雄气概和道义力量。他的《报仇之制》是一篇英风凛凛、浩气沛然的雄奇文章，读之令人胸胆开张，鄙吝顿消。林鹏从《孟子》中，提领出了“视刺万乘之君如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从中看见了“个人尊严”。在《学记》的“仁以爱之，义以正之”之后，他极为深刻地引申出了“报以平之”：“平者，治国平天下之平也，不平则鸣之平也，平反之平也。报仇之制的原则，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就是为了拉平、摆平。这就是社会公正。”他通过对史籍的梳理，阐述了古人对“报仇”的肯定，也为伍子胥的“敢为天下先”的报仇行为，做了令人信服的辩护。有必要指出的是，林鹏所赞扬的报仇，不是宵小之徒的睚眦必报和斤斤计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泄愤和报复，而是具有正义感和牺牲精神的神圣的复仇：“报仇之制的基础是人人平等，它的核心是个人的尊严。”伟大的“报仇”所针对的，是为害于天下的极端形态的恶，是罪恶滔天的昏暴的帝王。一般人的寻常意义上的罪错，是可以被原谅和宽恕的，但是，对独夫民贼的罪恶，则必须报复和惩罚。这是因为，帝王的行为具有极强的示范性和影响力。“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的道德行为和人格状况，总是极大地地影响着国民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一个暴君，就是巨大的文化破坏力量，就是巨大的道德污染源，其恶德、恶言和恶行，将不可避免地会给全社会的道德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其影响将是持久而深远的，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和很长的时间，才有可能最终克服。原谅十恶不赦的暴君，就等于纵容最可怕的恶，就会对善的原则和社会正义，造成极大的伤害和破坏，就会遗患无穷。为什么伍子胥放过了“此人极坏”的费无忌，而专对楚平王掘墓鞭尸呢？林鹏的回答是：“我们只能认为这是在春秋战国之时，士人们对报仇之制的一种认识。即报仇要找罪魁，找当权人，找有权力决定这桩罪行的人，这就是国王。春秋战国的这一思想，非后世人们敢有。”所以，向“为人上者”报仇，就具有“以怨报怨，使民有所惩”的道德提撕的作用和意义。林鹏所发掘出来的“报仇之制”，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蒙意义。它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启发：冤有头，债有主，在一个绝对性质的集权主义社会里，所有的苦难都是最高统治者造成的，所有正义的惩罚，首先要加诸握有绝对权力的暴君；如果我们为了目光短浅的权宜之计，而仅仅找出几个替罪羊蒙混了事，那么，这种“葫芦僧错判葫芦案”的惩罚，将带来这样的严重后果，那就是，暗示所有公民：恶是可以不受处罚的，作恶越多，罪孽越是深重，获得豁免权的可能性便越大，——这无疑给那些无法无天的恶人，提供了一种法律保护和精神支持；更为严重的是，全社会将因此陷入一种没有正义感的道德氛围里，而这必将给一个社会带来严重的威胁与巨大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