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邢小利
优游于无所归依的“两间”，曾经是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状态。鲁迅先生说“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彷徨也许是寂寞的，但说实在的，也算不得太大的痛苦，反正你是自由的，至少，你是可以选择的，最不济，还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
然而，在后来的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却连彷徨的自由空间，也被挤压掉了：你只剩了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那就是，做附“皮”之“毛”。受规约的被动生活，无论怎么讲，都是一种耻辱。对知识分子来讲，自由和主动，具有首要的意义，没有这一点，就什么都谈不到了。被当做工具，奴使之，乃是最不堪的生活。越是敏感的人，就越难忍受这样的生活；越是有个性尊严和人格意识的人，越有可能因此与体制发生尖锐的冲突，就越是觉得自己与规约力量格格不入。
近三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已经不像前三十年那样紧张，但是，无所归依的“两间性”，以多种形式表现了出来。对邢小利来讲，他的“两间性”困境，恐怕不是别的，而是“隐士梦”与“猛士魂”之间的紧张和纠结。
就心性和气质来看，邢小利细腻敏感，幽默风趣，悟性很高。他的敏感和精微，不仅见之于审美感觉能力方面，也见之于自尊心方面。敏感而自尊，在我们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率土之滨”的公有化，“普天之下”的体制化，使个人失去了“恒产”和“恒心”，也失去了“入世”的宽展空间和“出世”的选择自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谁若想少一些痛苦，多一些自在，那么，谁就得努力成为这样的人：凡事不可较真，要随圆就方，与世浮沉，要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甚至要让自己麻木和迟钝。然而，邢小利却既不能麻木，又难于无耻。这就决定了他的境遇。他因此经常性地陷入被侮辱的困境，经常性地为如何免于受辱而焦虑。
就其天性来看，小利生来就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他喜欢大自然中的明月清风、绿山秀水，陶醉于鱼跃鸟唱、鸡鸣犬吠。为陶渊明执鞭，必为他所欣慕；随孟浩然弃轩冕，亦必为他所乐意。自然主义的本质，是自由和率性；对体制化和组织化，是本能地拒绝的。所以，他更适合生活在魏晋与盛唐，生活在允许个人过散漫生活的时代。
小利生活的环境，也强化了他在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方面的自然主义倾向。他一出生便生活在终南山下，便生活在离王维的辋川和杜甫的少陵原很近的地方，便生活在最伟大的诗国唐朝的首都长安。唐朝是他精神上的祖国，唐诗是他心灵的家园，唐人是他亲切的朋友。他有一个永远不醒的唐人梦，一个永远不醒的隐士梦。
就像“To be ，or not to be”困扰着哈姆雷特一样，“隐，还是不隐”，也经常性地困扰着邢小利。无奈之际，他选择了隐，便“思退路”，想给自己的心灵寻找归宿。他首先想到的是陶渊明：“也许，陶渊明之后的许多中国文人，在寻求退路的时候，都会想起他。他是一个榜样，也是一个路标。……做陶而不得，就只有读陶的份。长歌可以当哭，远望可以当归。读而思之，慕之，如此罢了”（《今欲做陶渊明而不得》，《义无再辱》第55页、第59页）他要为自己建立一套“归隐哲学”。他在《我隐故我在》中说：“隐也不是消极，隐，是从黑影里淡出，而又显现于另一个光明地，比如葱翠的南山。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要对一切人和事物都要一如既往地持积极态度，有时候，所谓消极，正是积极。……所以，隐，并不是一味地等死，而是安贫乐道积极于更有价值之事。”（《长路风语》第16页）他知道，古人的归隐，今天已经不可能，所以，他选择了“心隐”：“其实，隐，主要是心隐。心隐了，世上无处不隐。”（《白云堪卧君早归》，《义无再辱》第15页）
然而，无论“身隐”，还是“心隐”，超然物外的隐士梦，本质上是乌托邦性质的自我安慰，注定是实现不了的。他注定是一个在乡的异乡人。在一个高度体制化的社会里，在一个极其纷扰的时代，人们更容易体验到的，是被强力裹挟的焦虑，甚至是惘惘然的恐惧。邢小利有一本书，叫《种豆南山》，其中有一篇文章，名为《醉月》，写他秋夜凌晨三点望月的震撼感受：“此时愈觉冷凉。正瑟索间，忽见地上月影乱摇，令人心悸。看路旁树木，摇摆剧烈，却竟无一点风声。再看樊川北边的少陵原，但见原上一片惨白，斜坡而下，黑影飘忽，若云水翻滚。向南望，终南山也是一片煞白，居然也是身影摇摆。目及之处，都是一片冷白，冷白中黑影乱窜，光影摇动，感觉这荒川野地里正有千军万马在厮杀奔窜，却一点声息俱无。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举头看天，天上黑云白雾，一个白月浪迹其中，醉步踉跄，却不闻声息。”一片风景就是一种心情和心境。诗文里的风景，从来就是作者的主观心象，就是经由作者的心象投映出来的时代精神。邢小利笔下的月影，便是作者自己的心影，也是他所生活其中的“三逆”时代的心影。他的心中有恐惧和不安，所以才看少陵原，看终南山，看荒山野地，皆隐藏杀机，甚至厮杀奔窜。在这样的意境里，读者分明感受到了《红楼梦》的悲凉，甚至听到了那含着异兆的悲音。然而，唐人的眼中之月，从来不会让人如此惊怖，如此不安。在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里，有思念，有感伤，但那思念多么甜蜜，那感伤多么温暖，纵然“碣石潇湘无限路”，却依然“落月摇情满江树”，读者感受到的，是一股青春的气息，是深挚的热情。在王维的《鸟鸣涧》中，“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被惊的，只是“山鸟”，至于人的心情，则是纯然是“闲”，——这是安闲，也是安宁，是淡定，也是镇定。这固然反映着王维个人的闲静心态，但也显示着大唐的雍容气度。
小利还有一篇文章，题为《得大自在》，其中有一节，叫“抚孤松而盘桓”：“故乡老家的门前是一片田野，田野过去就是南山，终南山。晴朗的日子，南山看得很清楚。开门就可见南山。……抚孤松而盘桓，不仅仅是一句古诗，而是一种状态，人的一种情状。抚孤松而盘桓，逸兴无尽。就想在自家门前种一棵松树，不，一棵太孤单，种上几棵吧，再置几块石头，自己也去抚松而盘桓。不想，有了这个念头，几年来会一直想。尽管一直没有付诸实施，或者说一再延宕，但念头愈来愈强烈。”你看，作者不经意间，流露出了自己内在的心性：他害怕孤独，喜欢群居，喜欢与人交往和交流，是离不开朋友的，所以，他才说“一棵太孤单，种上几棵吧”。
然而，陶渊明却只要一棵孤松。在《归去来兮辞》里，“孤”字凡三见：“抚孤松而盘桓”、“或棹孤舟”、“怀良辰以孤往”，可见，陶公是不怕孤单的。《饮酒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也很好地解释他的隐居之道，那就是，要“心远”、“地偏”。《归园田居》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此诗则清晰地彰显了他躬耕陇亩的生活理想，抒发了他重返家园、回归自然的欣悦之情，所谓“性本爱丘山”，所谓“暧暧远人村”，所谓“虚室有余闲”，都在说明，诗人不仅能“守拙”，而且能独处。
如果说，前现代农业文化是一种静态与封闭的文化，是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独处型文化，那么，现代文化则是一种开放的都市文化，是一种强调交际和交流的交往型文化。也就是说，生活于当今社会，你可以享受乡间的宁静和安适，但是，但“隐士梦”，是不宜再做了。更何况，我们的时代，有着比“五四”时期更为沉重的现实问题，更为艰难的启蒙问题，因而也就更为迫切地需要介入现实的作家，迫切地需要批判型的启蒙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