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做一个猛士如何呢？
小利的文学才华，颇为不俗，甚至可以说是不多见的。他嗜书如命，读书也多，学者化程度很高，这一点在陕西作家中，显得极为突出。他哪种文体都来得，早年写过诗，后来写过小说，写过评论，写过大量的散文。他具有诗人的精微的感受力，有着小说家的观察力和叙事能力，有着批评家的鉴赏力和判断力。我一直对他有很高的期待，期待他摆脱陕西作家身上惯见的封闭性，摆脱内陆省份文化上的自大与保守性，期待他一改“出世”倾向而积极“入世”，期待他破掉“隐士梦”，而做一个笃定而勇敢的“猛士”，进而在批判和启蒙的意义上，写出能够代表陕西文学最新高度的作品。
但是，从性格来看，他似乎情胜于理，柔性多于刚性，感性多于知性，悲情多于豪情，是所谓的“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他对于种种样态的疼痛、不适，实在是太敏感了，在他人那里是三分四分的痛苦，到他那里，就有可能到八分九分。就此而言，他实在就是一个典型的感伤主义者。“我喜欢雨。雨丝飘飞，如纷纷思绪；冷雨敲窗，如天人拨弦。细雨中漫步，假若更有一位知己伴之，那是很有诗意的……”（《湖滨听雨》）喜欢霏霏细雨的静美，这是偏于内向和阴柔的气质类型。他的性情是平和的，更像像淡茶，而不是烈酒，所以，他才要“入山认归路，品茗淡俗心”（《入山认归路，品茗淡俗心》，《长路风语》第5页）。
小利有着极为敏感的生命意识，对于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衰老，他都有着很强的心理反应。人生短促，韶光不再，这种英雄迟暮、群芳芜秽的感叹，在邢小利的文章中，所在多有。中年初度，他便心怀惕厉，惴惴不安。他被强烈的恐惧感折磨着：“这种恐惧，是对生命飞速流逝的恐惧，对两鬓染雪、老之将至的恐惧，对建功立业遥遥无期的恐惧……岁月如风，流逝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岁月如刀，将漫长的日子切割得片甲无存，不留后路。”（《中年的心境》，《长路风语》第5页）这样的感叹和忧伤，他在几篇文章中，反复写到，简直有点欲罢不能。
小利在文章里说，五十岁以后，他常常想哭，“忽然间，心中一酸，眼泪就涌了出来。自觉泪眼模糊，怕人看见，赶紧低下头或转过身去。……有时，一天数次。控制都控制不住。”（《哭庙何在 泪洒何方》，《长路风语》第28页）自古以来，读书人的心思，总是较其他人要复杂一些。面对纷乱的人生世事，他们往往更敏感，更纠结，注定是要体验更多的烦恼和痛苦。张先词云：“莫把幺弦拨，怨极弦能说。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夜过也，东窗未白孤灯灭。”正所谓，太上无情，太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吾辈。无情者无泪，多情者多泪，自古皆然，曷足怪哉。刘鹗在《老残游记序》中对此有极为精彩的阐释：“……哭泣也者，固人之以成始成终也。其间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在他看来，哭泣分为“有力类”与“无力类”两种，而“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为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而文学写作就是“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的哭泣：“《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於《西厢》，曹雪芹寄哭泣於《红楼梦》。王之言曰：‘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泄，除纸笔，代喉舌，我千种相思向谁说？’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万艳同杯’者，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也。”刘鹗在序文的最后说：“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我理解小利内心无可告语的伤悲，理解他的泪水暗洒的辛酸。唉！想哭便哭，有泪就流，哀愁是我们自己的，泪水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没有别的自由，但有哭泣的自由。流泪的权利，是天赋的人权，是无论多么凶暴的强权也难以剥夺的。
我接下来想说明的是，小利的精神世界，其实是一个二重结构。他有时向回看，向往古代知识分子的诗意生存，向往那种“帝力于我何有哉”的逍遥生活，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精神向度，——在这个向度上，他眺望未来，介入现实，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责任和启蒙使命，有着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他固然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隐士梦”，但是，也有一个“刑天舞干戚”的“猛士魂”。他并不是一个万事不关心的“自了汉”。
在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神化与现实》的文章中，小利多方取证，连类引譬，较为深入地讨论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问题，并阐述了自己写作此文的目的：“与俄国、与西方的知识分子阶层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尚不能称佳，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强化对知识分子理念的认识，张扬张扬知识分子精神，呼唤知识分子以群体姿态出现于新时代。”（《种豆南山》第133页）关于“五四运动”，他写了《多维视野中的“五四运动”》、《遥望“五四”人》、《胡适对“五四运动”的怨悔》等好几篇文章。他认同“五四”所弘扬的现代理念，认为它所提出的问题，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意义；他向往“五四”，向往那个时代充满热情与激情的青春朝气，向往那种自由而富有个性的时代精神。他说，“自己好赖也算个读书人，读书人自古就得给社会尽点责任。所以，对于读书人应尽的责任，该‘出手’时还得‘出手’，这个也是不能‘放手’的”（《放手，和还不能放手的》，《长路风语》第10页）。尽读书人的责任，不放手，要出手，只要有了这样的自觉意识和坚定信念，就是一个合格的现代知识分子，就是一个有“道德操守”的士君子，就不会俯仰随人，随喜一般干些没名堂的事情，人家让“唱红”，诺，就豪气干云地跟着“唱红”，人家让“抄写”，诺，就立即应命，恭敬如仪地抄之乎也。
小利的确在尽一个读书人的责任。别的且不说，单就他主编《秦岭》来看，就很有成绩。他有鉴赏力，有眼光，又有敢作敢为的勇气，实在是一个好编辑，好主编。《秦岭》虽为内刊，但其分量和影响力，远非那些四平八稳、半死不活的“公开刊物”所能并比，——他不仅出手了，而且还出得那么漂亮，那么有力，真是让人扬眉吐气长精神。
小利对王国维的风节，非常佩服，对他的“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更是三复斯言，奉为圭臬。“义无再辱”，是一种很决绝的态度，意味着不再畏惧，不再纠结，不再恋栈。若想不再受辱，就得高贵地忍耐，就得积极地行动。不是“太初有道”，而是“太初有为”，只有积极的行动，才能最终证明我们的自由精神，也才能最终使我们从受辱的困境里摆脱出来。
对于作为行动主义者的猛士来讲，人生永远是明媚的春天。行动者没有时间独自感伤，向隅而泣，也没有时间在“两间”左顾右盼，徘徊不前。他们知道自己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用最响亮的声音，最坦率的文字，最真挚的表情，向人们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思想，最美好的愿望。他们愈老愈年轻。他们的晚年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李慎之、王元化、******、资中筠、周有光、李锐、******、章诒和、邵燕祥，全都是“衰年变法”，摆脱两间困境，成为当代具有领袖威望的启蒙知识分子。
隐士属于过去，猛士属于未来。尊严是争取来的，惟自由的猛士，能为自己争得做人的尊严。无为者所能得到的，惟侮辱而已。
总之，隐士的梦大可以不做。
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猛士。
“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鲁迅先生如是说。
愿与小利兄共勉。
2014年3月10日，北新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