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党的三大和统一战线政策
1923年6月12～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着党员420人。大会的中心内容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问题。会议正确分析了建立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批评了张国焘等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左”的偏向，也不同意陈独秀与马林所主张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的偏向。经过与会代表认真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在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的同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成民主革命联盟，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党的三大选出了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的召开和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为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作了思想上、理论上和策略上的准备，为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二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
在中国共产党酝酿和制定统一战线政策的同时，孙中山国民党方面也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为实现国共合作积极创造条件。1924年1月20～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正式确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即新民族主义主张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民族压迫；新民权主义主张民主权利为“一般贫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新民主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和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同时也为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在政治上、政策上和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二）党的四大与第一次革命高潮
国共合作的实现、国民革命的思想广泛传播，使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但同时，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渐显现出来。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回答。
1925年1月11～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代表20人，代表着党员994人。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但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大会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
大会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的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开展全上海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6月1日实现了三罢，全市先后有20万人罢工、5万学生罢课、租界内的中国商人全体罢市，这就是著名的五卅运动。五卅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帝的斗争精神，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帝怒潮，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开始，显示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直接为以后的北伐战争做了准备。
在五卅运动掀起的全国反帝怒潮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斗争是省港大罢工。从1925年6月19日起，香港有25万工人参加罢工，声援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从1925年6月一直坚持到1926年10月，是世界无产阶级罢工斗争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是罢工斗争成功的范例之一。它再次证明中国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三）北伐胜利进军和全国革命高湖
五卅运动后，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到1926年上半年，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北伐的作战计划是先打对广东威胁最大的吴佩孚，稳住孙传芳，暂不理张作霖。根据这个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先头部队，援湘作战，揭开了北伐的序幕。
1926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发表北伐宣言，7月9日正式督师北伐。北伐军自出师以后，前后不过10个月，就消灭了数倍于己的军阀军队，从广州一直打到武汉、上海、南京，从珠江流域一直挺进到长江流域，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北伐军所到之处，军阀统治被推翻，工农群众运动立刻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表现得尤为显著。这些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发动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不断地从理论和实践上给运动以有力指导。从1926年秋冬起，全国各地工人群众在北伐进军节节胜利的鼓舞下，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浪潮，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和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就是其中最突出的斗争。这些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显示了自己的伟大力量，是中国工农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
（四）大革命从胜利转向失败
从广东出发的北伐战争在攻下武汉进入长江流域，特别是打垮孙传芳进占江西之后，形势发生严峻变化：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发展，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的夺权野心更加膨胀、更加露骨，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日益发展，形成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方针，其结果更加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倾向，加速了他们公开背叛革命的进程。
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1927年4月12日凌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在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5月9日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80多人，代表着党员57967人。大会第一次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任总书记。但大会未能对武汉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确的分析，导致了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未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方向。
7月15日，汪精卫等在武汉召开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随后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失败。
国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第一次大革命，也是国共政党第一次合作推动革命发展的伟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共产党人给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不怕牺牲、奋勇拼搏，表现了崇高的献身精神，成为开拓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主要力量。
国民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却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许多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这就是：必须建立一个坚持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放手发动农民，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并掌握革命的武装；共产党必须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善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吸取这些用无数先烈的鲜血所换来的宝贵经验，在新的革命烈火中继续经受考验，开拓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二、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一）土地革命的开展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革命暂时转入低潮。面对着反动派要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只剩下唯一的选择，即高举革命的大旗进行武装抵抗。
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下，受我党掌握和影响的北伐革命军了3万余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揭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
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经验教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根据会议精神，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0月底，开始了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的创立，从实际上解决了在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下，如何把革命的退却与进攻结合起来的问题，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成为中国革命的—个伟大转折。
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12月又发动了广州起义，后以失败而告终。这次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共产党人独立领导的南昌、秋收、广州起义，标志着共产党人创建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新时期。
为了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84人。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尽管六大存在着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以及对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等缺点，但大会决议传达贯彻后，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党的六大后两年间，革命出现走向复兴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陷于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了。
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党的组织有较大发展。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党员已达6.9万人，1930年3月，又增加到10万多人。1930年底，党在全国17个省恢复了省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
六大以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到1930年上半年，红军和根据地的工作也得到巨大发展，共开辟根据地15块，分布在10多个省300多个县，正式红军发展到13个军，6.2万余人。
为了解决在农村环境中保持党和红军的先进性问题，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多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会议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会议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环境中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
1930年底～1933年2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连续粉碎了蒋介石的四次反革命“围剿”。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给国民党反动集团以沉重打击，使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发展和扩大。
在各根据地，党在领导人民广泛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同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土改方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毛泽东做出了卓越贡献。1928～1930年，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新道路的理论，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学说。
（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从此开始了以王明为主要代表、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机关屡遭破坏。1931年9月，由博古（秦邦宪）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继续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最大恶果是造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