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0月，蒋介石调动100万兵力，亲任总司令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在严峻形势面前，中共中央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抛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代之以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由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和不接受毛泽东等的有关正确意见，红军节节失利。到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人分别从瑞金、雩都等地出发，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到1934年12月1日，红军连续突破敌军4道封锁线后，人员锐减至3万多人，而在红军的前方仍有20万敌军堵截，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
（三）遵义会议和长征的胜利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到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正式通过决议，改向黔北前进。1935年1月7日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尖锐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问题和红军的军事方针。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与会发言者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兵逼昆明、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随后，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于1935年6月中旬与来自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同陕北红军会合，找到了新的落脚点和战略基地，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会师，标志着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长征，以红军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宣告结束，终于实现了战略大转移。长征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入抗日前沿阵地，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整个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三、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与国内和平的实现
1931年9月18日夜，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炮轰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面对日本的侵略，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将“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国民党最高当局对内、对外关系的基本推则，对内大规模“围剿”红军，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
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侵略华北。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制造了—系列事端，提出一些无理要求，使平津上空战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中共中央作出决议，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领导各界民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并决定和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6000多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运动。为进—步领导这一斗争，抗击日本的侵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迅猛发展。上海、北平等地的文化界、妇女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起组织救国联合会等救亡团体，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呼吁各党派、各军队立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瓦窑堡会议上制定的总方针，调整了许多具体政策，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张学良、杨虎城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在蒋介石置民族利益而不顾、顽固坚持内战卖国政策的逼迫下，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去西安，经谈判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二）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兴起及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
国共合作抗日虽然形成，但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双方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分歧。虽然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因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执行的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抗战开始后一年多时间，丧失了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的大片国土。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采取了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抗战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鲁豫、华中等抗日根据地。同时为了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等战争问题上的错误思想，1938年5月，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一文，科学地阐明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从理论上、思想上武装了全国人民，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坚定了广大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三）巩固及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其间，日本在坚持灭亡中国的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其侵华方针有了重要变化：在正面战场上停止进攻，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以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对敌后根据地实行“大扫荡”和“三光”政策。与此同时，在日本的诱降下，国民党对日本进攻作消极抵抗，对内制造多起反共摩擦事件。对此中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打退了第一次、第二次反共高潮，同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口号，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为了纠正党内外的错误思想，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阐明了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标志着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四）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百团大战
在日本侵略军逐渐将它的主力用于进攻敌后抗日力量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从1938年冬到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牵制和抗击了大量侵华日军。敌后游击战争通过在广大地区内以无数小的战斗对日军进行袭击，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的有生力量，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战争中成长壮大起来。到1940年底，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由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还有大量的民兵及地方武装，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共17块根据地，拥有一亿人口，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为了粉碎敌人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囚笼”政策，1940年8月20日到12月初，八路军总部对华北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以破袭敌人交通线为重要目标的进攻战役——百团大战。参战部队有105个团约20万人，作战1824次，共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摧毁大量敌人碉堡和据点，缴获大批枪炮和军用物资，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共产党在抗战中“游而不击”的谬论。
（五）敌后军民克服抗日战争的严重困难及抗战的最后胜利
1941～1942年，是敌后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为克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制定了巩固解放区的十大政策。1941～1942年先后在解放区进行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为战胜困难、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中国人民打倒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于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制定了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马列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八路军、新四军完成了1945年对日军的夏季攻势作战，对日军占领的点线的包围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在行动上取得了主动地位，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日本政府置之不理。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随后各根据地对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战争。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抗战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