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及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治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扶植下，坚持独裁、内战、卖国的方针。中国人民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两种命运的大决战。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方针是明确和一贯的，就是坚决反对内战，阻止内战，争取通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逐步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19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商“国家大计”。对争取和平有真诚愿望的中国共产党于8月25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并于次日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双方代表经过43天的谈判，于1945年10月10日正式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坚决避免内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协议的签订不但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利，而且还有力地推动了国统区的民主运动。
面对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还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巩固解放区，积极为粉碎国民党进攻做准备：首先，建立东北根据地，深入农村、开展土改、进行剿匪反霸；其次，在各解放区开展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群众性的练兵运动；第三，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以进—步调动农民的生产和革命积极性。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全面内战爆发后，蒋军在各个战场发动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防御。到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歼敌70余万人，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随后，蒋介石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在陕北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和沙家店战役的胜利，在山东取得孟良崮等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经过一年作战，迫使蒋军转入战略防御。
在战争第一年取得重大胜利的有利形势下，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同时，全国各解放区战场也纷纷发起强大攻势。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蒋介石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二）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及中国革命的胜利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9月，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随后从1948年9月～1949年1月，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正确指挥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决战。三大战役共歼敌150多万，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标志着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
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说明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七届二中全会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在理论上、政策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1949年4月1日，国共两党开始在北平举行谈判。4月20日，南京政府秉承蒋介石的意志，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摧毁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
1949年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为中国人民的大宪章，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压榨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和内外战乱频繁、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这是十月革命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取得基本胜利，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已到来。中国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进入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
第三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
（一）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新中国在成立初期面临着极其严峻复杂的形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各种形式对新中国进行封锁禁运；国民党残余势力继续进行疯狂的破坏活动，做垂死挣扎；广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尚未展开，封建势力没有肃清，广大农民还未真正解放；长期受战乱破坏和国民党掠夺的国民经济，陷入极端混乱和全面破产的局面。
新中国所继承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因此，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头几年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新中国成立头3年，我党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了20%，三年中平均年递增率为21.1%，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
（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952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我国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1953年，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在这两个决议指导下，中国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稳步开展。1955年上半年，全国兴办初级农业合作社，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从1955年秋到1956年底，合作化运动进入建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同时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国家在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1949～1956年，在短短7年内，我国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使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占绝对优势，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基本上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建立起来，中国已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
二、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全党缺乏足够的理论和思想准备。
为了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则是这一探索的开始，为党的八大的召开作了准备。1956年9月15～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同时，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在国家工作方面，大会要求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加强各民族团结，提出了在全国执政的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方针。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二）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为进一步密切党同广大群众的关系，落实八大的决议，这一年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在整风的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虽然一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在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会后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未经认真的调查和试点，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
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乱子。从1958年底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察觉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又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导致我国经济从1959～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中央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又先后制定并试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措施，从而使1962～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且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1963～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一些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和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在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虽然遇到过严重的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布局的。以1957年为基期，在1958～1965年的8年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938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531个。总之，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