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司马迁的一生，他是一个幸运儿，因为他生长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又是一个不幸者，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专制的时代。他的一生，是备尝艰辛，忍辱负重的一生；又是艰苦奋斗，百折不挠，使自己生命大放光华的一生。
司马迁《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继承前人着述体例的基础上，“勒成一书，分为五体”的。创造性地发明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学编纂方法，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史记》所采用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把五种体例有机地组合在一部书里，使它们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这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五体结构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本纪是全书的提纲，它以王朝的更替为体系，用编年的形式，提纲挈领地记载各个时期的国家大事。由于《史记》记述的是各个历史阶段中的主宰者，所以司马迁不能完全摆脱“以天子为本纪”的思维模式。可贵的是，司马迁不拘泥形式，从实际出发。他没有仅仅着眼于帝王，而为不是皇帝的项羽和吕后作了本纪。司马迁认为项羽和吕后虽然不是名义上的帝王，却是一个历史时期中的实际主宰者。项羽率领起义军推翻秦的统治，号令诸侯，也是掌握一代政权的统治者，因而为他立了本纪。至于为吕后立本纪，也是因为吕后临朝称制，掌握着实权。可见司马迁是尊重历史事实。《史记》中的12本纪，根据时间顺序和义例，可分为主要阐明德治思想的有：《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
主要揭示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在二个本纪中，司马迁对“以力”得天下者，做出“得之难”“失之易”的结论。
主要强调德治《高景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在五个本纪中，司马迁从刘邦以德得天下，讲到吕后、文、景之德政，充分肯定了汉的德治。
《史记》中的表，表即表格。是用谱牒的形式记载史事，它既可概括错综复杂的史事，又表现出历史的线索，因而能对纪、传载述的史事起到纵经横纬的联结作用。历代学者评价颇高。宋代学者吕祖谦说：“《史记》十表，意义宏深，始学者多不能达。《三代世表》以世系为主，所以观百世之木支也。《十二诸侯年表》以下以地为主，故年经而国纬，所以观天下之大势也。《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以下以时为主，故国经而年纬，所以观一时之得失也。《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大事为主，所以观君臣之职分也。”（《大事记解题》卷一）清代学者吴见思说：“诸表画而不图，纵横明晰，于列国楚汉时事，纷然之际，开卷无不了然。此法创自史公是千古绝奇文字。”通过学者们的研究和分析，《史记》表的意义与作用，主要突出在：
一是，简要明晰地揭示天下大势。《史记》的本纪、世家对某国某一时代已做详述，自成体系，线索也都十分清楚。把本纪、世家记载的内容综合在一起，以简明的形式表现一个时代的总貌和天下大势，这是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史记》的表正好起到了简要明晰揭示天下大势的作用，清代学者牛运震说：“表以着年，以事附之，自宜摘其会盟征伐兴衰成败大事列于篇，要以简要明晰为贵，一切闲文细事，均宜从略。”
二是，提纲挈领地表现四体的内容。表把《史记》其他四种体裁的内容提纲挈领地表现出来，对其他四种体裁所记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分别把100多人和72国受封者的功绩、履历、官爵、封邑、传国、失候等内容，简明地展现出来，既省笔墨，又补四体之不足。这正如牛运震所说：“年表者，所以较年月于列眉，画事迹于指掌，而补纪、传书、志之所不及也。”（《史记评注》卷三）
三是，建立了我国古代的年代学理论。《史记》十表明确地把历史分为古代、近代、今世三个段落，五个时期。司马迁通过创立十表，对历史作分期断限的研究，从而找出历史的大事变，如西周共和、孔子卒、秦亡、陈涉起义、刘邦称旁等作为历史断限的界标，这种分期标准在今天看来虽然不够科学，但是在当时却是十分难得的。十表的创立，为建立我国古代年代学理论打下了基础。所以宋代学者郑樵（《通志·总序》）说：“《史记》一书，功在十表。”
《史记》于表之后，立有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书。司马迁在《自序》中有说明：“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因而告诉，八书是分门别类的典章制度文化史。司马迁在八书中不仅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历史变化，而且像贾谊上《治安策》一样，借八书抒发他对社会现实的种种看法，“以究治道”。
清人赵翼（《二十二史劄记》）说：“八书乃史迁所创。”八书的创立，在史学上是有重大贡献的。班固的《汉书》创造性地发展了《史记》中这一体例，写了十志。到了《新五代史》中又叫考。《通典》、《通志》、《文献通考》都属于文化史的性质，八书为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司马迁在《自序》中对立世家的目的讲得十分明确：“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司马迁明白指出，世家记载的是“辅拂股肱”，“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人。
30世家的序列是：吴、齐、鲁、喜、管蔡、陈杞、卫、宋、晋、楚、越、郑……这是按诸侯祖与周的亲疏和开国时功劳大小为排列顺序的。
30世家中的《赵世家》至《田敬仲完世家》4篇，是《六国年表》所列战国之世以暴力夺权而得为诸侯。自《吴大伯世家》至《田敬仲完世家》16篇，写的是贵族诸侯，以编年记事，形式上同本纪没有什么区别。司马迁把外戚和宗室列入世家，对开国功臣列入世家，旨在褒显其历史功绩，这里寓有微妙的讥刺之意。对汉初叛国诸侯因为他们没有起到“辅拂股肱”的作用，故降为列传，以示贬抑。而对既无功绩又无过错的衡山王吴芮，只记入年表。由此可见，《史记》的体例，是有深刻寓意。
列传。传本是与经相对立而言的，是解释经书的东西，把传用为一种记史体例，也是司马迁的首创。司列传是记载各个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各种人物的历史。司马迁规定了入传的标准，他在《自序》中说：“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面对那些“无所能发明功名有着于当世者”（《史记·张丞相列传》），则不为之立传。列传是《史记》全书篇幅最大的部分是比其他四种体裁所包括的内容更为广泛。
70列传的排列，以时代为序，作者略古详今，连类相及。伯夷是三代的惟一代表，故《伯夷列传》为传首。《管晏列传》至《仲尼弟子列传》6篇，传春秋时代人物。《商君列传》至《田单列传》15篇，传战国时代人物。战国四公子蝉联，苏秦、张仪比邻。鲁仲连至《屈原贾生列传》均战国之世人物以及汉代的邹阳、贾谊。吕不韦至《蒙恬列传》，序辅佐秦国兴起的人物，他们都注重暴力，轻视民力。《刺客列传》插在辅秦人物中间，是反暴人物。这些都表现了连类相及之义。以下汉代人物的传记，也是按历史顺序分列。从《张耳陈余列传》至《田儋列传》6篇，序楚汉相争人物。自《樊郦滕灌列传》至《季布栾布列传））6篇，皆辅汉功臣义士。自《袁盎晁储列传》至《吴王濞列传》6篇，除《扁鹊仓公列传》因连类相及战国人物扁鹊外，余皆叙文、景时代勤于王室的人物。自《魏其武安侯列传》至《淮南衡山列传》12篇，主要是武帝时期人物的传记。
司马迁把列传分为专传、合传、附传和类传四种。专传即一人一传，如《孟尝君列传》、《魏公子列传》等。合传有的取其人品相近，如《张释之冯唐列传》；有的取其彼此相关，如《魏其武安侯列传》；有的取其学术思想相承袭，如《老子韩非列传》。在写法上，两人以上的合传，有的是并列叙述，无所谓孰轻孰重，如《管晏列传》，有的一人为主，旁人附录，这就是附传，如《孟子荀卿列传》，除孟子、荀卿为主传外，还附有驺子、田骈、慎到等十几个人物。类传是按行事相类或属性相同加以编排，如《循吏列传》专记遵纪守法的官吏，《酷吏列传》专记严刑峻法的酷吏，《游侠列传》邮电部专记轻生尚义、救人危难的侠士。匈奴、南越、东粤、朝鲜、西南夷、大宛等四方少数民族列传分别插在人物列传之中，与相关的人物并列，等同天子臣民，表现了司马迁的民族统一思想。列传是《史记》中的精华，从丰富的思想内容，从文笔的精彩，是值得视的重要部分。《史记》是一部规模宏伟，结构严谨的纪传体通史，是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
司马迁在开创五体结构撰史方法后，为了能够直接阐述自己的思想，他首先创造了“寓论断于序事之中”的评论方法史评形式。顾炎武于《日知录》卷二十六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未载卜式语，《王翦传》未载客语，《荆轲传》未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未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未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日知录》中所说，都是司马迁借别人的评论表达自己观点的实例。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撰写《史记》中，仅靠“寓论断于序事”这种形式，还是远远不够的。《史记》是一部纪传体着作，在载述一个历史人物传记后，有时便需要对这个人物做一个总的评价，而“寓论断于序事”的史评形式是无法达到这个要求的。司马迁便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古籍中的“君子曰”的基础上，创造了用“太史公曰”的形式，对各种历史事件进行评论，对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予以褒贬，对纷坛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某种说明。“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直接作出的论述，更能反映出他的思想和观点。如《项羽本纪》篇后的“太史公曰”。司马迁先以非常简明的笔法，勾画出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形势，继而写出项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的英雄业绩，称之为“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分析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司马迁对项羽进行了批评，说：“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这段批评，非常深刻，是对项羽的全面评价，褒贬得十分得体，令人信服。
《史记》全书有“太史公曰”130余条，大多被安排在每篇结尾，个别的有放在篇首或散见于篇中的。（牛运震：《史记评注》）。“太史公曰”的内容非常广泛，它们“或隐括全篇，或偏举一事，或记其游涉所亲见，或征引典籍相参合，或于类传之中摘一个以例其余，或于正传之外摭轶事以补其漏，皆有深意远神，诚为千古绝笔”自司马迁“太史公曰”史评新形式开创后，得到了后世史学家的相率效仿。班固《汉书》曰“赞”，荀悦《汉纪》曰“论”，陈寿《三国志》曰“评”等。
司马迁首创的一种撰史方法互见法。它把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或一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散在数篇之中，参错互见，彼此补充。司马迁创造互见法的原因以及此法在《史记》中的具体运用和作用，学者们有详细的评论。勒德峻在《史记释例》中说：“一事所系数人，一人有关数事，若各为详载，则繁复不堪，详此略彼，则互文相足尚矣。”张舜徽先生在《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说：
“古代历史书籍，特别是由一手写成的作品，在组织材料时，有着预定的义例，对于材料如何安排得更合理，更重要，是费了多番考虑的。尽管是一部规格庞大的书，也必然体现出篇与篇之间，错综离合，彼此关联的精神。这一精神运用在写作上最早而最成功的，自然要推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已将某段材料摆在甲篇，遇到了乙篇有关联时，便清楚地作出交代说：“事见某篇”，“语在某篇”。例如《周本纪》说：“其事在周公之篇”；《秦本纪》说：“其事在商君语中”，又说：“其语在《始皇本纪》中”；《秦始皇本纪》说：“其赐死语，具在《李斯传》中”；《吕后本纪》说：“语在齐王语中”；《孝文本纪》说：“事在吕后语中”；《礼书》说：“事在袁盎语中”；《赵世家》说：“语在晋事中”；《萧相国世家》说：“语在淮阴事中”；《绛侯周勃世家》说：“其语在吕后孝文事中”。这一类的交代，在全书中不能尽举，都是唤起读者们不要把每篇记载孤立起来看，应该联系他篇来参考问题。”
从评论中看出，司马迁在《史记》中广泛使用互见法的原因，主要是组织材料的需要。《史记》五体彼此配合，能容纳丰富的历史材料。在具体运用过程中，会遇到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史记》记载的时间长，事件多，人物众，场面大。有时一个场面就会牵涉到众多人物，联系到各个方面，都不是一纪一传所能全部概括的。比如长达数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参加的人成千上万，主要角色有数十人，一个环节，一个场面，如鸿门宴，涉及到项羽、刘邦、张良、樊哙、项伯、范增等多人。假如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将这些在每个与之相关的人物传记中都加以叙述，那势必会造成记事重复冗赘。如果只在某一传中加以叙述，而在其他传中忽略不提，不能真实而全面地反映历史，无法体现传主的全貌。为了合理解决这一矛盾，处理历史材料，司马迁创立了“详此略彼”、“互文相补”的互见法。据清人李笠在《史记订补》中说，司马迁创立互见法的另一原因是，因“避讳与嫉恶，不敢明言是非，（但亦）不忍隐蔽其事，故互见焉”。这看法也颇有道理。司马迁是一位敢于秉笔直书，富有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细读《史记》，司马迁写汉代帝王，每篇本纪都以肯定为主，将他们庸俗、暴戾的一面分散在其他传记之中。如《高祖本纪》详细记述了刘邦由起事反秦、楚汉相争，国家统一、建号称帝的全过程，对刘邦的以德抚民得人心，顺应历史潮流，尚智不尚力，知人善任等等诸多优点大加渲染，生动描绘，证明他是一个具有雄心大略的政治家。对于刘邦的冷酷无情和恶劣品行，则大都写到其他篇章去。如《项羽本纪》中写刘邦的卑怯自私；在《淮阴侯列传》等篇中残杀功臣的种种卑劣手段。仅看《高祖本纪》还远远不够，对刘邦作出全面公允的评价，只有在各篇中的记载，方可做到，这正是互见法的高明之处。
褚少孙曾补写过《史记》中的某些篇章，他在《三代世表》中，以问答的形式指出了《史记》的存疑手法：
”张夫子问褚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谬乎？”
褚先生曰：“不然。《诗》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手！一言有父，一言无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
“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即“两传存疑”。这是司马迁所用互见法的一种形式。例如关于崇疑虎之谗西伯这段史实，《殷本纪》是根据《战国策·赵策》及《吕览·行论》所载材料而写的，《周本纪》所载为异说，《淮南子·应道训》有类似记载，说明司马迁另有所本，故两存之。
